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编写《甘肃文化史》，首先要解决“文化”是什么，文化史应当写什么，为什么要写“甘肃文化史”等问题。
先谈“文化”的涵义。“文化”是人们使用最频繁的词之一，但要说清楚“文化”的具体含义，却又是一个麻烦问题。我翻阅了一部分时贤关于文化的论著，越看越觉得无所适从。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对“文明”的界定也是20多种，学者各说各的，甚至越说越玄，让人四顾茫然，眼花缭乱，治丝而愈棼。经过认真思考，我觉得还是按照中国传统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办法，从源头寻找关键要素。
在西方文化中，文化（culture）的拉丁文意思是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是人对事物的养治和化育。中国传统的“文化”指的是文治和教化，汉代刘向编集的《说苑》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与“文化”相对的是“武功”。西晋束皙《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是说以文化和睦于内，以武力征服远方。所以，用“文化”翻译“culture”是很对应的。那么，这种“文之所化”指什么呢？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这样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泰勒认为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这对后来影响很大。但他把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却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是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国家特色的，它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而“文明”是人类普遍走向进步的行为和价值观，它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差异性逐渐减少的东西。中国现代学者对文化也多有论述。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中说：“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艺术等是。文艺是偏重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重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式，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1]梁先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广义的文化论者多持这种观点。比如钟敬文在《话说民间文学》中就这样概括“文化”：“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社会组织。”[2]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如早年陈独秀就力主文化“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3]。广义的文化概念无所不包，写这样一部文化史，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即使写出来，与一般的通史几乎没有区别，如陈安仁《中国上古文化史》《中国近世文化史》（1933），分为政治、社会风习、家族制度、农业、税制、商业、工业、交通、外交、币制、官制、军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文学等等，就是中国通史的写法。而我翻阅过的几种有影响的文化史著作，几乎都是有所选择，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如梁启超《中国文化史》（1936）共八章，分别是“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与宗法”、“姓氏”、“阶级”（上下）、“乡治”、“都市”等。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32）分制度、儒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音乐、贸易、交通等。王德华《中国文化史略》（1952），也是分门别类的叙述：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学术、民俗等。这些著作，把重心放在分门别类的“文化”上，或者把分门别类的文化用“史”串联起来。近若干年出版的大学教材，大多是这样，如影响较大的阴法鲁、许树安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常识》，就是介绍中国古代的部分“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甘肃文化史》，“甘肃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能成立吗？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化”说起。上面我们说了诸多的《中国文化史》，这些文化史著作中，“中国”这一概念似乎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王朝。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史，必须要对现代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进行区分和研究，对“中国”和历史上的王朝进行区分，对古代中国的其他民族和现代中国的少数民族进行区分。
