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春秋》学考述
汉代经学的传授，其统绪是比较清楚的，据《史记·儒林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但在申、伏、田、董诸人之前呢，则记载缺略，不甚分明。清儒汪中撰《荀卿子通论》，论证了汉代的《毛诗》《鲁诗》《韩诗》《左传》《穀梁传》《曲台礼》俱得自荀子之传，“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1)，可见荀子在战国晚期经学传授当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本文专就荀子的《春秋》学做一番研究，以期对先秦时期的《春秋》学能有更为完整、清晰的认识。
研究荀子的《春秋》学，首先要理清荀子对《春秋经》的总的看法。《荀子》一书谈到《春秋》的地方虽然不很多，也还多少可以找到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
按这一段是讲儒者为学的全过程。始于“诵经”，终于“读礼”。荀子的学说中“礼学”是其骨干，无怪乎他认为“学至乎礼而止”。至于“诵经”的内容，显然包括《诗》《书》和《春秋》。而不管是“诵经”还是“读礼”，重要的是掌握“其义”，“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几部经书的“义”是造就完整人格的必要条件，遵守此“义”与否，是人与禽兽的分水岭。这种提法与孟子稍有不同。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把《春秋》看作是王道衰歇、霸道兴起的时代的产物，是圣人用来对付乱世的武器，因此他强调“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突出的是《春秋》讨伐乱臣贼子的功能。当然，这种讨伐的手段主要靠褒贬，靠所谓口诛笔伐。而荀子似乎没有很强调《春秋》的这一功能，至少在荀子书中很难找到这方面的材料。荀子更看重《春秋》所蕴含的深层的精义（当然包括讨伐乱臣贼子，但绝不止于讨伐乱臣贼子）。“《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诗》《书》的特点在于“博”，《春秋》的特点在于“微”。
关于《春秋》的“微”，《荀子·儒效》篇中也曾道及：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按这段话是说圣人是道的中枢，而《诗》、《书》、礼、乐、《春秋》五者则是圣人的“圣性”在几个方面的表现：《诗》体现的是圣人的“志”，《书》记载的是圣人的“事”，礼规范了圣人的“行”，乐反映的是圣人的“和”（中和之德），而《春秋》则集中表现了圣人的“微”。什么是“微”？《说文》：“微，隐行也。”这是“微”的基本义。荀子论舜之治天下，说“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解蔽》）杨注“微”字云：“微，精妙也。”这是“微”字的引申义。《荀子》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这里的微，也是指道心的精妙之处。微是隐而不显，然在幽隐之中却含有精义。杨倞注“《春秋》之微也”云：“微谓褒贬沮劝。”大约是指《春秋》在遣词造句之中暗寓有对政治上是非善恶的肯定或者批判。看来这是儒家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其中“微言”二字应该就是从荀子“《春秋》之微也”这一类意思中衍生出来的。
对《春秋》的文本，孟、荀的观点似乎也有差别。孟子在谈到《春秋》时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在这里对《春秋》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剖析：一、从内容上看，《春秋》所述是诸侯争霸时代的事情；二、从形式上看，《春秋》是“史”；三、从所表达的思想上看，《春秋》所蕴含的是孔门之“义”。荀子似乎并不认为《春秋》是史文，前引《劝学》《儒效》那两段话里，《书》是与“事”“政事”对应着的，因此《书》应当属于“史”的范畴；而《春秋》只是与“微”对应，用今人的话讲，《春秋》应当属于政治哲学。而且，《春秋》的内容，荀子似乎也不认为是所谓“齐桓晋文”之事。《荀子·仲尼》云：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荀子对以齐桓为首的五霸评价很低，认为他们“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是“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因而为“仲尼之门”所羞称，这与孟子承认《春秋》主要记载了五霸事迹的提法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荀子对《春秋》的看法有如上述，那么荀子与《春秋》的三传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宋儒王应麟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2)论者大多据此说汉代的《左传》学是传自荀子的。近人钱穆反对此说，他考证出虞卿的年辈要晚于荀卿，不会有虞卿著书以授荀卿的事。(3)按钱氏的考证是可信的。荀子虽不一定是《左传》的传人，但他一定是钻研过《左传》的，《荀子》一书中所用《左传》之义很不少，例如《致士》篇有云：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按这段话亦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文字小异：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左传》两言“惧及”，当是“怕牵涉到”的意思。到了荀子那里，则把这“牵涉到”的意思具体化、明确化：“赏僭”会给小人带来“利”，“刑滥”会给善人带来“害”。这是荀子采自《左传》的显证。又如《荀子·君子》云：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
近人刘师培以为荀子多采《左传》之说，此即一例。(4)“妻”有“齐”义，有匹敌的意思。许慎《五经异义》引左氏说：“天子至尊无敌，故无亲迎之礼。”因此荀子“天子无妻”之说是合乎《左传》之义的。“告无适”的“适”字训往，“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到哪一国去，也不是做客，也不能称作往。成公十二年《春秋经》云：“周公出奔晋。”《左传》解释说：“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按理说自周到别国去是不应该称“出”的，这里所以说“周公出奔晋”，只是表明周公是自己出逃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荀子》与《左传》之义相合之处。
