第八章 鲜血洗矛
1877年3月，英国新任高级专员巴尔特勒·弗里尔爵士抵达开普敦总督府时，审视了他在南非的领土，他相信自己即将建立一个新的英国自治领，这将是他辉煌事业的最高荣耀。前景似乎是乐观的。19世纪70年代的开普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由西格里夸兰的钻石工业所带来的持续繁荣，铁路、港口和公路的投资迅速增长。白人人口达到了25万。此外，开普的野心在很大程度上与大英帝国的目标不谋而合。开普殖民地的政治家主张扩大开普在南部非洲的影响力，以此作为确保法律、秩序和发展的手段。19世纪70年代，开普政府承担了位于开普和纳塔尔之间的巴苏陀兰与特兰斯凯（Transkei）大部分领土的行政管理责任。尽管在邦联制的优劣上存在分歧，但在英国争夺该地区的霸权过程中，开普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令弗里尔沮丧的是，他很快被一系列非洲人的起义搞得焦头烂额，这些起义大多因为白人统治及其诸多表现而发生，如治安法官、传教士、农民、劳工代理人、苛捐杂税和掠夺土地。弗里尔并没有如愿在该地区施加权威统治，相反，他发现他的领土外围正受到威胁。
1877年9月，格列卡科萨人袭击了开普警察局的一个哨所，这标志着第9次科萨战争的开始。后来，开普殖民地的恩吉卡科萨人也加入了他们。殖民军队和英国援军花了7个月的时间镇压叛乱，花费了175万英镑。1878年2月，西格里夸兰爆发叛乱并迅速蔓延，科伊科伊人、提埃尔黑平部族和科拉部族也都投身其中。这次叛乱影响到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殖民地北部和西部的领土。
弗里尔将这一浪潮解释为“异教徒领地全体不约而同地一起悍然反叛白人文明”的行动，它阻碍了邦联的建立，需要被彻底消灭。他和开普的官员认为，只要允许独立的非洲酋长领地存在，反对白人政权的“黑人阴谋”的危险就不会消失。在这些领地中，最强大的是祖鲁兰。在英国军队——使用新式马提尼亨利步枪——镇压了科萨叛军之后，弗里尔的目标就转为迫使祖鲁兰屈服。在推进这项新战略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德兰士瓦执政官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的全力支持，后者是英国在祖鲁人问题上的权威。
在近50年的时间里，祖鲁兰一直是一个拥有强大军队的军事化国家。19世纪20年代，它对邻近的非洲酋长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30年代，他们又与布尔人迁徙者发生了冲突。1838年，祖鲁人在尼科姆河大败，这次战斗被布尔人称为“血河之战”，即使如此，祖鲁军队仍然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祖鲁人定期招募新的青年军团，训练近身作战，然后将他们派驻全国各地的兵营。每个年轻的祖鲁人都渴望用敌人的鲜血来“血洗短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在国内争端中，大规模屠杀和任意处决的现象也司空见惯。
当英国于1843年建立纳塔尔殖民地时，祖鲁国王姆潘德（Mpande）同意了祖鲁兰和纳塔尔之间沿着图盖拉河和布法罗河划定的边界。由此，边界保持了相对平静。姆潘德竭力避免与白人的直接对抗，并与纳塔尔的土著事务秘书谢普斯通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然而，当布尔人定居者进入被英国当局视为祖鲁人领土的土地时，双方在祖鲁兰与德兰士瓦的西北边境不断发生摩擦。姆潘德没有发动战争，而是在1854年将布法罗河和血河之间的一块肥沃的土地割让给布尔人，这就是后来的乌得勒支地区。但是布尔农民继续向东渗透到西北边界的邻近地区，占领了更多祖鲁人的领土。姆潘德多次请求谢普斯通协助调解边境争端，1869年，他甚至建议建立一个“中立”的英国缓冲区，以制止布尔人的侵犯。谢普斯通对祖鲁人的诉求表示支持，英国政府也反对布尔人扩张，然而随着战争威胁的不断升级，这场争端仍在继续。
1872年，姆潘德去世，他40岁的儿子塞奇瓦约继位。塞奇瓦约身材高大，胸襟宽阔，举止高贵，有着祖鲁王室家族特有的粗壮的大腿。在内部竞争的困扰下，塞奇瓦约邀请谢普斯通参加他的“加冕礼”，希望凭借英国的支持增强实力。谢普斯通正式接受了这个邀请，热切地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英国对塞奇瓦约的影响。他后来解释说：“我觉得有义务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改善一个在世界上最具压迫性的专制统治下的民族的生存状况，这是我代表一个文明种族的政府应做的。”