我们看《左传》，春秋时候，“中国”就指中原的几个国家，像晋国、郑国、齐国、鲁国、宋国、卫国等，西边的秦和南面的吴、越、楚等国，属于“四夷”的范围。秦汉时期，“中国”的范围就扩大多了，秦楚之地自然是中国了。东晋人把北方十六国看作夷狄；到了南北朝，南朝自以为是中国，北方是狄虏，北朝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南朝是蛮夷。唐朝人把南北朝都作为中国，所以他们就修撰了《南史》《北史》。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宋朝与辽、金、夏等的关系，都是“一个中国”框架下汉族王朝与不同政权的关系，就如同元朝人把宋、辽、金、夏都看作“中国”一样。所以，中国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
近代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一概念的确定有关的。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到了十八世纪，清朝完成了统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对“中国”有非常精辟的说明。他说：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维、藏、汉的大统一。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这里谈“中国”这一概念，是与我们要讨论的“甘肃”有关。以汉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甘肃文化圈”的范围，也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最终在清代形成的。历史时期甘肃的范围，正好与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的确定时间大致一致。元至元十八年（1281），分置甘肃行省，统辖河西及宁夏之地，是甘肃设省的开始。而兰州以东仍属陕西行省。明初改行省为布政使司，甘肃东部属陕西布政使司，河西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清初，沿袭明制，康熙七年（1668）改巩昌布政使司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移至兰州，次年正式建省，地跨今甘肃、宁夏、青海东部。“甘肃”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不过740年。而甘肃真正建省，只有353年。历史时期的甘肃略大于现代甘肃省的范围，所以《甘肃文化史》的地理范围就是以现在甘肃省行政管辖地范围为主，但有时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所扩大，道理就在这里。凡是历史上在这一区域内活动的民族、政权及其文化，都属于甘肃文化的范围。比如，河西走廊在汉武帝“设四郡，据两关”之前，主要是塞种胡、大小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天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较少。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陇右地区、河湟地区为吐蕃占领，唐王朝承认它们为吐蕃国境。但先秦时期的河西走廊，安史之乱后的陇右河西，仍是“甘肃文化圈”的时空范围。
除先秦时期外，历史时期的“甘肃文化圈”，多数情况下以汉族文化，或者说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比如，西晋时期，中原王朝无力管辖河西，张轨经营河西，儒学得到了弘扬。十六国时期，有十个政权割据河西、陇右：前凉、后凉、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夏。这些政权，统治者大部分不是汉族。如后凉、前秦皆为氐族建立的政权，北凉、前赵、大夏皆为匈奴建立的政权，西秦、南凉为鲜卑族所建，后赵为羯族所建。但就是这样一个多民族政权统治的河西地区，却成了北方保存儒家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赵俪生先生说凉州是中古时期（公元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具有全国意义上的三大文化据点之一（其他两个是邺城和建康）。这一时期河西文化的特点是：其一，以儒学为宗，保持着汉文化的正统。陈寅恪先生有精辟的论述，认为它是唐代文化的源头之一。其二，它又是佛教东渐的一个会合之地，佛教经过这里向中原流传，就像人体的胃一样，起到了一个消化吸收的作用。安史之乱后吐蕃人管辖甘肃，后来西夏和金曾管辖甘肃部分地区，但其文化的核心还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化了的佛教思想。
甘肃文化圈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自然地理的原因，甘肃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会处。乌鞘岭以西为著名的河西走廊，走廊南面是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祁连山，北面是腾格里沙漠和北大山，是一块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是从中原进入西域的必经之地。兰州以东的陇中陇东地区，主要是渭河流域和泾河流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陇南山地为秦岭西延部分，与四川西部相连，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撞击相接的部分，高山峻谷，交通异常不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就在这一带。甘南草原是青藏高原的东缘，海拔在三千米左右。这样的地理布局，使甘肃成为一个“四塞之国”，除了最东和最西可作为通道的出口，形成了一个“如意状”的相对封闭的走廊。即使最东和最西的关口，也是异常的艰险。从关中进入甘肃，要经过陇山和渭河峡谷，“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这是从汉代以来流传的《陇头歌》。西出甘肃，古代要经过阳关和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明代以后要经过嘉峪关，“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甘肃真是一个两端并不怎么通畅的大走廊，又如同两头都很紧的大口袋，天地构造，使这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地理环境对文化特色的影响，从《毛诗序》、《汉书·地理志》、郑玄《诗谱》，都有说明。在西方，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前期德国的黑格尔，以及十九世纪后期的拉采尔，都认为自然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有深刻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