《荀子》之中虽有与《左传》之义相合之处，但也有不少地方与《左传》明显不合。从这个角度看，也很难说荀子是《左传》的传人。例如对齐桓公的评价，《荀子·仲尼》称他“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而《左传》对齐桓公在当时诸侯国际中的作用多所肯定，称赞他“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承认他“以礼与信属诸侯”，而所谓诈邾袭莒，均不见载于《左传》。又如对子产的评价，荀子与《左传》也有很大差别。《荀子·王制》云：“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按所谓“取民”，可能是指有限度地、按合理的标准向人民征收赋税，即所谓“取我田畴而伍之”（《左传》襄公三十年），是有别于“聚敛”的（因为荀子在此下接着说：“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荀子认为子产虽然做到了取民有道，却“未及为政”。但《左传》的说法则不同。襄公二十九年《左传》云：“吴季札聘郑，见子产，曰：……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为政，有事伯有。”可见《左传》是承认子产曾经“为政”的。《荀子·大略》又云：“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管仲不“力仁”“力义”，子产更等而下之。但《左传》引孔子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可见荀子对子产的评价，是明显悖于《左传》传义的。再如对于“妖”的看法，荀子与《左传》亦甚为相左。《左传》庄公十四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宣公十四年：“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左氏把“妖”之生归结为人的行为的“弃常”“反德”，把“妖灾”与人的恶行联系在一起，这在当时已经是较为进步的观点了，但左氏毕竟还不能否认“妖”的存在。荀子则更进了一步。《荀子·天论》云：“物之已至者，人祅（同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薉，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祅。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祅。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祅。”在荀子看来，所谓妖就是人的恶行本身，除此并没有什么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妖怪存在。这种看法显然与《左传》的传义有相当的距离。此外，《荀子》一书中讲到春秋史事，与《左传》所记不同者还有不少，这些都应该看作是荀子不完全遵用《左传》的显证。如果说左氏是战国时代《春秋》学诸多家派中的一支的话，荀子的《春秋》学显然不应该是属于这一家派的。
那么荀子是《公羊》学家吗？
《荀子》一书中确有《公羊》之义。《大略篇》云：“《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这是以肯定的语气来引证《春秋》的，而所谓“《春秋》贤穆公”，不见于《左传》，亦不见于《穀梁传》，唯文公十二年《公羊传》曰：“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以为能变也。”《公羊传》认为《春秋》所以记载“秦伯使遂来聘”，是对秦穆公的褒扬。这当然是《公羊》一家之言，然此义确乎被荀子继承下来了。又如《大略篇》云：“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按“《春秋》善胥命”，指桓公三年《春秋经》云“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这是说齐、卫两国的国君在蒲地会见，由于双方都讲诚信，所以只是达成了一些口头的协定，并未进行歃血诅盟。《公羊传》认为《春秋经》所以将此事记作“胥命于蒲”，是含有深意的，是对齐、卫双方讲诚信的肯定。荀子说“《春秋》善胥命”，正是接受了《公羊传》的这种观点。(5)此外，《荀子·王制篇》说“（齐）桓公劫于鲁庄”，此事也只有《公羊传》上有记载，这正好说明荀子是采用了《公羊》之义的。
不只是《公羊》，荀子的《春秋》学也兼采《穀梁》之义。(6)《荀子·礼论》云：“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得（德）之本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这段话的意思可能即来自《穀梁传》。僖公十五年《穀梁传》云：“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鲁大夫也。因此以见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按《穀梁》这段传文，是为解释经文“己卯晦，震夷伯之庙”而发的，《公羊》《左传》都没有从庙制方面发挥，只有《穀梁传》作了这样的解释。又如《荀子·大略》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此语亦本诸《穀梁》。隐公八年《穀梁传》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按《穀梁》的这段传文，是为解释经文“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而发的。荀子必熟于《穀梁》经说，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采用《穀梁传》的成文。
从上述可知，荀子的《春秋》学，是兼采三传的。从汉人所述《春秋》学统来看，《左传》的传授与荀子有关，而《公》《穀》二传都传自子夏。荀子的学术渊源，今已不得详知，汪中推测说：“《史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于荀卿则未详焉。今考其书，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篇次实仿《论语》。《六艺论》云：‘《论语》，子夏、仲弓合撰。’《风俗通》云：‘榖梁为子夏门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之为仲弓，犹子路之为季路，知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仲弓也。”(7)汪氏说荀子之学出于仲弓是可信的，但说亦出于子夏，似有可商。《荀子·非十二子》有云：“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虽说这可能只是针对子夏的门人及后学而言的，但既称“子夏氏之贱儒”，他自己当然是排除在外的，因此荀子之学不大可能属于子夏一系。杨士勋《穀梁疏》称榖梁子“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云云，自是无根之谈。但这并不妨碍荀子对《公》《穀》二传的吸取。看来在荀子的时代，传经尚不如汉世那样注重家法，一代儒宗如荀子，研究、说解《春秋》一经，也还是兼取各传的。虽然荀子对《春秋经》的理解似乎更接近于《公羊》，我们还是无法把他的《春秋》学归在任何一个家派之内。
1999年8月
（原载《南开大学历史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 （清）汪中：《荀卿子通论》，载《述学·补遗》，《四部丛刊》本。
(2) （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
(3)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虞卿著书考》。
(4) 参见刘师培：《荀子斠补》卷三，《刘申叔先生遗书》本。
(5) 参见（清）汪中：《荀卿子通论》。
(6) 参见（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引述惠栋之说。
(7) （清）汪中：《荀卿子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