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汉背景

以《史记》的问世为标志，一个全新的体裁纪传体由此在史学领域里浮出台面，也第一次向世人敞开了真切感人的历史场景。不言而喻，西汉是纪传体真正创立的分水岭。在汉武时期，出现司马迁这样的伟人和《史记》这样的著作，决非偶然。在深入研究这一现象时不难发现，除了汉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背景以及司马迁个人的主观因素外，诸如汉武帝时期的人事策略，以及当代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成就，也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用人政策

一个时期的政治风气是否清明，与上层的用人政策大有关系。当年毛泽东曾提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四位雄主（《沁园春·雪》），这四位君主治下都曾出现过一度繁荣。考察其“繁荣”背后，都离不开正确的选用人才。

唐代建国伊始，急需贤人。太宗曾命大臣封德彝举贤，封氏不单“久无所举”，还振振有词地回答：“非不尽心，但于今不有奇才尔！”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君子用人如器，各取其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正是基于最高统治者选用贤能的思想理念，不久便有了各类人才的纷纷登场，很快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唐代建国不久出现的“盛世”，显然与唐太宗正确的用人政策有莫大关系。

其实早在西汉时期，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就已经出现了。汉武帝堪称历史上罕见的一代英主，班固就曾高度赞扬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正是这位英主，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大业，大胆地采用了以举荐、征召为主，以考试方式为辅的选士用人制度。由于这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名流才俊很快脱颖而出。试看这一时期的汉代，真可谓人才济济，盛况空前，用群星璀璨来形容当不为过。譬如在军事领域里，出现了卫青、霍去病；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桑弘羊；在天文学领域里，出现了唐都、落下闳；在对外交往领域里，出现了张骞；在农学领域里，出现了赵过；在儒家今古文经学领域里，出现了董仲舒、孔安国；在文学领域里，出现了司马相如、枚乘等等。以上各领域的这些人物，全都是独步天下的一代英才，他们无不在这个时期一试拳脚而纷纷亮相。也正是在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作为伟大史学家的司马迁自然应时而起，他与上述各类杰出人物共处一朝，联袂活跃于空前广阔的汉代历史舞台上。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样的时代都为司马迁的脱颖而出提供了绝佳的社会环境。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的一段话耐人寻味：“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中华书局1959年版，1982年印刷，第418页）在连续两个“意在斯乎”之后，居然又来了一句“小子何敢让焉”，这不单是司马迁对自己继续孔子事业舍我其谁的明确表白，又何尝不是对汉武时代社会背景的由衷自信和赞叹！

当然，论及《史记》问世背景，不禁令人想起所谓武帝怒而“删削”之说。查其所出，最早源于三国时期的陈寿。陈氏《三国志·魏书》云，秘书监王肃曾言于魏明帝：“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平心而论，倘若果有“削而投之”之举，则武帝可谓霸道；倘若再联系李陵事而“下迁蚕室”，则武帝更属残忍。然而，“删削”之说毕竟出于两汉以后，而且当初乃出自一人笔下，此其一。当年朝堂辩论李陵事件时，满朝文武皆迎合“今上”，唯司马迁逆流抗争。“今上”于盛怒之下，处之腐刑而未处斩，则武帝胸怀是否狭隘至陈寿所说亦未可知，此其二。即此两点考究“删削”之说，便不免令人疑窦丛生。

（二）杰出成果

西汉前期，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的两部著作格外引人注目，对司马迁撰写《史记》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首先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这是一部凝聚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研究诸子百家心血的成果，也是与司马迁家学渊源有密切关系的著作。在这部论著中，司马谈从服务于大汉帝国的政治立场出发，纵论了儒、墨、名、法、阴阳、道德诸家学派。在古代文化领域中，家庭教育和耳濡目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论六家要旨》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影响之大，也自在情理之中（参见第七章第三节）。

其次是刘安的《淮南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二十一卷，系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因而得名。本书虽是集体创作，但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百家学说，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农学、生物、音律、神话等诸方面。本书犹如一部秦汉学术史，因而《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杂家类。梁启超先生认为，“《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本书既谈自然之道，也谈治世之道，明确提出“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漠然无治而无不治”的政治理想。此外，还概括了各家思想、文化背景及其思想渊源，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司马迁由衷推崇《淮南子》，这在《史记》中不乏佐证。例如在《史记》卷八十四的《屈原贾生列传》里，司马迁以合传形式反映了屈原与贾谊。这两位历史人物有一个鲜明共同点，不仅才华横溢，又有相似遭遇。司马迁赞赏两位为人，尤其对屈原极度钦慕：“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段高度评价的文字，显然反映了司马迁对屈原的由衷敬仰。然而恰恰这一段“高度评价”的文字，并非司马迁原创，而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的评语，如果对照原文，可谓一字不差。出现如此情形，固然可以理解为司马迁与刘安都对屈原充满了无限仰慕之情，但由此也不难看出，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对《史记》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

据上可知，要撰写出《史记》这样的不朽著作，确实离不开司马迁这样勤奋努力的史学天才。但是，倘若没有西汉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创作背景，没有前人丰厚的学术成就作铺垫，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