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内心强大的女人(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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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做一个淡定的女人

接受来到你面前的磨难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在密苏里州北部一栋荒废的老木屋阁楼上玩耍。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当时带着一枚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时候,那枚戒指钩住了一颗铁钉,结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断了。

我吓坏了,立即尖叫起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我现在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碰到了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中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个左手都没有了。我问他缺了那只手是否觉得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穿针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它,然后完全忘了它。我经常想到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纪老教堂废墟上的一行字:“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们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摧毁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个道理的。下面是一封她最近写给我的信:

“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说,“我接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过了不久,又有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将这个侄儿抚养成人。在我眼里,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然后却来了这封电报,我整个的世界被无情地粉碎了,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却要让他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把自己淹没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经忘了的信。这封信是我这个已经死了的侄儿写给我的。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给我写了这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他在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论我们离得有多远,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要勇于承受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坚强些,挺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个人的悲伤掩藏在微笑之下,继续活下去。’

“于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告诫自己:‘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不过我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将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工作上了,我给前方的士兵写信——他们是别人的儿子;晚上,我又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新的变化。我不再为已经发生而且永远过去的事情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道理,即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无法回避的事情。这一课可不是很容易学会的。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也常常会提醒他们自己必须这样做。例如,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宫殿墙上挂有下面这句话:“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后悔。”叔本华则以下面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能够顺从,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时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受。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要战胜它们。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办不到,但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结果我失眠了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开始让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这样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

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12年放牛的工作,从来没有看到哪一头母牛因为草地缺水干枯而挨饿,或者天气太冷,或者是哪头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恼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者是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这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俯首帖耳呢?不,绝对不是这样,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可是当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我们就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了。

哥伦比亚大学已故的霍基斯院长曾告诉我,他为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都数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些难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应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许多有名的商人。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莎拉·伯恩哈特可以说是最懂得如何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可是后来,她在71岁那一年破产了,所有的钱都损失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还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掉。

事情是这样的:她在横渡大西洋的时候遇到暴风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伤,染上了静脉炎和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必须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很坏的莎拉,因为他认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可是他错了,莎拉只是看了他一阵子,然后很平静地说:“如果真的非这样不可的话,也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却朝他挥了挥手,面带微笑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过的一场戏中的一句台词。有人问她这样是不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她却说:“不是,我是想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当手术完成,恢复健康之后,莎拉又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着迷了7年。

爱尔西·麦克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精力,创造更丰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来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弯腰曲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们而被摧毁。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上就看过这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非常快,后来一阵冰雹下来,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而是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我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样去顺从,怎样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样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情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直挺”。

你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最初,有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颠簸成碎块。后来他们做出一种轮胎,可以吸收以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这样的轮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并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顺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挫折,那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忧虑、紧张,并且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快,退缩到一个自己创造的梦幻世界中,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不宁了。

“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这句话是有人在公元前399年说的。然而在今天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人们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对不可避免的事,轻松地去承受。”

善良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纽约市的琼妮·李·罗瑞给我来信,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人与事。

“一天上午,大约11点左右,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的公司被两个生意人用所谓的法律手段夺走了,我立即惊呆了。向律师查询之后得知我只能认命。要知道,我生下来从没那么恐惧过。我失去了我的一切。下午2点左右,我到工厂向生产部经理露易斯诉说此事之后,又与其他员工一一道别。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一起做事的。

“在新老板来接手的时候,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全公司上下的每一个人都收拾好东西辞职了。新老板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留下来的话,会给他们满意的条件。他特意找到露易斯说,只要她肯回去,就给她一份终身职务。但是她回答:‘我并不是非要靠你们这种人才能生活。’新老板都急疯了。他们有着大量的库存和机器,却不懂生产技术,又找不到人肯为他们工作。

“员工们跑去申请失业救济金,但是公司接到核实电话时,新老板说:‘这些人在我们这里有工作可以做,叫他们回来上班。’员工们没有接受,这样他们当然没有钱可以领。我不能为他们做什么,我自己分文全无,一切都归公司所有。

