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的背影

引言 何为“中东”？

一、何为“中东”及中东文明？

历史并没有终结。世界历史上的中东，既是过去的中东，又是现在的中东，还是未来的中东。中东作为一个地理现实存在既久，但“中东”这个政治地理术语本身，却是近代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一个产物。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崛起之后，欧洲人对世界政治地理的划分便同时开始了。那当然是以西方为标准和参照的，从欧亚的划分来说，欧洲的边界似乎是清晰的，根据欧洲保守主义的界定，欧洲有三大传统——罗马帝国、基督教文明、启蒙现代性，欧亚大陆不具有这些传统的部分便成了亚洲。在欧洲列强向东方探索和征服的过程中，它们按照离自己的远近，分别把东方不同的地区称为“远东”“中东”“近东”，这三个概念后来就通用于国际社会了。“远东”基本上就是东亚（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国家），“近东”指距离西欧较近的国家和地区，过去主要指欧洲的巴尔干国家、亚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一般不再把巴尔干国家称为近东国家了。目前在国际上，“近东”一词已比较少用。

“中东”最早特指伊朗和阿富汗，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了。目前，学术界将“中东”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中东指亚、非、欧三洲接合部的西亚北非国家和地区（阿富汗除外），广义的中东则泛指东起阿富汗，西到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北边包括土耳其，南边涵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由于中东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中东”又常与伊斯兰国家相联系。

历史地看，中东地区出现过多个重要的世界性文明。中东地区的文明，曾经是人类文明的至高点之一，产生了影响全世界的文明成果。中东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埃及、伊朗等地，都出现了重要的古代文明。在古犹太教的基础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相继出现。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更是影响至今，遍布全球，也持续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中东在多个方面具有某种“中间”地位。一是地理方位的“中间”。自古以来，中东就是东西方交通的要道。自郑和下西洋以及15世纪后期开始的欧洲人的大航海以后，人类历史进入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中东则是东西方交流的枢纽。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间”属性。从政教关系的传统看，基督教欧洲是“一神教+教会”，亚洲是“非一神教+非教会”，伊斯兰中东则是“一神教+非教会”。这样笼统地看，中东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

中东文明断裂与延续并存。所谓断裂，最重要的是指7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与扩张，原属于基督教文明的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马格里布、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区，以及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两河流域出现了伊斯兰化。然而，这种断裂中也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如黎巴嫩、埃及等国家，仍然存在一些基督徒。从一神教（亚伯拉罕宗教）的角度来看，东罗马帝国基督教地区的伊斯兰化，仍然是一神教的延续。如果把现代性视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其所带来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在19世纪以来的中东地区，又造成了另外一种断裂，那就是穆斯林社会的世俗化和现代化。

古代的文明对现代中东仍然意义重大。对现代人而言，古代文明虽然主要是存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的东西，但是，在20世纪的历史上，古代文明又成为各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的资料和资源，主要表现为其在长久的历史断裂之后，又重新被建构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对于概念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人们在谈论中东的时候，又会提及北非。国内学界往往还会把西亚、非洲放在一块儿说。这些都已经成为人们在使用概念时的习惯，我们只要拿出地图来一看就明白，没必要细究。但深入来说，这不光是因为地缘上的接近，也是因为这里的民族和宗教在历史上发生过大融合；从较近的历史来说，波斯人、阿拉伯人与讲突厥语族语言的不同族群都曾在这里建立起过大帝国，而这些帝国最终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因此，基本上可以说，中东就是一个穆斯林占主导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外延特别广大，往南越过撒哈拉，往东则到达中亚、中国西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文明的扩大在不同方向上有所反复，但这一进程目前仍在进行中。

二、“伊斯兰世界”辨

“伊斯兰世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被笼统使用的概念，但作为一个概念，它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人们也很难对它进行严谨的界定。在日本学者羽田正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一书中，作者对日本学界惯用的“伊斯兰世界”概念进行了反思，这个反思其实也适用于整个学界。通过梳理日本学界代表性学者的用法，羽田正总结得出了“伊斯兰世界”一词包含的四种意思：（一）理念意义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二）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6月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居民多数为穆斯林的地区；（四）统治者为穆斯林且按照伊斯兰教法（sharia）进行统治的地区（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

