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落脚澳门
两次中葡海战，使葡萄牙王室意识到，在中国沿海建立城堡和扩张基地极不现实，凭借武力无法征服中国，撬开通商的大门。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败将科迪尼奥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这样说道：
我主，这便是那里发生的情况。不应再向远在葡萄牙万里之外的地方派遣舰队，即便船坚炮利，亦非万无一失，我的情况便是一例……我们在此可用武之地非我们想象那般，敌人亦比我们想象的强大得多。[1]
1521年12月12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里斯本病逝，接位的新国王若昂三世（JoãoⅢ）为了恢复失去的对华贸易，放弃了其父推行的征服政策。他敕令负责中国事务的马六甲城防司令马斯卡雷尼亚斯（Pero de Mascarenhas）：
因为朕得到情报说，对华贸易利润巨大，所以必须刻意保存。如你所知，目前已破坏殆尽，必须努力恢复原状，保持和平与友好。你要努力寻求和平与友好，向广东及中国各港口大吏表示朕对一切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不满、愤怒……你要尽可能地向所有人表明你希望重开贸易、谋求和平与友好的愿望。办理情况如何，随时禀报朕知道。[2]
葡萄牙新国王改变过去葡萄牙对中国咄咄逼人和武装征服之势，对中国官府显示和平友好。此后若干年里，葡萄牙国王未派官方武装骚扰中国。
但葡萄牙商人还是暗中与中国海盗、日本倭寇以及东南亚不法商人勾结，驾驶武装船只，到防守薄弱的浙江和福建沿海，冒名暹罗或满剌加进行走私贸易，建立了漳州之月港、厦门之语屿、诏安之走马溪、浙江之双屿等几处据点。贸易季节，葡人在这些海湾的滩头搭起蔽身和存货的席棚，离开时则把棚子拆掉或烧毁。
广东海禁使地方政府失去昔日海外贸易的抽分收入，财政压力倍增，加之当时两广连年用兵，广东地方官为地方财政计，想开海禁。嘉靖八年（1529）十月，两广巡抚林富奏请开海，说了四点好处：一是抽分收税，供朝廷使用；二是补充连年佣兵的军饷；三是便于广西筹办征伐的物资；四是满足老百姓的营生需要[3]。
对此，明廷内部争议蜂起。事实上，广东沿海港口是当时华南货物的出口孔道，即使在海禁期间，沿海走私贸易也没有消停，且获利更丰，而长时间紧闭国门，将殃及广东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广东开海可使国家再次控制对外贸易格局。最终，朝廷批准了林富的请求。但鉴于葡萄牙人曾经在广东沿海的恶行，朝廷及地方官府仍明令禁止葡萄牙商人来广东通商互市。
1542—1543年，葡萄牙人发现日本，此后葡萄牙和日本的贸易增长，导致他们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更加猖獗，葡萄牙走私者、日本海盗、地方走私集团在闽浙沿海相互勾结，且商且盗，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安宁。
1547年，力主海禁、武力解决海盗危害的右副都御史朱纨，被委任为闽浙总督，受命讨伐葡萄牙人和倭寇。他生于狱中，从小生活贫困，经寒窗苦读，终中进士，出仕累迁至广东布政使。他为官清正，行事果敢，且具韬略。到浙江后，朱纨缉捕了当地与双屿岛有关联的商家80多人，严惩其中罪大恶极者。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七日，他指挥明军发动了对双屿岛葡萄牙及倭寇势力的总攻，大获全胜；同时他还重惩与海寇有勾连者。因为得罪了当地官员缙绅，被交章上告，当朝御史陈九德也以朱纨擅杀之名，上章弹劾，嘉靖皇帝遂革其职，朱纨愤极自杀[4]。
福建、浙江两省大行海禁，葡人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被彻底逐出闽浙海域，不得已重返广东沿海。他们主要在广东的上川及浪白滘等地进行走私贸易。这种临时性的交易，加上和日本贸易的迅速增长，使葡人迫切希望在广东沿海取得一个稳定的据点。
1552年，已停止官方对华行动多年的葡萄牙，派遣旅日贸易船队司令索萨（Leonel de Sousa），率一支由17艘商船组成的舰队由马六甲前往中国。但中国的各处港口壁垒森严，不允许葡萄牙人泊岸，他遂同其他葡商一起驻泊于上川岛，同广州来的华商进行走私贸易。1553年，在即将趁季风离开上川返回马六甲时，索萨欲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修好，他委托西蒙·阿尔梅达（Simão de Almeida）与汪柏谈判。两人达成非正式的口头协议：只要葡人不公开“佛郎机”身份，且遵循“十分抽二”之法，葡萄牙享受如朝贡国家暹罗般的待遇，甚至允许葡人到广州进行贸易[5]。