“连续5个星期,情况没有任何改变。我担心那些员工怎么生活,因为他们总是转手就花光了当月的收入。但是,到了第六个星期,新老板投降了,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壳,因为他们无法开工。那天下午4点左右,公司合法地回到我手中。第二天一早,所有员工都回来上班了。

“当我失去公司的那一刻,最糟的情况确实发生了。我无能为力,只剩下员工和我之间真诚的尊重、赏识和理解。危机临头,他们剖开最真诚的忠心对我,使得新老板只好把公司归还给我。我永远感激他们,世上不会有人像我这样拥有这么多可爱的朋友。”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那些成熟的人在不断地发现我们人类可爱之处。只会说搞政治的人全是骗子、大公司都缺少人情味、当老板的都是奸商的那些人,都是不成熟的人。

1955年夏天,康涅狄格州梅德河洪水泛滥,如果不是靠勇气和邻里之间的彼此鼓励,有谁能幸存下来?每当有死亡与灾难降临时,我们都能学到关于人生的新知识。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因参与镇上的派系之争,与邻居势不两立。后来,他因车祸受伤被送进医院。

圣诞之夜,他躺在医院里倍感凄凉,这时,他原以为会对他非常痛恨的两个邻居前来看望他。他们送给他一只巨大的圣诞袜——装满礼物的1.5米长的蓝袜子。

用心观察,只要我们驱散忧愁的迷雾,就会发现我们可爱的同胞有多么善良、仁慈、慷慨。

我始终坚信大多数人是天性善良的,如果我发现自己开始怀疑这一点时,就去书房打开那个小抽屉,读一读我一直珍藏着的一封信。

那是梅伊·卡莱太太写给我的,上面写道:

“我12岁那一年,我父亲借给一个邻居1800美元以保住他的农场。几年后,那个邻居一直没来还钱,尽管他已经有此能力了。

“那个邻居有一次喝醉之后,突然想到,如果他弄死了我父亲,就不必还那笔债了。所以,在我父亲晚上开车进城的时候,他故意开车向我父亲的车子撞去,我父亲被撞断了三条肋骨和一条胳臂,另一只手也受伤严重。邻居开车扬长而去,把我受伤的父亲一个人丢在路上。

“有个城里人知道了这件事,出门找到我父亲,带他进城,然后赶忙去找医生。父亲一手扶住肋部坐在路旁等着,那个喝醉的邻居这时又出现了,他伸出一脚踢在我父亲的下巴上。这次不仅使我父亲的下巴出现外伤,而且还导致一些腺体受损,牵连到体内其他一些腺体。

“不久,医生带着警察赶到。可是我父亲没让警察把那个邻居带走,说他喝醉了才弄成这样的。他说,逮捕那个人,又会给他的家人带来更多的麻烦。

“父亲住进城里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一年半后死了。在去世之前,他把我们五个子女召集到他身边,显然有话跟我们说。

“他紧握住我的手,说:‘答应我,永远不跟邻居的任何一个孩子为敌,让他们像你一样,长大后成为社区里受人尊重的人。心中只有仇恨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最难信守的承诺。但是很高兴,我做到了。30年来,我一直信守承诺。而那个邻居的孩子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像上帝一样的男人是多么富有同情心和谅解心啊!他的邻居用了他的钱,使他丢掉了生命,但是他并不忌恨,还要求他的家人不要因此事怀恨下去。

加州格伦代尔的威拉德·柯罗斯莱医生给我讲过一个他在医学院三年级时的非常有趣而又有意义的经历。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院长要进行一场有关药理学的重要演讲,但柯罗斯莱逃出来跟一个漂亮的金发护士去野餐。就在他准备为女友吟诵诗歌时,有人向他们走近。“我一抬头,”柯罗斯莱医生说,“正与院长眼光相遇,他领着他女儿出来收集药草。我站不起来,也说不出话,我吓坏了。他看了我一眼,皱着眉头走开了。他一离开,我就慌了。野餐或金发女友再也不能提起我的兴趣,只想着三年医学院生活即将结束,我将被开除出校门。

“回到交谊厅,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哥们儿听,他们都说事态不容乐观。有一个人还拍拍我的背说:‘啊,也许你不想当医生了吧?’有的人问我,我的书多少钱才肯卖。我悲惨地度完我的周末。我决定星期一上午去找院长谈谈。

“我找到他,说:‘院长,我想为我星期六所表现的无理向您道歉。我遇见您时,既没站起来,也没向您问好,我很没礼貌。’院长似乎觉得很好笑,他说:‘威拉德,年轻时我也做过那样的事。别担心。对了,你玩得好不好?’