第一个用法其实是超越时代的、理念意义上的，实际上并不完全能被当作一个有边界的实体，它是理念意义上的穆斯林共同体，实际上也可以用“乌玛”（ummah）来代替。不论如何，它都是一个不易被具体化的概念，因为不清楚它代表谁，其领导是谁，边界何在，等等，人们也就不容易把握它，当然它在穆斯林的理念中仍然是存在的。第二个是现在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也就是伊斯兰国家构成的组织，它与现代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相关，而且有相对明确的地理范围，但对近代以前没有清晰划分国界的时代而言，边缘部分的归属并不明确。另外，还有成员国内部有大量的非穆斯林，还有一些非成员国有大量的穆斯林，使情况更为复杂，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不是构成了所谓的伊斯兰世界，也是有争议的。第三种将居民大多是穆斯林的地区说成伊斯兰世界，这显然是不严谨的。最后一种，历史上统治者是穆斯林而且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的地区，当然这比较符合历史上的情况，无论是阿拉伯的、突厥的还是波斯的政权，确实都有过这种情况，其指代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对现代世界来说，这种界定又不太适用，因为现在没有统治者的观念了，领导人大部分都是民众选出来的，而真正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现代国家也十分罕见。

所以说，“伊斯兰世界”如果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就简单易懂，有明确的地理空间，也就是传统穆斯林的统治势力能够达到的范围。就像历史上穆斯林学者所做的划分那样，把这个世界分为伊斯兰的（Dar al-Islam，意为和平之家）和非伊斯兰的（Dar al-Harb，意为战争之地），还是可以的。但那也更多地是为了强调在不同的地区，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存在差异性。在今天，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对世界做这样的划分了，而且也无法清晰地予以划分。所以，在盲从地使用“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时，我们需要和羽田正一样去追问：为什么过去的概念到了21世纪仍然在被使用？

综观全球，用一个宗教性的概念来指称一个（实在的或想象的）地域，“伊斯兰世界”是极为特殊的，可能也是唯一的。一般地，我们称中国或者东亚这个地区时，不会说“儒教世界”，也很少用“中华文明圈”，大部分人要么说一个国家，要么说一个地理概念：东亚、东南亚、东北亚……那么，为什么人们又会未经省察地使用“伊斯兰世界”来指代一个想象中的更为广大的地方？这是值得反思的。同样地，我们称“西方”比较多，这当然主要是一个文化范畴，但是，一般也不会称其为“基督教世界”。再比如，我们说美国，一般也不会说基督教美国、新教美国。对比之下，对于很多穆斯林生活的区域，我们用一个不严谨的“伊斯兰世界”去称呼，就是令人费解的。

羽田正指出，这就像萨义德曾批判过的一样，上述局面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认知路径所造成的，因为西方力图塑造一个对立面，去确立欧洲的正面性。这个塑造的过程至迟自十字军时代就开始了。后世东方学家们深受这个传统的影响：欧洲无疑是正面的，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就是其对立面。当然，单纯就“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的表面来看，它并没有什么负面元素，也没有明确的地理范围，但是，当在东方学这一视域下看问题时，它就有了帮助欧洲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之作用。经过启蒙的欧洲是理性的、法治的、正面的，从相对意义上看，伊斯兰世界就变成了负面的、宗教狂热的和非理性的。其结果就是，当说“伊斯兰世界”的时候，西方在潜意识中就带有某种负面性，比如可怖的、充满肉欲的、非理性的、人治的……在东方学辅助建立的意识形态下，此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不言自明，就像有了“阳”，就对应有了“阴”。

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是西方在长期面对伊斯兰扩张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他者”。在这之后，人类共有的很多特质，因其负面性，而被仅仅归属于非西方。就像我们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客观地讲，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里面都有原教旨主义的层面，可是，经过西方长时间的“运用”，现在“原教旨主义”已经被等同于伊斯兰的、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这些都是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被灌输进大脑中的分类，其背后当然有一套权力机制。如果对这些分类没有进行自觉的反思，接受它们也就意味着接受其背后的一套价值观。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成为西方的“软实力”，它们能够让人在所谓理性和科学的意义上接受它们的定义和分类，而基本上不再质疑它们的合理性，也就使人逐渐丧失了反思能力。现在，我们知道，那可能是掉进了一个陷阱而不自觉。你在随口说出“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头脑开了一扇门。