由于黄河和乌鞘岭天然屏障的阻隔，甘肃文化圈又形成了河西河东两大板块。从大量的历史遗存看，河西地区在中原王朝进驻之前，就是多民族的交流的通道，走廊中疏勒河、黑河、石羊河流域，土地肥美，宜游牧，也宜农业。黄土高原的渭河、泾河流域，是华夏民族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周秦民族的发祥地。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认为中国的文化史可分为三个大时段，一是“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这是远古到两汉时期文化史的关键。二是“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这是东汉到明末时期文化史的关键。三是“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
柳先生所讲的三个阶段，对我们讨论甘肃文化史很有启发。甘肃河东地区的渭河流域和泾河流域，有着丰富的远古帝王传说，伏羲、女娲、黄帝、西王母等传说，绵延数千年，加上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众多文化遗存的发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周人先祖在陇东高原沿马莲河顺势而下，占领关中，进而燮伐大商，剪灭殷纣，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人先祖在渭河上游及西汉水一带蓄势发展，在西周末年沿渭河而下，接管关中，经过数百年的奋斗，最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专制帝国。而早期甘肃境内的塞人文化、月氏文化、匈奴文化，以及早期的西戎文化（主要在渭河泾河中游之间），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是前丝绸之路时期的文化形态。同时，也让甘肃文化在早期就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所以，李学勤先生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仰望星空——甘肃考古文化丛书》序）
柳先生讲的第二时段，在甘肃也表现得非常显著。著名考古学家王巍先生在《甘肃古代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文中说：甘肃自古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通道，为促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光明日报》2013年4月11日）。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到中原，甘肃河西地区是枢纽。早在西汉末，敦煌的街市上就有以“浮图”命名的里巷（见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可见佛教早已经在这里生根了。而遍布甘肃西东一千六百公里的现存数百个佛教石窟遗存，更是“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的见证。盛唐以后，甘肃全部或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吐蕃、党项羌、金人的管辖之下，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这又是甘肃文化的一个特点。河西走廊不仅成了中西商贸的关键地区，也是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之地，呈现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灿烂场景。
柳先生讲的第三个时段，虽则由于甘肃在宋元以后的衰落，已不如前两个时段之光辉灿烂，但清中期以来，中原文化、满清文化、蒙藏维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版图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甘肃成了朝廷控制西北边疆的重镇，成了连接三大文化板块的“榫卯”。晚清以来兴起的西北学，尤其20世纪初由于敦煌遗书的发现而兴起于世界范围的敦煌学，则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之关键，所谓“相激相荡而卒相合”。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把甘肃文化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祖原文化，包括祖根文化、史前文化、周秦文化；二是边疆及族群文化，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民族文化；三是中西交流融合之文化，包括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石窟文化、写本文化；四是学术思想和艺术，包括文学、哲学、学术、书法、绘画、音乐文化等。
二
在一般人的眼中，“文化”最明显的物质呈现，就是作为物质文化的“名胜古迹”，这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是最应当开发展示的东西。