1873年8月，在110名白人士兵和300名非洲辅警的护送下，谢普斯通进入祖鲁兰。在马哈拉巴蒂尼平原（MahlabathiniPlain）上的一个军事营地里，他与塞奇瓦约进行了两天的讨论，最终发现塞奇瓦约是一位娴熟的谈判者：
塞奇瓦约是个很有能力、很有魄力且举止稳重的人。和他谈话时，他都非常直率、诚恳，在我所遇见的所有土著首领中，他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我并不认为他是好战的，即使如此，他的肥胖也会让他变得谨慎。他自然而然地为家族的军事传统感到自豪，特别是他的叔叔和先王沙卡的霸业宏图，他频频提到这一点。然而，他的睿智使他能够清楚地看到周边新环境的影响，以及调整他的政策使之适应时局的必要性。
塞奇瓦约坚持认为，无论布尔人是否在包括德拉肯斯堡在内的整个乌得勒支地区定居，这片土地都理所当然地属于祖鲁兰。为了防止布尔人的进一步蚕食，他提出把所有争议领土割让给英国人。但谢普斯通却无法接受，因为他知道此举会惹恼布尔人。
塞奇瓦约的加冕礼于9月1日举行。众多酋长和议员出席了这一集会，谢普斯通以完美的祖鲁语向各位酋长和顾问大臣致开幕辞，并将英国提供的支持一一阐明，其中包括停止滥杀和任意的处决。然后，谢普斯通把塞奇瓦约带到一个英国军队支起的大帐篷里，把一个华丽的王冠戴在他头上，而他身上披着长达75英尺的红金相间的斗篷，王冠和斗篷都是由英国使团提供的。在外面，军乐队奏起了乐曲，炮兵分队鸣放了17响礼炮。
四年后，当英国接管德兰士瓦时，根据英国先前的承诺，塞奇瓦约认为他将能够夺回失去的领土。此时边界争端已经恶化了16年。在此期间，布尔人占领了祖鲁人的土地和牛群，而谢普斯通却敦促祖鲁人保持节制和克制，他们也完全照办了。他们已经以书面形式提供了关于案件的完整陈述。现在，塞奇瓦约希望这件事得到解决。
现在德兰士瓦是英国领土，我想让“民族之父”（指谢普斯通）把布尔人从德兰士瓦的低地赶走，那里离我的国家很近。布尔人是一个骗子民族；他们是坏人，他们撒谎，他们霸占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还凌辱我的子民。
但事实证明，谢普斯通是个反复无常的朋友。他一被任命为德兰士瓦高地的霸主，就主张“更彻底地控制祖鲁人的国家”，不管是通过“兼并还是其他方式”。他更关心的是安抚不满的布尔人，而不是满足祖鲁人的领土主张。
塞奇瓦约对兼并的说法感到震惊，对谢普斯通的意图也越来越怀疑，他告诉传教士：“我爱英国人。我不是姆潘德的儿子。我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孩子。但我也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必须得到相应的待遇。‘民族之父’必须礼貌地对我说话。我不会听别人指手画脚……否则我就会立刻完蛋。”
1877年10月，谢普斯通在血河附近与祖鲁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气氛糟糕的会议，他建议祖鲁人在土地问题上与布尔人达成妥协，这激怒了祖鲁人。会议在混乱中结束了。谢普斯通对伦敦方面说，祖鲁代表团的“要求是苛刻和不合理的，这群人的语气非常自信，几乎是挑衅性的，在各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整个会面似乎没有丝毫妥善解决问题的希望”。
现在，谢普斯通转而打算报复塞奇瓦约。他坚称自己掌握了“最无可辩驳、压倒性的、最清晰的证据”，而这些在此前从未被披露。他极力支持布尔人对争议领土的主张，并认为祖鲁人“擅长撒谎，背信弃义，让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是野蛮人”。
谢普斯通向伦敦发报时，对保留塞奇瓦约政权一事提出了谴责，说这一举措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他说：“祖鲁政权是南非所有麻烦和困难的根源与力量所在。”1877年12月，他告诉卡纳封：
只要塞奇瓦约还在，每个独立的小酋长都会秘密地把他当作希望，他们希望黑人能占上风，直到这个希望破灭，他们才会下定决心服从文明的统治。
他争辩说，在开普爆发的科萨战争受到祖鲁国王的鼓励。1878年1月，他对弗里尔说：“我百分之百确信，在祖鲁政权解体之前，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弗里尔已经摩拳擦掌，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于是欣然同意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打倒塞奇瓦约，将会给所有的非洲酋长一个有益的教训。
