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交响曲》
导读
一八〇一年,他热爱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他把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一八〇二年)题赠给她。他写信告诉韦该勒:“现在我的生活变得温馨了,和他人的交往也多了一些……这种变化源自一个可爱而充满魅力的姑娘。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拥有的幸福时光。”
可是,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让他更深地感受到自己的残疾和生活境遇的艰苦,这让他无法娶心爱之人。其次,圭恰迪妮风骚、稚气又比较自私,让贝多芬十分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这种爱情使贝多芬的心灵备受折磨,他本就饱受疾病的摧残,这样的经历更是让极度虚弱的他濒临崩溃。这似乎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变得一蹶不振。他经历了一个极度绝望的时期,从他当时写给兄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中就能看出——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拆阅并执行”[1]。这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声,是他与命运抗争的呐喊。我们听了都不免为之动容。他几乎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可是他那不屈不挠的道德情操再次阻止了他。不过,他对病愈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此破灭。
这是临终的哀鸣。但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毅的天性令他无法屈服于磨难。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颓丧与高傲交替的情绪,这内心的悲剧,全都反映在贝多芬一八〇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中:《丧礼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月光奏鸣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宣叙调仿佛一场伟大而哀婉的独白;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还有根据盖勒特[3]的词谱写的六首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一八〇三年创作的《第二交响曲》则更多地反映出他青春时期的爱情,从中可以感觉到不可战胜的意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他的忧郁一扫而光。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不愿相信自己无可挽回的不幸。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心中充满了希望。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充满雄壮的前进和战斗的节奏。《第二交响曲》中的“快板”和终曲表现得相当明显,特别是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充满了激昂壮烈的气势。贝多芬音乐里所具有的这种战斗气息,让人不禁想到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到达维也纳,贝多芬也深受其影响。骑士赛弗里德说:“他跟挚友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兴奋地谈论着政局,头脑清晰,目光敏锐,极富判断力。”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他晚年时,最了解他的兴特勒说:“他热爱共和的原则,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建立共和民主的政府……希望法国实现普选,期盼拿破仑能够建立起民主制度,为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础。”他就像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接受了普鲁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首席执政——缔造的英雄的共和国。于是,他接连写出帝国的史诗,曾题为《波拿巴》的《英雄交响曲》(一八〇四年),光荣史诗《第五交响曲》的终曲(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八年)。这是第一阕真正的革命之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强烈而纯真,如同历史的重大事件在孤独的巨人心中引起的强烈而纯洁的反响,即使与现实接触也丝毫不会减损。贝多芬的形象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影响,并反映在其作品之中。这些在当时的作品里都有迹可循,尽管贝多芬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在《科里奥兰纳斯序曲》(一八〇七年)里,有暴风雨般的呼啸;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与上述序曲有很多相似之处;关于《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〇四年),俾斯麦曾说:“如果我经常听这个曲子,我将永远保持战斗的勇气。”还有《艾格蒙特》以及《降E调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〇九年),精彩华丽的技巧都是无比壮烈的,如同千军万马之势。这又何足为怪?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的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公更值得赞美的英雄奥什[4]将军刚刚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至今仍屹立于科布伦茨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知道此事,但在维也纳,他也已经目睹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初次上演时,法国的军官就曾前往观看。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赠给攻占巴士底狱的于冷将军,当时这位将军正住在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洛布科维兹家里。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开始憎恶法国的征服者。但是,他对法国人史诗般的功绩仍深深崇拜。没有他这种感情的人,对他歌颂胜利的音乐只可能一知半解。
阅读感悟
注释:
[1]时为1802年10月6日,参见《贝多芬遗嘱》。
[2]见贝多芬致韦该勒的信,《贝多芬书信集》第18。
[3]盖勒特(1715—1769),德国启蒙运动作家和诗人。
[4]奥什(1768—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