三十年前，我参加编写《甘肃古迹名胜辞典》，对当时甘肃省县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重要的名胜古迹都进行了材料的梳理，有的进行了实地考察。名胜古迹都是物质文化，但每一个名胜古迹都有或多或少的历史记载和口头传说，它们附着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我是这本书的统稿人，经过几遍的修改，我对甘肃古迹名胜有了大致的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曾写了篇概说，三十年过去，今天重读，我关于甘肃物质文化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大的改变。现移录部分文字如下。
甘肃，位于祖国大西北的中心，土地辽阔，山川壮美。据考古发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存，遍布全省各地，已发现千处以上。据今约三千年前，周朝的祖先就在陇东的泾河和中部的渭河流域创造了我国早期农业，成为黄河上游灿烂历史的开端。代周而统一中国的秦人，其先祖就定居于今天水一带。汉唐以来，甘肃更成了中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孔道。东起西安，西迄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贯穿全省，境内并有北路、中路、南路三条线路。尤其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隋唐时期，甘肃的政治、军事、文化异常活跃，当时的敦煌成为我国西部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都市。安史之乱后，甘肃的文化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它在蹒跚过宋夏金元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后，到了明清两代，又跨入了一个历史大发展时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陇右大地，一直是许多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或问鼎中原，都要足踏甘肃大地。传说远古时期黄帝北逐之荤粥，即到了崆峒山，虞舜迁逐之三苗，亦至于今渭河的上源（古三危一带）。商周时期，甘肃境内有氐、羌、戎；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匈奴都游牧在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而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曾出现了由匈奴、氐、羌、鲜卑建立的前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隋唐时期，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也曾在甘肃境内居住活动。宋代党项羌建立的西夏政权，统治甘肃大部分地区近两百年。
各民族人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共同开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甘肃古代文化，而各民族人民不同的习俗、信仰，使甘肃的古代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遍布甘肃大地的古迹名胜和珍贵文物，则是这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的实物见证。甘肃境内的文物古迹，以石窟艺术最具特色。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石窟寺共14处，其中甘肃就有四处。陇山西侧的麦积山石窟，河西走廊东西两端的炳灵寺石窟和莫高窟、榆林窟，是镶嵌在甘肃狭长地带上的四颗明珠，是这块黄土地上人类文明灿烂辉煌的标志。从陇东的北、南石窟到河西的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石窟佛龛遍布甘肃境内，灿若群星，形成我国西北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群落。此外，甘肃有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麦积山胜境，有高坝矗立、建筑宏伟的刘家峡水电站，有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有世界上罕见的石刻岩画，有我国保存最大最完整的西夏文碑，有举世瞩目且作为我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有我国第一座集大漠风光、草原情韵、园林景致之大成的沙漠公园。气势磅礴，作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在甘肃境内绵延两千多公里，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均有保存较完整的段落。明长城的西端终点嘉峪关，保存完整，雄伟壮观，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的古建筑。平凉之崆峒，榆中之兴隆，康乐之莲花，兰州之五泉，翠峰古刹，皆陇上之名山。河西之古墓葬，甘南之古城堡，陇南之幽洞，临夏之彩陶，奇风异采，各领一方之风骚。绵亘千里的祁连雪峰下，有当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金戈铁马的遗迹，峰峻壑深的同谷山水上，还依稀可闻诗圣杜甫痛苦的吟唱。浩翰大漠上沙岭晴鸣的鸣沙山，月牙晓澈的月牙泉，以及阳关、玉门关故址，都以其独特的景致，足以使人魂萦梦绕，感慨系之。
甘肃丰富多采的古迹名胜，自古以来孕育了众多英才。酒泉边，祁连下，曾经有无数英雄横刀立马，耀武扬威；一支《凉州曲》《陇上吟》，使多少诗人骚客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而众多英雄在甘肃大地的成长和战斗，又更使这块土地富于人文魅力。国内外需要了解甘肃，而甘肃更需要国内外的多方面了解。但是，近现代史甘肃呈现于世的是贫穷落后、干旱荒芜，人们往往以为，这就是甘肃的本来面目。然而，古代丰富的文化胜迹告诉我们，甘肃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甘肃人民勤劳智慧，富于创造精神，至今，我们仍然有发展畜牧业的辽阔草原，有丰富的地下资源，随着连接中亚铁路的修通，甘肃又一次成为祖国同西亚及欧洲连接的通道，古老的丝绸之路以新的丰姿重现于世。了解甘肃光辉灿烂的过去，正是为了立足现代，开创繁荣昌盛的未来。