“我的心这才放松下来。原来院长这么有人情味,他知道年轻人是怎样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我想这也许是他能成为院长的原因吧!”

是的,柯罗斯莱医生,你说得没错,这就是世上的好人通过培养自己的成熟,发现快乐和获得成功的原因,也是光明与黑暗在人生道路上的分别。

是的,世上到处都有好人。当然,骗子、恶棍、盗贼、流氓也埋伏在人群当中,人生难免会碰上这样的人。这需要一个人有相当程度的成熟才能有所领悟,就像有燕子飞来并不代表春天已到来一样,偶尔遭遇一两个坏人并不代表全世界都是坏人。

别人的行为和态度造成我们的一定的行为反应,使得我们变得愤世嫉俗,武断地认为“这世上就没有好人”。

几年前,当我来到纽约开展一项新事业时,曾为一次痛苦的经历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赔尽了数百万美元。我在很长时间里气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我开始相信以前有关肮脏的大都市里的商业伦理故事全部都是可信的,我是中了奸商的手段,成了商业欺诈行为的牺牲品。

只是后来,我才慢慢想通了。如果我当时稍微用头脑想一想的话,整个事情根本就不会出现那样的结局,都是我的愚蠢造成了那样的后果,我只能责怪我自己,跟任何人不相干。

相信我们因他人的恶行而受害,比承认因自己愚蠢而导致失败要相对容易得多。世人最难说出口的一句话是:“我是个傻瓜。”但是,如果我们想要长大,脱离感情上的婴儿时期,就一定能等到我们对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到来。

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告诉你人性中的丑恶之处:自私、愚蠢、贪婪、自负。只有拥有了成熟的洞察力才能感知人类善良的根本,才能发掘人性中蕴涵着的资源和能力。

做到心如止水

有这样一段话,它具有神奇的作用,能够避免争执,去掉不好的印象,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并能让别人认真倾听。这段话就是:

“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也会和你有一样的看法。”

说出这样的一段话,特别是非常真诚地说的时候,会使脾气最坏、最倔的人变得温和起来。是的,要真诚地说,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人,当然你的感觉就会完全和他一样。假如你拥有某个人的身体、性格和思想,假如你有他的那些环境和经验,你就会和他完全一样,而且,也会成为他现在的样子。因为,就是这些,也只有这些,让他成为他表现出来的样子。

相同的道理,你的父母并不是响尾蛇,所以你不是响尾蛇。你不会和牛接吻,也不觉得蛇是神圣的,是因为你不在恒河岸边的印度家庭里出生。

你现在的一切,并不全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那个让你讨厌的狭隘、不讲道理的家伙,他那副德行的原因也并不全在于他。所以,那是个可怜的人,为他难过,可怜他,同情他吧。自己对自己说:“要不是上帝的恩赐,我就会像他一样。”

在你所遇见的人中,大部分都渴望得到同情。同情他们吧,你将会得到他们的爱。

有一次,我在电台发表演说,评论《小妇人》的作者露易莎·梅·奥尔科特。我本来知道她是住在麻省的康科特,并且她那本不朽的著作就是在那儿写成的。可我竟想也没想地说我曾到新罕布夏州的康科特凭吊她的故居。如果我说了一次也就罢了,我的天,我竟然说了两次!于是,无数的信件、电报像马蜂一样涌进我的办公室,让没有准备的我不停地应付。多数是在表达气愤,当然还有一些是侮辱我的。有一个住在费城叫卡洛妮亚·达姆的女士,麻省的康科特恰好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她残酷地把全部的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我想,即使我说艾尔科特小姐是来自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她的火气也不会更大了,因为她的火气实在已大得不能再大了。我读着她的信,对自己说:“哦,上帝,我幸亏没有娶这个女人。”我真想写信回敬她两句,因为我犯的这个地理错误,实在比不上她在对人礼节上犯的错误。可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控制了自己。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就等于一个冒失的傻瓜。