发生上述现象，也不难理解。因为，近代世界历史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西欧崛起并把世界历史整合进它开创的现代进程，这里面当然含有实力和权势的因素，但又不只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欧西成为世界的观察者、研究者和范式/规范的创造者、引领者。相对来说，没有同步发展上来的、仍在原来水平上的地区，如东亚的中国、西亚的奥斯曼帝国，就陷入了衰落。实际上，权势的兴衰往往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追问自身为什么衰落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现是自己出了各种问题，器物、制度、文化—文明……甚至外人还会强加上负面的标签：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中国是“东亚病夫”。但历史地看，同样在这些地方，帝国/政权曾有过多次的起落，但从无被说成是“病夫”的情况，有的只是王朝更替，但是从没有对自身文明的否定。

到了近代以后，这个世界变了，对中国来说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理解后面要说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前提，也就是说，对近代的非西方而言，衰落不只是因为战斗力不行，而是因为整个文明体本身已经需要更新或推倒重来，这是更为悲剧性的、彻底的自我否定，意味着方方面面都不如人。

对有着悠久传统的东方社会来说，这个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是很难被轻易接受的。近代世界不再是一个像传统社会那样的王朝更迭、帝国兴衰的世界，而是出现了一个被后人叫作“现代性”（modernity）的新文明，且不管它为何首先出现在欧西，它规定的是全人类的命运。欧西不光自己崛起，还要溢出原本的地域，利用现代文明的优势来扩张，乃至压迫、侵略和殖民东方，从而使得这个新文明超出了狭隘的西方范畴，并造就新的世界秩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西方一方面是衰落的，另一方面还要反抗。作为反抗者，非西方可能是由不同时空的无数个体构成的，但作为落后者，它又是整体性的。

对穆斯林社会来说，既然对方（西方）已经塑造出“伊斯兰世界”，过去是相对于十字军，近代是相对于启蒙了的欧西；那么，作为落后的反抗者，既然已经没有了话语权，也就只能接受那个被塑造出的、具有潜在的负面内涵的“伊斯兰世界”，并在这样的立场上发言，尤其是对认同伊斯兰传统价值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而言，接受“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并不难。从反抗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这个概念时，也会逐渐意识到其原有的负面内涵，从而作为反抗者来重新定义它，并赋予其正面的意义和属性。因为，只有化被动为主动，化负面为正面，化消极为积极，才能号召他们所想象的那个范围广阔的穆斯林共同体——也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去自强或反抗。在此情形下，起源于欧西思想发展产物的一个代名词——“伊斯兰世界”———就日益被穆斯林所接受了。

萨义德的《东方学》和羽田正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这两本书非常相似。羽田正的书考证更为详细，萨义德的书更广博，考察了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之后，西方又出现了关于“伊斯兰世界”很重要的学问，比如伊斯兰世界史。当这些学科出现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穆斯林社会就更没有话语权了。“伊斯兰世界”自身的历史书写本来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王朝史，不是所谓的“世界史”，穆斯林原本没有这个观念，当然也就没有书写这样的历史。但是，由于西方既提出分类，又通过学术的研究让对方接受这套观念，随着西式教育的普及，以及东方人对西方的日益仰视，这套分类体系和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

到今天，东西方都接受了“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上述简单追溯可以说明，这样一个自西方灌输来的概念，尽管容易使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迫于西方自近代以来建立的话语霸权，大家又不得不接受。现代的“伊斯兰世界”概念，跟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这是西方关于东方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个强加给全世界的定义和观念。只是，作为接受方的伊斯兰主义者，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接纳了这一被西方强加的概念标签，又使其成为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础。

我们如果仍然使用“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就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现在，尚不可能出现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不同于已有知识分类体系的表述。语言不只是一个工具，它还会传达一套政治的、文化的价值观念，“伊斯兰世界”就是那套强加给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产物。羽田正找到了一个还不太常用的替代性的概念，那就是，他比较倾向于使用“人口上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地区”这样的表述，但是，这样一个描述性概念既不严谨，也不够简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