三
本书是一部向读者比较精准稳妥讲述甘肃文化的读物，是甘肃文化的发展史，是甘肃文化的主题史，也是甘肃文化基本面貌的历史呈现。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甘肃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二世纪漫长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中亚文明和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但甘肃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作为中西政治、经济、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等交流的通道，有其鲜明的特色。“甘肃文化圈”的特点就在这里，“甘肃文化史”值得写的原因也在这里。写地方文化，要写出其特色，把它放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框架内予以考虑，不能拔高其份量和价值，在“特色”中显示其与中华文化的共同特质。
基于这种立场和认识，我们讲述了甘肃文化的以下内容：
陇原大地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遍及陇东、陇中和河西。先民在黑暗中不屈不挠寻求生存之道，学会用火和熟食，能够较早进入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是甘肃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出土的早期旱作农业标本，说明渭河流域是我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出土的神秘彩陶彩绘符号是我国原始文字的雏形，它和伏羲画卦的传说可能有某种联系；出土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和最早的“混凝土”地面，还有彩陶的出土，印证了现代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讨论中城市聚落、祭祀礼仪等问题。马家窑文化造就中国彩陶艺术的巅峰，而含有锡青铜器的“中华第一刀”也出土在这里。齐家文化的玉器创造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直接启发了周代用玉的传统。四坝、辛店、寺洼、卡约、沙井等文化，作为“前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成为拥抱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重要屏障。
伏羲、女娲、黄帝、大禹等华夏始祖的故事在陇原大地流传久远。相传为伏羲出生地的古成纪、雷泽，处于渭水上游的葫芦河流域及西汉水上游。女娲“抟黄土做人”“炼五色石”反映了与黄土高原、与彩陶的关系。黄帝之“黄”也与黄土高原有关，平凉崆峒山有黄帝问道的故事，庆阳正宁有黄帝的衣冠冢，庆阳还有黄帝太医岐伯的传说。黄帝部族作为中原仰韶文化巅峰的创造者，其影响波及渭河、泾河上游一带地区。夏族得名于夏水，甘肃临夏的广通河古名大夏水，周边至今有许多关于大禹的传说。积石山相传是大禹开始导河的地方。积石山及大夏水、洮河流域，这片到处讲述大禹传说的地区，也是马家窑文化的中心。陇原华夏始祖的传说，与史前考古文化相印证，说明陇原大地的确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
周人与秦人都发祥于西北地区。周人兴起于今陕西武功一带，周人始祖后稷在农植稼穑方面天赋异禀，相继被尧、舜认可并举为农官，周人部族也自此独立。夏朝孔甲政衰，周人首领不窋带领部族，从祖居之地一路北迁至今甘肃陇东高原上的庆阳一带。庆阳地区气候温润，塬地平旷，土层肥厚，周人在此大力发展农业种植，由此奠定了深厚的农耕传统。加之这一带远离中原王朝纷争，在安居生活中，周人的礼乐文明也从此肇端。
秦人起源于东部，至迟在西周中后期西迁陇上。周孝王时，秦人首领非子在今甘肃礼县东部一带因牧马闻名而受到周孝王的赏识，赐号嬴秦，又获封秦邑。从非子到文公，数代秦人在陇上苦心经营，最终崛起于陇上。面对西部强悍的戎族和东部的更为文明的周族诸侯，秦人也逐渐养成了“高尚勇武”的性格。东进关中图取天下后，秦人开创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极为深远的专制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制度”，秦制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底色。周秦文化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基因，其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早期周人与秦人在甘肃地区的经历。这是甘肃之于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甘肃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最热烈的熔炉、最天然的舞台。基于这样的立场，《甘肃古代的民族文化》一章从熔铸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将甘肃复杂的民族文化分为先秦时期的部族文化、秦汉以来甘肃历史上的民族文化、甘肃历史上延续至今的民族文化、甘肃特有的民族及其文化四个部分，简要分析、论述了甘肃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19个民族的地域分布、发展历史及其文化概况。在文献钩沉、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历史遗迹、实物证据和出土文物、文献，兼及思想、宗教与民俗，有根据、有学理地分析、论证了甘肃复杂、多元的民族文化，力所能及地勾勒了甘肃民族文化的线索与根源，丰富、立体地呈现了甘肃民族文化的历史样貌。