我要比傻瓜做得更好些才行。所以我决定试着化敌为友。显然,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游戏。我告诉自己:“是的,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也可能有跟她的一样的感受。”于是,我决定接受她的观点。当下一次去费城时,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下面是我们的部分谈话:

我:“某某夫人,您几个星期以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向您表达我的谢意。”

她(用非常礼貌的语气):“我很荣幸和您通话。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您没有见过我,我叫戴尔·卡耐基。在几个星期前,您收听过一次我有关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电台评论。我犯了个难以谅解的错误,居然说她住在新罕布夏州的康科特。这个错误非常的愚蠢,我特地为了这件事向您道歉。您真是个好心人,能抽出宝贵的时间写信来给我纠正。”

她:“卡耐基先生,那封信是我写的,非常抱歉!我是一时意气用事,我必须向您道歉。”

我:“不!该道歉的是我,不是您。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也不会犯我那种错误。在那次评论后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在广播中道过歉了。现在,我想专门向您亲自道歉。”

她:“我就出生在麻省的康科特。两百多年了,我家族里的人一直参与麻省的重大事情,那是让人自豪的故乡啊。所以,当我听到你说新罕布夏是奥尔科特小姐的出生地时,我伤心极了。但是,我对我写了那封信感到歉意。”

我:“我想我伤心的程度是您的10倍。我的错误并没让马萨诸塞州损失什么,但却让我自己非常难过。您这种具有文化背景身份的人士,很难得给电台的人写信。假如您再次在广播中发现我错了,希望您再写信来纠正我。”

她:“您知道吗?对您接受了我的批评,我感到非常高兴。您真是个好人。我很愿意成为您的朋友。”

于是,因为我向她道歉并接受她的观点,所以她也向我道歉并接受我的观点。我很满意,因为我止住了火气,并且用谅解友好的态度,来回应羞辱。我让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因此非常满意。如果我当时也是以牙还牙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钢琴教师佳茵·诺瑞丝讲述了她是怎样面对和处理一个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在钢琴教师和十几岁女孩子间是经常会出现。贝蒂的指甲留得很长,但是,这么长的指甲会妨碍她弹好钢琴。

诺瑞丝说:“我知道她的长指甲会阻碍她想弹好钢琴的愿望。但是在开始教她弹琴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提她的指甲。我不想打击她学钢琴的热情,我也明白她很在乎她的指甲,并且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以使它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在第一堂课后,我想是时候了,就对她说:‘贝蒂,你的手和指甲非常漂亮。我也知道你非常想把钢琴弹好,如果你能把指甲修短一点,就会发现弹好钢琴就变得容易多了。我理解你有点舍不得,你好好地考虑一下,怎么样?’她做了个鬼脸,说她不会把指甲修短,我也找她的母亲谈论了这个情况,说起她的漂亮指甲的问题,又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显然,贝蒂仔细保养着她美丽的指甲,并非常珍视她的指甲。

“当贝蒂下个星期来上第二节课时,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的指甲变短了。我夸奖了贝蒂,并感谢她母亲给她的影响。她母亲回答说,自己并没有说她什么,是贝蒂自己决定的,并说这是她第一次因为别人剪指甲。”

诺瑞丝没有威胁贝蒂,也没有说会因此而不教贝蒂。她告诉贝蒂她的指甲很漂亮,并表示把指甲修短对贝蒂来说是一种牺牲。这等于她作了这样的暗示:“我非常同情你,我知道决定把指甲修短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你会在弹钢琴方面得到更大的好处。”

盖兹博士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教育心理学》中说:“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同情。小孩子着急地把他的伤口让别人看,甚至故意把小伤口搞得更大,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同情。同样的,大人也为此展示他们的伤痕,诉说他们的意外、病痛,尤其是被动手术的细节。从某种角度来说,为发生的或空想的不幸而自怜自艾,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