英国政府自然不会反对在恰当的时候吞并祖鲁兰，但它仍然感到紧张，因为谢普斯通跃跃欲战，可能会在万事俱备之前就贸然采取行动，而英国希望尽量避免战争。为了争取时间，英国授权一个边界委员会去调查争端。鉴于谢普斯通保证给予争议领土合法所有权，弗里尔满怀期待地认为边界委员会会支持布尔人的主张，从而刺激祖鲁人发动叛乱。但在1878年7月，边界委员会宣布支持祖鲁人的主张。“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报告说，“这片所谓的‘有争议的领土’从来没有被布尔人占领过，但一直居住着诸多边境部落，他们从未转移过，布尔人利用这片土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放牧，这本身就证明不了什么。”德兰士瓦政府从未行使过任何民事或刑事管辖权，也从未管理过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土著居民。它从未从祖鲁居民那里获得过税收或地租，也从未在那里任命过任何政府官员。在收到这份报告后的5个月时间里，弗里尔一直拒绝宣布调查结果，还想出了另一种方式来挑起战争。
以纳塔尔受到祖鲁人入侵的威胁为借口，弗里尔从开普派遣英军增援部队前往纳塔尔。塞奇瓦约迅速向英国官员表达了关切：
我听说军队往纳塔尔去了，他们要攻击祖鲁人，并逮捕我；我做错了什么，以至于像一个“捣乱分子”一样被抓？英国人是我的父亲，我不想和他们争吵，我只想像以前那样跟他们和睦相处。
弗里尔对这些抗议置若罔闻，而是继续谈论祖鲁人入侵的危险，他在给殖民地部的报告中声称，塞奇瓦约麾下有6万名战士，随时准备穿越边境；他坚称，纳塔尔的人民是“在火山口上酣睡”。
英国政府对他的警告感到担忧，于是授权向纳塔尔再派遣两个营，但仍然希望能够避免战争。英国大臣们面临的困难是，他们无法即时指挥弗里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通开普或纳塔尔的电报线路。从伦敦来的电报电缆只能到达佛得角群岛；从那里坐船，至少要16天才能将消息传到开普敦；信件和电报从伦敦出发，送到弗里尔那里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由于存在时间差，弗里尔能够争辩说，他需要对当地的事件做出即时反应，而不是等待政府批准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这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完全无视政府指令的借口。
但无论如何，弗里尔和他的军队指挥官切尔姆斯福德（Lord Chelmsford）勋爵都没有料到会发生什么，他们以为进行一次短暂而猛烈的进攻，祖鲁人的抵抗力量就会崩溃。在不久之前痛击科萨人之后，切尔姆斯福德对此信心满满。他在11月写信给下属：“我认为，一旦感受过马提尼亨利的厉害，祖鲁人就会大吃一惊，以后再也不敢造次了。”
12月，保罗·克鲁格在第二次访问伦敦后返回德兰士瓦，途中经过德班时，弗里尔问他是否愿意以顾问的身份投入战争，并建议他说出自己想要的奖赏。“我的国家和人民的独立。”克鲁格回答道，并拒绝了请求。不过克鲁格还是同意与切尔姆斯福德讨论对祖鲁人发动战争的最佳方式和方法。他警告说，每当英国军队建立营地时，应该像布尔人那样，把他们的马车围在一起，并派出侦察兵和间谍向他们通报祖鲁人的动向。然而这个忠告无人理会。
弗里尔用来挑起战争的伎俩是他在1878年12月11日向塞奇瓦约发出的最后通牒，其中包含了后者显然无法接受的条款。弗里尔告诉塞奇瓦约，他必须解散他的军队，废除他的军事制度，实际上就是要他消除权力来源，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后果。他给了塞奇瓦约30天的时间。为了确保不受到伦敦的干涉，弗里尔推迟了向殖民地部报告他的最后通牒，直到为时已晚，无法撤销。他向祖鲁人提出的要求的全文，直到1879年1月2日才传到伦敦。那时，切尔姆斯福德已经在祖鲁兰边境集结了一支1．8万人的军队——有英国士兵、殖民志愿者和纳塔尔的非洲人士兵，准备入侵祖鲁兰。
1月11日，切尔姆斯福德在罗克渡口（RorkesDrift）渡过布法罗河，这里曾是一个爱尔兰商人建立的老商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传教站。他指挥着一支4700人的远征军，其中包括1900名白人士兵与2400名非洲协军。他原想沿着一条马车道前进，这条路从罗克渡口往东60英里，直通塞奇瓦约的首都翁迪尼（Ondini）。由于路况不佳，他决定在路边设立一个临时营地。在亲自侦察该地区后，他选择在伊散德尔瓦纳扎营，该地离罗克渡口12英里，他对几名下属的疑虑也不以为然。切尔姆斯福德没有在营地周围挖掘任何战壕或设置其他防御工事，因为他认为这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他也没有下令进行足够的侦察以排除全副武装的祖鲁人对英国士兵发动猛烈突袭的可能性，尽管祖鲁人以这种类型的作战而闻名。