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促进了欧亚大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在商贸、宗教、文化以及民族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甘肃是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在丝路交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丝绸之路中国段22处世界遗产，甘肃就有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锁阳城遗址、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五处。本书《丝绸之路》一章总结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及其对于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意义，如张骞凿空、河西四郡的设置、隋炀帝西巡等。从文献和文物两个方面展示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如《史记》记载天马西来，汉简记载西域国家人员的往来、汉王朝的实边和农耕活动，汉墓出土的典籍和文献记载的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情况等。而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文化遗迹重点进行了说明。本章还补充了早期甘肃境内的文化交流情况，着重介绍了“彩陶之路”“玉石之路”和“青铜之路”等前丝绸之路时期的文化。
长城是中国古代最雄伟的工程，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热爱和平精神品格的象征。《长城文化与尚武精神》一章结合最新普查结果，对甘肃境内的战国秦长城、秦代长城、汉长城及明长城的走势、建筑过程、建造特点及其遗址留存情况进行介绍。而长城文化、长城品格在后世人民心中的积淀及凝结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也是本书着力要进行探讨的。由于历史上甘肃境内一直是民族斗争和交融的舞台，所以形成了陇人英勇善战的性格。本书对历史上甘肃境内的武将作了一些挖掘和梳理，总结了他们的特点，如娴熟弓马，武艺高超，勇猛坚毅，机智果决等，同时也认为，这些尚武是促进人们提高自己才能本领的精神动力，并不决定人格高下或道德善恶。
敦煌，曾经是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青海道）、西域南北道交汇的边关要塞，是挽通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又是中西贸易的集散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历史上的敦煌，凭藉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桥梁之便，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多方位广渠道地接纳古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及中亚地区多民族文明的成果，使多元文化在这里共存、共生、共荣，留下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随着对敦煌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今天我们可以对敦煌文化做一个更宽泛的界定：敦煌文化是人们在敦煌地区创造的具有多元文化共生与交融特征的文化，包括艺术、宗教、文学、教育、科技、学术、社会生活等在内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敦煌，以其多元文化交融并生的包容精神而具有的世界性品格，至今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本书中，我们列有《甘肃写本文化》一章。在印刷术盛行之前，文字主要是通过抄写的形式得以流传的。中国的写本时代可分为简牍写本和纸写本两个时期。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元典，都是以写本的形式生成并传播了千年以上。甘肃保存了写本时期（宋代之前）各个朝代的写本实物，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从史前天水大地湾遗址中7800年前的地画符号，到各个时期彩陶上的刻画符号，到钟鼎铭文，到秦汉简牍，到汉晋碑刻，再到六朝至唐五代的敦煌写本，每一个时代的写本实物都能在甘肃找到典型的标本。尤其是七万五千多枚秦汉简牍和七万多件敦煌纸写本，是研究中华文明传播史、文化史、文学史和书籍史的珍贵资料，是中国写本时代无可替代的瑰宝。
在中国书法史上，古代甘肃的书法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辉煌的成就和重要的影响。大地湾彩陶彩绘符号、秦汉简牍、敦煌遗书、摩崖石刻、墓志碑铭等，为真实了解古代书体演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参照，使远古至唐代的汉字书写历史得到全面清晰的“活体”展示。同时，也产生了如张芝、张昶、赵壹、梁鹄、索靖、仇绋、仇靖、李思穆、傅昭等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们为古代甘肃书法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共同彰显了古代甘肃书法艺术的辉煌。作为书法艺术自觉时代的标志，以张芝、张昶、赵壹、梁鹄、索靖等为代表文人书法名家，与他们的书法美学观成为汉魏晋书法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甘肃古代的绘画是我国民间绘画艺术的宝库和最杰出的代表。以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南北石窟寺为代表的石窟壁画是甘肃古代绘画艺术的主体，河西一带的岩画和魏晋墓葬壁画也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这些绘画，填补了我国艺术史上的空白，代表了我国传神艺术的最高成就，其富丽的斑斓之美、曳带当风的飞动之美，以及局部构形中强烈的浪漫主义，都具有超越时代的美学意义；敦煌飞天尤为典型，成为我国艺术美神的化身。