获得友谊需先表达自己的爱

年轻时,我有一种愚蠢的心态:渴望友情却又只限于与人保持一种满意的关系。我这种心态与许多人达成共识,想要别人对自己感兴趣,却不肯花精力让自己被人接受。在我的有关妇女人格发展的课程当中,我发现许多人都很自卑,总是想,“我过于害羞和胆小了,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看起来没有人对我发生兴趣。”“人家不渴望认识我。”

哦,人家凭什么对你感兴趣?世上没有人非要喜欢别人不可。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在社会交往中,如果我们拿不出别人想要的东西,就没有任何理由让别人主动找到我们。

孔子曾经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要想赢得别人的友情,我们就必须甩掉担心人家是否会喜欢我们的包袱,尽力发掘那些能激发别人赏识我们的基本态度和素质。

玛丽安·安德森曾经对她生命早期的某阶段进行过感人的描述,那段日子里,她被失败感和颓丧的心情所笼罩,觉得自己永远不能再唱歌了。经过一番祈祷和对心灵的探索之后,她慢慢地找回了继续奋斗的信心和勇气。一天,狂喜之下,她对母亲说:“我想要歌唱!我希望大家都爱我!我渴望追求完美!”

她的母亲却说:“这是个伟大的目标。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主是最完美的,却并没有赢得每一个人的爱。恩宠永远位于伟大之前。”

母亲的话深深地刻进安德森的心里。她重新开始了歌唱事业,并为达到完美而奋斗不止,而不是只停留在空想的阶段,“恩宠先于伟大”。

好莱坞的J.艾伦·布恩是著名的喜剧片《狗明星“强心”》的主演,他在观察“强心”表演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因而他又为此写了一本名叫《写给“强心”的信》的畅销书。据布恩先生介绍,这是一只很了不起的狗,总是欣然地执行他的命令,在电影中表演为剧情所需的各种动作。难得的是它这么做,从来不是为了得到报酬,而是出于爱和享受把事情做好所带来的快乐。有好几次,“强心”都曾纯粹是为了自身的乐趣而表演。这也许正是它能成为电影明星的原因。

布恩先生还曾谈到有一次他面对一个跳舞的年轻女孩,她第一次试跳的时候,紧张得像新娘出嫁,怕自己会失败!于是他安慰她:“不要在乎结果,只当是纯粹为了享受跳舞的乐趣而跳,为了上帝而跳吧。”很快地,她的心态来了个彻底的转变。

同理,获得友谊的全部秘诀也在于不要担心结果,不要在意别人是否会喜欢我们,现在就着手去做所有能激发爱和友情的事。在这方面,威廉·奥斯勒爵士的话很值得我们思索,他说:“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张望缥缈的未来,而是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

作家荷马·克洛伊他很有人缘。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清洁工还是百万富翁,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在与他在一起待15分钟之后都会感受到一种温情。因为他们都感到荷马·克洛伊能让人迅速知道他是喜欢他们的。

小孩子都喜欢跟他亲近,朋友家的佣人愿意极力为他施展厨艺。如果主人说:“荷马·克洛伊要来!”就没有人会感觉不快。而回到家里,荷马·克洛伊也深受他太太、女儿和孙子的爱戴。

他如此受欢迎的秘诀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真诚地爱别人。别人是什么身份、做什么工作与克洛伊的哲学无关,他们属于人类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每次与一个陌生人相遇,他都能立即结交上,不是靠标榜自己,而是靠询问别人的一切——那些听起来很琐碎的问题。他并非琐碎的人,而是因为他确实对每一位新结识的人都感兴趣,真心想了解他们。

我曾见过一些倔强的玩世不恭者在经过这种接触之后像见到阳光下的花儿一样盛开。这就如同约瑟夫·格洛大使所说:“外交的秘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想要喜欢你。’”

荷马·克罗伊从来没有为交朋友的事情烦恼过,他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朋友,别人是否喜欢他那样,他并不在意,他只会集中心思喜欢别人,而不浪费精力去思考。

爱是人类不断取得进步的基础,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状况是我们感情是否成熟的衡量标准。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感受,必须明白伤害他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会受到伤害。这样我们就能成为心理学上所谓的“神人”,一种与他人的同感,而且它是成熟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对人类之爱的真实含义的一种领悟,是人们之间感情的契合。它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画出了一道界线。如果我们带着成熟开始与他人交往,就一定能获得友谊。