1月22日，天刚亮不久，切尔姆斯福德就率领军队主力离开营地，径直向东南方挺进，他们在乡野里进行扫荡，无视祖鲁人的部队正向伊散德尔瓦纳移动的报告。上午9点30分，一名信差带着营地指挥官于8点写下的便条飞奔到切尔姆斯福德所在地，并警告说：“祖鲁人正在营地的左前方集结。”一名参谋问切尔姆斯福德：“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切尔姆斯福德回答说：“没有什么可做的。”尽管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切尔姆斯福德陆续接到情报，但他还是留在了战场上，没有往伊散德尔瓦纳增派援兵。
英国军队在那天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一支由2万名战士组成的祖鲁部队冲进伊散德尔瓦纳营地，歼灭了第24团的6个连。总共大约有1360人死亡——870名白人士兵与490名黑人协军和非战斗人员。在总共1700多名士兵中，只有55名白人和350名辅助士兵幸存。估计有1000名祖鲁人被杀。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另一支祖鲁部队袭击了位于罗克渡口的传教站，英国已将其改建为临时医院。由于已被预警了祖鲁人的到来，一支由100人组成的英国小分队用木制饼干盒和装有玉米芯的袋子做成的路障，设法抵挡住了持续12个小时的猛烈进攻。
英军败于长矛部落带来的冲击在南部非洲蔓延开来。在整个纳塔尔，白人群体陷入恐慌之中，担心祖鲁人入侵的浪潮很快会将他们统统淹没。在伦敦，迪斯雷利不仅对英国军事威望遭受的打击感到羞愧，而且对弗里尔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感到愤怒。从没有人怀疑英国军队最终会在祖鲁兰大获全胜，但它却在伊散德尔瓦纳战败了，这使英国在面对敌对的欧洲列强时备受耻辱。唯一的一线光明是罗克渡口的英勇防御。在灾难时刻，英国想听到关于英雄的声音。捍卫罗克渡口的英军共被授予了11个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同时，切尔姆斯福德迅速地掩盖了他在伊散德尔瓦纳灾难性的指挥失败，而把责任归咎于下级军官。
为了恢复在南部非洲的权威，英国不仅要粉碎抵抗力量，还要摧毁祖鲁王国。塞奇瓦约陆续派了许多特使到弗里尔那里：“我做了什么？我只想要和平。我只求得到和平。”但是弗里尔没有心情听。在增援部队的加持下，在装备了火箭、大炮和加特林机枪后，经过5个月的艰苦战斗，英国军队在乌伦迪战役中消灭了塞奇瓦约的最后一支突击队。1500多名祖鲁战士战死，而英军仅损失13人。
新任英国总督嘉内德·沃尔斯利爵士（SirGarnetWolseley）被派去处理非洲东南部这个麻烦的地区，他在纳塔尔、祖鲁兰以及德兰士瓦拥有“最高民事和军事权威”的权力。英国内阁想要的是由一个“独裁者”来解决混乱。沃尔斯利是当时最著名的英国将军，有着不计后果的大胆记录和天才般的组织能力。他曾在克里米亚、缅甸、印度和中国服役。不久之前，他在西非领导英军镇压了阿散蒂人（Ashanti）的叛乱，并短暂地担任了纳塔尔省省长。他也贪慕虚荣，口无遮拦，常常蔑视他人。
很快，沃尔斯利就把塞奇瓦约关进了开普敦的监狱，把他的王国分裂成了13个“小王国”，剥夺了塞奇瓦约所属的乌苏图（Usuthu）部族的地位、土地和牲畜，并奖励了那些曾经站在英国一边或早早投降的祖鲁人，无情地展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祖鲁兰南部相当大的一块土地被送给了一位白人冒险家约翰·邓恩（John Dunn），他曾经是塞奇瓦约的盟友，却在战争一开始时就背叛了他，加入了英国的阵营。全部“争议领土”都被割让给了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沃尔斯利声称，他的“解决方案”为和平、幸福和繁荣奠定了持久的基础，但这只导致了祖鲁人各派之间长久且激烈的冲突。
接下来，沃尔斯利将注意力转向摧毁德兰士瓦东部塞库库尼统治的王国。1879年11月，他召集了一支由英国军队、殖民志愿者、德兰士瓦的非洲协军和8000名斯威士战士组成的杂牌军队，摧毁了塞库库尼在特萨特的首都。沃尔斯利率领纵队沿山谷向该镇进发，斯威士军团则从其背后的高地下来。战斗在几个小时内就结束了。塞库库尼被囚禁在比勒陀利亚，他的追随者纷纷被流放到新的定居点，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
沃尔斯利认为，展示大英帝国的力量，会平息德兰士瓦布尔人的不安情绪，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是，英国人摧毁塞奇瓦约和塞库库尼的力量，反而一举解除了德兰士瓦布尔人的两个心腹大患。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个摆脱英国的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