是年，“有夷商因船只触风破损，愿借濠镜地晾晒浸水货物，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6]。有学者认为这是葡萄牙人入据濠镜、澳门开埠之始，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夷商”并非葡萄牙人，而是东南亚“夷商”[7]，但不管其是否为葡萄牙人，此时入澳“夷商”所居草棚寮屋，均为进行季节性贸易而搭盖的临时居所。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修建永久性房屋，从此葡萄牙人放弃了之前的“据点”上川岛和浪白岛，定居澳门[8]。
葡萄牙人落脚澳门并被允许到广州贸易，意味着从1513年触及中国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企图通过武力、出使都未能达到的通商目的得以实现。面对葡萄牙的到来，开始的时候，广东地方政府乃至中央王朝几乎本能地从天下大国、怀柔远人的意识出发，试图将其纳入朝贡贸易体制。但葡萄牙毕竟不同于中国周边的小国，不但在出使朝觐过程中，对官员乃至朝廷多有不尊，还不时张耀武力，与走私集团、海盗、倭寇一道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所以中央朝廷最终未将其纳入朝贡体系。广东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抵制葡萄牙的各种侵扰，捍卫地方的安宁；对葡萄牙的贸易诉求和活动，从维护地方秩序和增加地方财税出发，致力于如何将其控制在特定的区域，让葡萄牙落脚澳门，成了最终的选项。在这个过程中，葡人行贿官员，明朝借葡师助剿海寇、倦于管理澳门乃至搜寻龙涎香等因素，也起了作用。从此，葡萄牙人可以定期深入内地广州进行贸易，买入丝绸、生丝、瓷器，用大吨位的大帆船输往日本、马六甲等地，又从南亚、东南亚等地运进香料、檀木、樟脑等，逐渐建立起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线、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广州—澳门—长崎航线，以及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获取他们渴望已久的丰厚利润。
但此时站在中国门外敲门欲进的，不只是这类腰佩武器的所谓“商人”。
[1] 马丁·阿丰索·德·梅勒·科迪尼奥1523年10月25日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信，藏葡萄牙国家档案馆，编年档1-30-40。转引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页。
[2] 里斯本国家档案馆，老档第875号，第71—72页。转引自〔葡〕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主编：《16—19世纪葡中关系史研究》，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1996年版，第83页。
[3] 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32页。
[4] 〔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二〇五《朱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03—5405页。
[5] 可参考〔葡〕施白蒂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3页；金国平、吴志良：《葡人入据澳门开埠历史渊源新探》，《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第347—398页。一说在1554年12月，参见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94页。
[6] 〔明〕郭棐等纂：《广东通志》卷六九《番夷》，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
[7] 参见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费成康：《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页。
[8] 《耶稣会会士在亚洲》称：“是年（1557），广东的官员将这澳门港给了葡萄牙居住。他们先是在上川（1553），然后在浪白滘（1555）。从这些岛屿，他们同华人和日本人做了几年的生意。”《远游记》第221章：“其时葡人与华人在岛上交易，直至1557年广东官员在当地商人的要求下，将澳门港划给了我们做生意。”转引自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