不要理会别人的流言蜚语

有一次,我去拜访绰号叫做“老锥子眼”“老地狱恶魔”的史密特里·帕特勒少将。对他还有印象吗?他就是那个在所有统帅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军中最会玩花样、最讲派头的将军。

他告诉我说,年轻时他渴望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希望给每一个人都留下好印象。那个时候,一丝一毫的批评都会让他觉得非常难受。在海军陆战队的30年则使他变得坚强起来。“我多次被人责骂和羞辱,”他说,“有人骂我是黄狗,是毒蛇,是臭鼬。那些骂人专家几乎将英文里所有能够想得出来而印不出来的肮脏字眼用来骂我。这会不会让我觉得难受?哈!现在要是听到有人在背后说我什么,我甚至都不会掉头去看一看是谁在骂。”

也许我们会认为“老锥子眼”帕特勒对批评太不在乎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应该值得我们注意:大多数人对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情都看得太过认真了。

许多年前,一位纽约《太阳报》的记者参加了我举办的成人教育班示范教学会,并且在会上对我和我的工作展开猛烈的抨击。当时我真是气急败坏,认为他是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打电话给《太阳报》的执行主席季尔·何吉斯,要求他刊登一篇文章,澄清事实真相,停止对我继续嘲弄。我下定决心要让侮辱我的人受到惩罚。

今天,我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备感羞愧。后来我才了解到,买那份报的人大概有一半不会看到那篇文章;看到的人中又有一半会将它当做一件小事情来处理;而真正注意到这篇文章的人中,又有一半在几个星期后就把这件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了。

现在我才懂得,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想到你我,或者关心别人批评我们什么话,他们只会想到自己,从早餐前到早餐后,一直到深夜12点过10分钟都是如此。他们对自己细枝末节问题的关心程度远比置你我于死地的问题要大1000倍。

即使你我被人说了许多无聊的闲话,被当成笑柄和谈资,被人骗了,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被我们最信赖的朋友出卖了,也千万不要纵容自己顾影自怜,而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想一想耶稣基督的遭遇,想一想12个最亲密的门徒中,竟然有一个背叛了他,而所贪图的赏金,按现在的货币价值折算不过是19美元;他最亲密的门徒中的另一个,在他惹上麻烦时居然公开背弃了他,3次表白自己根本不认识耶稣,一边说、一边发誓。出卖自己的人占所有最亲密的人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耶稣所遭遇的困境。为什么你我却希望自己能比他幸运呢?

许多年前我就发现,尽管我无法阻止别人对我做任何不公正的批评,但是我却可以做一件事,一件也许更重要的事,我可以决定是否要让自己受到那些不公正批评的干扰。

且让我说得更清楚些,我的意思并不是完全不理会所有的批评,我所强调的是不要理会那些不公正的批评。有一次,我问伊迪丝·罗斯福是如何处理那些不公正的批评的。大家都知道,她曾经承受的压力是他人无法比拟的,她所拥有的热情的朋友和凶猛的敌人,比任何一个曾经入主白宫的女人都要多得多。

她对我说,她小时候非常害羞,对别人的评论心怀恐惧,这种恐惧产生的无形的心理压力,使她不得不向她的姨妈,也就是老罗斯福的姐姐寻求帮助,她对她说:“姨妈,我想做这件事,但是却害怕受到指责。”

老罗斯福的姐姐正视着她说:“无论别人如何看待,只要自己心中知道是对的就行了。”这句话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她进入白宫之后,这一忠告仍然是她的座右铭。在她看来,避免批评的唯一方法是,做自己心中认为是正确的事——你无论如何都会受到批评的。“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这是她对我的忠告。