中古时期的甘肃音乐深刻滋养了中国音乐艺术。敦煌是音乐的殿堂，许多早已失传的乐器赖敦煌壁画得以现形和重生。河西走廊是中古时期的一条音乐之路，西域的乐舞通过河西走廊得以传播和熔铸出新。羌笛是甘肃民族音乐的优秀遗产，形成于武威的《西凉乐》及其赖以生成的音乐基础——西凉乐系，更是曾经传唱天下，成为有唐一代的主流流行乐。《凉州曲》《甘州曲》以及“假面胡人”的狮子舞，都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陇右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又是周秦民族的发祥地，《诗经》中就有很多跟周、秦民族相关的诗歌。周文化崇尚礼乐、重视农耕的思想在陇右文学中烙下了很深的印记。《秦风》中“好义急公”“尚气概”的风气，形成了陇右文学慷慨悲壮、质朴苍凉的地域风格。汉代的秦嘉、徐淑、赵壹等不但发扬了陇右诗歌慷慨激壮的风格，而且对汉代五言诗的成熟有着卓越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陇右作家傅玄、傅咸的诗文“音节激扬，古质健劲”，也颇有秦风特色。阴铿、皇甫谧、王嘉在诗歌格律和小说创作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唐代诗人李益、李公佐、权德舆、牛僧孺、王仁裕、牛峤等在边塞诗词和传奇的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梁肃、李翱在古文运动中也有杰出贡献。明代中期，陇右诗人李梦阳、胡缵宗、赵时春等人先后倡导诗文复古，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清代陇右诗人张晋、吴镇、邢澍、张澍、安维峻等，诗文刚健质朴，在甘肃文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陇右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代表性文人的精神状态、代表性文学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横空盘硬语，傲骨凌祁连”两句诗来概括。我举几个例证进行说明：第一，一枝独秀的陇右小说。我们只要提及李朝威的《柳毅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谢小娥传》，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就可以明了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陇籍作家做出了值得骄傲的贡献。第二，敦煌变文。变文的出现，进一步说明唐代前后陇右地区小说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填补了小说艺术从志怪传奇到话本转变之间的空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和审美意义。第三，陇右边塞诗。边塞诗当然也写到东北、西南，但主要是沿长城一线，尤其是陇右河西地区。陇山陇水，青海戈壁，玉塞萧关，祁连昆仑，黄河长城等是边塞诗中出现最多的山川意象。边塞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悲壮的豪情，异域的情调，辽阔的视野，边防的信心，是盛唐之音最高亢的交响曲，也是古代大西北人民勇往直前的蓬勃朝气的写照。第四，刚直孤傲是陇右作家的个性。说起陇右文人孤傲的个性和批判精神，首先应当提到汉末的王符。他的《潜夫论》，针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的黑暗，进行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则以激烈、犀利、尖锐的语言，对黑暗的现实和腐朽的政治进行了严厉深刻的揭露、鞭挞、嘲讽和诅咒，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作品。至如晋代“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的皇甫谧，“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因争言骂座而屡遭弹劾、免官的傅玄，唐代“性直亮宽恕，动作言语，一无外饰”、秉公尽职的权德舆，“性峭鲠，论议无所屈”的李翱，“条指失政，言甚切直，屡忤宰相”的牛僧儒等，都是甘肃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
陇右是炎黄文化的故土，更有伏羲女娲的传说，学术起源也比较早。传说伏羲氏画八卦，人类才逐渐步入文明社会。黄帝时期，岐伯成为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春秋时期，孔门弟子石作蜀、秦祖、壤驷赤被称为“陇上三贤”，将儒家思想传播到了陇右。东汉末年，出现了王符、张奂、封衡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王符的《潜夫论》崇实黜虚，批判政治腐败，成为汉末的智慧之光。六朝时期，陇右学术空前繁荣，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河西学派。隋唐时期，牛弘、辛德源、令狐德棻在史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吕向在注释《文选》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明代中期，陇右出现了黄谏、段坚、彭泽、胡缵宗等著名学者，在明代政治史和学术史上都有重要的影响。清代陇右也出现了著名的理学家巩建丰、李南晖和汉学家邢澍、张澍等，他们在理学思想、西北史地、金石文字、姓氏学和西夏学等不同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近代时期，陇右出现了卢政、李铭汉、任其昌、刘尔炘、张国常、安维峻、范振绪等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在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也大放光芒。