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一

“这只是一个故事，威利，一个战争的故事。”

这句话是书中主人公威利的朋友奥哈拉对威利说的。这句话出现在书中第十三章里，而这章主要就是由奥哈拉向威利讲了“一个战争的故事”，说的是：在英国军队和德国军队拉锯战的区域，一个排的英国士兵走进德国士兵刚刚扫荡过的村子，他们发现全村人都没了，连鸡狗都横死街头，十分恐怖。这时，他们看见只有一个女人活着，被捆绑在一个挽具上，但这个女人更加恐怖。她的额头被德国士兵用匕首刻下了“德意志”三个字。她的舌头被割掉了，扔在一旁的草地上，像“一个婴儿的嘴”。她的黑裙子被撩起来，露出红红的屁股。显然，这个比利时女人被德国士兵轮奸了。英国士兵决定把这个比利时女人救走，便由奥哈拉和另一个士兵帮助她，其他士兵在前面开路。但是他们遭到了德国部队的袭击，一个排士兵都死了，只有他们三个跑出危险地带，钻进了一个战壕。那个士兵认定都是因为营救这个女人，同伴们才都被敌人打死，于是打了这个可怜的女人一拳，接着撩起她的裙子，把她强奸了。

“你在干什么，彼得？”

“这才是要命的事情，你看。我没有干什么事情。我帮助按住了那女子的肩膀。耶稣·基督啊，我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威利追问朋友，朋友彼得·奥哈拉如是忏悔。威利受不了朋友的恶劣表现，当下把奥哈拉揍了两拳。奥哈拉没有做任何反抗，但是他还是受不了最好的朋友如此的蔑视，事后伺机暗算了威利一下，彻底毁掉了威利内心的一丝生存下去的光亮，不过这是后话了。

尽管作者用了全书最长的一段文字（近两千字），让奥哈拉一口气讲出了“一个战争的故事”，让主人公——自然也让读者——难以承受，其冲击力和象征性也确实足够分量，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么这本关于战争的书，还是没有根本性升华。为了窥见这本书的深度，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战争的故事”必须由一个士兵讲出来的理由。

二

奥哈拉是普通一兵，每逢战斗特别紧张与恐怖的时候，他习惯呕吐。这次不是呕吐，是倾吐，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倾诉内心再也装不下的秘密——协助那个士兵实施奸淫，原因却不是特别恐怖的战斗，而是威利的一位同胞，杰西·柯万，被战地军事法庭定罪，枪决了。奥哈拉在一起奸淫罪中助纣为虐，罪过不轻，一旦被发现，军事法庭不会放过，他本该藏在心里，却向朋友倾吐，可见他受到的冲击有多么大，多么不堪承受。那么，这个杰西·柯万是因为什么而被战地军事法庭枪决了呢？这个背景对最早奔赴欧洲战场的爱尔兰士兵，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

一九一四年八月，世界大战爆发，战场在欧洲大陆，岛国英国不甘寂寞，借口拯救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很快参与到战争中。但是，打仗是要死人的，英国自然不愿意本国的年轻人消耗过多，因此从殖民地和所属国招募了大量雇佣兵。为了招兵顺利，英国除了发放军饷，还得承诺一些别的好处；就爱尔兰而言，批准爱尔兰地方自治就是这样的好处，但是要等到大战结束后才能生效。爱尔兰为了这一许诺，数十万热血青年应征入伍，到前线打仗。威利和奥哈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名参军的，是第一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尔兰志愿兵。

被军事法庭处决的杰西·柯万是威利·邓恩第一次探亲时认识的。认识的过程很有戏剧性，而他们在霍斯码头上船奔赴前线时更有戏剧性：他们刚刚登船，忽然通信兵飞马赶到，要他们重返都柏林。等他们回到都柏林，城里已经发生骚乱，有人在攻占包括邮政总局大楼在内的多处要害部门，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镇压平息暴乱。他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因此他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

这就是爱尔兰历史上发生于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著名的起义。在历史上，这次起义是英格兰派来炮舰，在利菲河上对都柏林起义者占领的地方进行猛烈轰击，平息了暴乱，并先后把十四位起义首领一一处死。

威利和柯万都奉命参加了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一开始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威利以为是德国人打来了。后来，他们从传单上了解到，原来是有人要趁英格兰忙于欧洲战场的时机，实行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英格兰的危机就是爱尔兰的良机。”这是当时民族主义者最著名的口号。一些民族主义者还暗中给德国政府送过情报。

单一的局面一下子复杂起来。争取爱尔兰地方自治突然间成为一个落伍的观念，不值钱了，没有号召力了。但是，在前线喋血的士兵，自然还是反对起义者的，认为他们在添乱。士兵们在前方吃苦，受累，流血，死人，他们却在后方制造流血，应该立即遭到镇压，并为英国军队平息都柏林的骚乱而叫好。然而，随着一个个著名的起义领袖被处决，国内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前线的爱尔兰士兵的情绪也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认为不应该杀那么多人，或者根本就不必杀人，而被杀的还都是爱尔兰的优秀人物。一般士兵只是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杰西·柯万却钻了牛角尖：“可是，那些穿军装的小伙子把另外那些小伙子打死了，我不会穿了这同一种军装服役。”他不仅自己拒绝继续服役，还向别的士兵宣传他的观点。这是在动摇军心了，在英国军队前线最吃紧的时候，柯万必死无疑。

这一背景导致了杰西·柯万的死；杰西·柯万的死，导致了奥哈拉对威利倾诉了一个战争故事。然而，主人公威利·邓恩在这样的背景下承担的命运，自然要比任何事情都更复杂，更沉重。

三

“一个战争的故事”的直接结果，是威利认清了，他满腔热情地来拯救比利时的妇女，而他所在的英国军队的士兵却像德国人一样强奸比利时妇女。他认为正义的神圣的事情，一下子失去了它的光辉。他内心构筑的正义大厦开始倾斜了。

他的父亲是都柏林警察署署长，为了维护一方平安，对起义者相当憎恨。因为吃着皇粮，对王室效忠是他的思想基础。但是，威利亲眼看见军队打死了一个都柏林青年，杰西·柯万之死，促使他思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终于在一封信里，他替那个死在他怀里的都柏林青年和被枪决的起义领袖，说了几句辩解的话，触怒了父亲。他以为他和父亲从来思想一致，这次也不会有不能沟通的东西，他对父亲怒气冲冲的问责的信没有及时回复，本想回到家里和父亲坐在一起进行沟通，结果在他第二次短期探亲时，被父亲拒之门外。

还是因为“一个战争的故事”，他打了奥哈拉，奥哈拉背着威利，给威利心爱的情人格蕾塔写了一封信，揭发他在亚眠休整期间，和妓女睡觉一事。格蕾塔收到这封揭发信，给威利复信，要他澄清事实，但是她的信自然被奥哈拉私自扣下，威利一直蒙在鼓里。他被父亲拒之门外后，心怀最重要的唯一希望，去找格蕾塔，却看见格蕾塔在给一个孩子喂奶。威利第一次探亲时，格蕾塔和他在军营外的路边树阴下浪漫地做过爱，威利一去十七八个月，怎么算这都不应该是他的孩子。格蕾塔告诉他，她嫁人了，因为她看了那封揭发他嫖娼的信，她受不了。威利尽管对嫖娼的事儿已经向神父忏悔，可是面对冷酷的事实，又能怎么样？支撑威利在殊死的战场上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破灭了，威利此后成了一个没有家和祖国的人，偶尔唤醒的一点情绪，没有了质量，没有了根基。

四

威利·邓恩依然回到了战场上，因为他还是一个兵，签了入伍条约的兵。战争没有结束，只要生命不止，他就要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爱尔兰人的一种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非常艰苦，吃乱炖，喝朗姆酒，蹲茅坑，战壕病，冬天挨冻，夏天水泡……仅仅日常生活就足以摧毁意志薄弱的士兵。战斗的日子更加恐怖：狙击手的黑枪、敌我双方大炮的狂轰滥炸、一次又一次的瓦斯攻击、主动出击、被动防守、烂泥中攻夺高地、饥饿中蹲守战壕……威利一次次都挺过来了，但他不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往往在恐怖的想象中尿裤子，拉裤子，动不动就哭泣，流泪……这些物理反应，都是他脑子里的化学反应的结果。他胆小，但是聪明，时时事事想在前面，而且总以一个建设者的思维在思考，因此他对恶劣的战争环境的反应，就表现得很累，很复杂。除了远距离开枪射击打死的敌人，他只是在一次肉搏中亲自砍死过一个德国士兵，那还有德国士兵的一半过失：当一个身高马大的德国士兵跳进威利的战壕，掐住威利的脖子时，个子不高的威利本能地拔出短斧向上挥去，一下把德国士兵的防毒面罩掀翻，德国士兵立即被他们自己的瓦斯熏倒在地；威利的一斧砍去，只是尽早结束了他的痛苦。然而，威利深受良心谴责，不仅亲自把“他的德国兵”埋掉，还把德国兵的一枚瓷马雕像留下来做念想。

不管多么恐怖的战斗，不管等待阶段多么让他丢人——撒尿或者拉屎——但是只要投入战斗，他就总能跟在先遣小分队之中，躲过枪林弹雨，顺利完成阶段性任务。在他们第一批爱尔兰志愿兵中，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的连队只有三个人活了下来，表现得总是有点“熊”的威利，居然是其中之一。军士长说他活下来是“一个奇迹”，而英格兰少校斯托克斯说他“你就是这个样子啊，列兵”。