要特别提到，清代嘉道以来，由于西北边疆动荡不定，边疆地理研究之风开始悄然而起，并很快弥漫开来，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士林风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北学”或“西北史地学”。二十世纪初以来形成的敦煌学，是西北学更深入更具体的发展。敦煌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促进了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转型。从此以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甘肃黄河文化》。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也是水患最多的河流。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一直伴随着黄河的治理。认识黄河，治理黄河，让黄河为人类服务，这个动态的过程，包括研究黄河、治理黄河的各种措施的总和就是黄河文化。甘肃位于黄河文化区的上游与边缘，是黄河文化的发轫地之一，也是黄河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孔道。古代的甘肃占有黄河上游最肥沃的土地，从湟水盆地、洮水谷地、到黄河兰州谷地、靖远谷地、银川平原，以及泾河上游、渭河上游的盆地，都是最宜种植半干旱农作物的地方，因而也是受到游牧部族入侵和掠夺最为激烈的地方。历史上的甘肃，北方有来自蒙古高原西部的强大威胁，西方则正当西亚、青藏高原通往关中平原最为便捷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压力和威胁都是冲着黄河来的。“甘肃黄河文化”就是自古以来甘肃人民以治水事业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文化创造活动的总和，是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时期，以积石山为地缘符号的甘肃早期文明推动了中国“治水文明-国家雏形”的历史进程，而泾、渭两大流域上游则分别孕育了影响深远的周、秦文明。从汉到清，黄河流域治水文明在甘肃蓬勃发展，并沿河西走廊向亚欧大陆腹地延伸，直接推动了华夏西部疆域的稳定和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干旱半旱区治水文化。近代以来国家多故，地方衰弱，陇原儿女不甘沉沦，率先推动黄河流域现代治水事业的起步，创造了一系列中国第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治水精神。新世纪以来，甘肃努力负担起保卫黄河上游生态安全的重大历史使命，通过一系列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整体好转，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当代黄河生态文化在甘肃呼之欲出。“黄河文化”与其说是一种领域，不如说是一种视角，促使我们以“人—水”关系为中心，重新思考各类文化现象内在的深刻联系。
地理生态的多样性，族群类别的多样性，加之漫长的历史进程，使甘肃古代文化内容丰富，品类繁多。本书所述，只是甘肃古代优秀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对于古代文化，我们首先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厘清精华与糟粕，对于精华范畴的优秀传统文化，要进一步挖掘其价值，探讨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文化的性质是独特的，但优秀文化反映出来的精神品格却是普世的。比如甘肃早期写本中大量的契约文书，我们不仅要研究当时契约仪式的具体情景，更要探讨契约文化中包含的诚信意识，揭示契约文化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就是法律意识、平等意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意义正在这里。敦煌文化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欣赏敦煌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敦煌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和平精神、慈爱精神等等，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蕴含着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共同的历史探索、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未来向往。当我们经过认真研究，挖掘出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品格，中华文化才能被世界认同，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凝聚力量、站稳脚跟。钱钟书先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他的《管锥编》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就在大谈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共同点。人类之所以是可以沟通的，是因为文化的共同性；人类之所以会不断进步，是因为对文明的共同追求！
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曾谈到他对甘肃文化的感受，他说：“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唐代科举与文学·前言》）傅先生以诗人的敏感表达了对甘肃文化的感悟、眷恋与深情，对民族历史的深沉思索和忧患。傅先生的话，讲出了我编完《甘肃文化史》后的感受。
（伏俊琏撰稿）
[1]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9页。
[2]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3] 《独秀文存》第二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