是的，威利就是这个样子。而他的样子，就是爱尔兰人的样子。

威利在最后一章中，在胜利的曙光里，因为和德国士兵唱对歌，被循声射来的子弹打中，结束了短暂而年轻的一生。战争的残酷，这是最重要的一笔。这与其说是主人公威利·邓恩的悲剧结局，不如说是作家刻意的安排。这是要用一个普通士兵平凡而浪漫的死，告诉今天的爱尔兰人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也是作者对和平的珍爱和呼唤。

五

《漫漫长路》于二〇〇五年出版后，几乎赢得了英语国家所有重要报纸的热烈欢呼和高度赞扬，以下摘取几例评论：

故事抓人，震人，悲人；不过最重要的是拒绝被遗忘。

——《泰晤士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长篇小说中卓尔不群。一部小篇幅的大杰作。

——《独立报》

令人折服的抒情笔调，巴里的长篇小说把读者领进了一个地狱般的无人地带，战争的真实疯狂在这里只能感觉到和理解到，却说不出口。

——《观察家报》

用阴郁的、美丽的、创新的、召唤的散文，巴里讲出了战争的污秽的真实。

——《爱尔兰星期日报》

《漫漫长路》浸泡在血泊、精液、排泄物和污物之中。然而，它还是辗转腾挪，达到了一种哀悼的、阴魂附体般的雅致……使用这种丰富的质感语言，巴里为威利·邓恩创造了非同一般的无人地带。这个地带在延展，不仅位于英军和德军的阵地中间，而且位于他在战争中成为的那个人和他知道并爱着的一切东西的中间。他失去了他的国家，他爱恋的姑娘，甚至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对他同情那些被处决的都柏林起义者的摇摆情绪感到震怒。威利没有可以生活其中的世界，成了一个游魂野鬼……这是巴里令人心碎的成果，不仅召来了这个游魂野鬼，还让它在我们中间游荡，带来那种无法弥补的损失的难以言表的悲痛。

——《卫报》

…………

一波接一波赞扬的浪潮过去，并没有让布克奖的评委感动多少，《漫漫长路》列入最后五本候选长篇小说之后，最终没有能够获得当年的布克奖。千万不要以为评委们有多么独到的眼光，多么公平的心态，多么高明的标准。读者一定不要忘记，《漫漫长路》或多或少地踩住了英国人的鸡眼，英国的评委们不会心平气静地把奖拱手送出。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当时的现实中，英国只是在扮演一个帝国扩张的角色。如同本文一开始讲述的“一个战争的故事”所象征的：英国在一战中所扮演的只是一个次要的强奸者。至于对待爱尔兰，一方面征用了几十万爱尔兰志愿者，一方面在利菲河上对都柏林炮轰了几天几夜，都是列强的作为。曾经的强国，看见别人逐渐强大心里总是不舒服的，因此不管全球化的脚步如何加快，民族意识和种族歧视至少在一百年内不会淡化多少。

好在，至今为止，绝大多数伟大的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是没有获过奖的。

就现代战争的写作而言，我个人认为，德国著名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是一座山，再难超越。但是，翻译出了《漫漫长路》之后，我看到了另一座更高的山。

六

塞巴斯蒂安·巴里一九五五年出生于都柏林，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当今被认为是爱尔兰最杰出的作家。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主攻诗歌，出版的诗集有《水彩师》（1983）和《华丽的城镇》（1985）。后因母亲，爱尔兰著名演员琼·奥哈拉，在一家剧院做艺术总监，塞巴斯蒂安转而主攻剧本写作，并取得不俗成就，其中以《基督教教徒的管家》（1995）为代表作，赢得多项奖，曾在世界各地演出，获得广泛声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把主要精力投向长篇小说写作，《艾尼雅思·麦克纳迪在哪里》（1998）和《安妮·邓恩》（2002）出版后获得很高的赞扬。继《漫漫长路》于二〇〇五年被列入英国布克奖的五部入围小说后，他的新作《秘密手稿》又被列入二〇〇八年布克奖的五部入围小说。尽管巴里两次均与布克奖擦肩而过，但一点也不妨碍爱尔兰读者对他的作品的喜爱。《漫漫长路》二〇〇六年获得都柏林国际影响奖，二〇〇七年被推选为都柏林市的“一个城市一本书”，一时间《漫漫长路》的宣传海报在都柏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爱尔兰读者掀起了阅读《漫漫长路》热，书中主人公威利·邓恩成了人们心中的爱尔兰人的一种典型。

今年三月份，塞巴斯蒂安·巴里被爱尔兰文学署举荐，来北京参加书虫节活动，我很高兴和他在他下榻的旅馆交谈了近两个小时。我问及为什么他对写作爱尔兰的历史更感兴趣时，他说：

“历史留给我的思考空间大，许多事件可以看得更清楚，利于写作深度。”

“你为什么对爱尔兰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历史更为专注呢？”

“我认为，那是现代爱尔兰人的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

塞巴斯蒂安·巴里在追寻现代爱尔兰人的根。对于一个力图写出现代爱尔兰国民性的作家，这个切入点非同寻常。

二〇〇九年五月

于北京八里庄北里二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