迪姆斯·泰勒在每周日下午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空中音乐会休息时间,主持音乐评论节目。他让批评的雨水顺着脖子流下去,却能当众哈哈大笑一番。有一次他收到一个女性听众的来信,骂他是“骗子、叛徒、毒蛇和白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急败坏。后来,泰勒先生在那本名为《人与音乐》的书中写道:“我想她可能只喜欢听音乐,而不喜欢听讲话。”在收到信的第二个星期天的广播节目中,泰勒先生将这封信读给几百万的听众听——然而几天后,他又收到那位女士的来信,“在信中她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泰勒先生说,“她依然坚持说我是一个骗子、叛徒、毒蛇和白痴。”能以此态度来接受批评的人实在令人佩服,我们佩服这种沉着、毫不动摇的态度和幽默感。

乔吉特·勒布朗在她的《我与梅特林克的生活》中描写了一个比利时普通女孩的巨大变化。

她在书中写道:“旁边饭店的女服务员给我送饭来了,她有个绰号叫‘洗盘子的玛希’,因为她刚开始时的工作就是洗盘子。她长得很丑,眼睛是斜的,八字脚,而且总是显得很笨。

“当有一次她给我送通心粉的时候,我对她说:‘玛希,你不了解你内藏的光华。’

“她已经麻木惯了,好像面临什么危险似的,在那儿发呆。然后才把装通心粉的盘子放在桌上,纯真地叹了口气说:‘我永远都不相信我有。’她没有再问我什么,只是不断地重复着我的话回去了,并且她相信我不是在跟她开玩笑,一点也没有怀疑。从那天开始,她渐渐地被人们所看重,因为玛希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相信自己确实有些内在的光华,她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她显示出了少女的光华。

“两个月以后,她宣布她要嫁给大厨师的侄子了。她说:‘我要当一名淑女。’并来感谢我。就这样的一个鼓励,让她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查尔斯·舒伟伯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他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一名在自己钢铁厂工作的德国老工人教给他的。这位德国老人因为战争问题与其他工人发生了争执,结果被丢进了河里。“他走到我的办公室,”舒伟伯先生说,“满身都是泥水。我问他将如何对付那些将他扔进河里的人,他回答说:‘我只是笑一笑。’”

从此,舒伟伯就把这个德国老人的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只是笑一笑。”

当你遭遇到不公正的批评时,这个座右铭尤其管用。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可以回骂他,但是对那些“只是笑一笑”的人,你又能说什么呢?

如果林肯没有学会对那些咒骂置之不理的话,恐怕早就承受不了内战的压力而崩溃了。他写的关于如何处理批评的文章,已经成为一篇经典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将这篇文章抄下来,挂在总部办公室的墙上;丘吉尔也将这篇文章镶在框子里,挂在书房的墙上。这段神奇的话就是:

“如果我仅仅试着去读——更不用说去回应所有对我的攻击,不如关了门,去做别的事情。我竭尽全力去做好,并且始终如一将事情做完。如果结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他人怎么评论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结果证明我是错误的,那么即使花10倍的力气来说自己是对的,也无济于事。”

成熟的女人最迷人

我的小女儿唐娜·戴尔刚刚学会走路。有一天,她搬着一把小椅子到厨房里,想要爬到冰箱上去,我急忙跑过去,想扶住她,但已经来不及了,她跌倒在地。我把她抱起来后,她朝那把椅子狠狠踢了一脚,骂道:“破椅子,都是你!”

其实这样的事常有发生,小孩子比较任性,明明自己出错却要迁怒于没有生命的东西或是无辜的旁观者,甚至认为这种行为很正常。

但是,如果我们学小孩子把这种行为带入成年,那可就麻烦了。自古以来,一直有因为自己的失败和过错而怪罪他人这样的现象存在,就连亚当也曾责怪夏娃:“由于这个女人的引诱,我才吃了禁果。”

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我们已经不再是跌倒了便找把椅子踢的小孩子了,直面人生,为自己负责。

固然,这样做比较困难。怪罪我们的家长、老板、师长、环境、丈夫、妻子、子女则容易得多,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怪罪祖先、政府,或者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最好的借口,责怪幸运之神的不公。

不成熟的人总能为他们的缺点和不幸找到理由——没错,仍然是他们自身之外的理由——他们的童年很悲惨;他们的父母太贫穷或是太富有,对他们的管教不是过于严厉就是过于放纵;他们缺少教育;他们身体虚弱,饱受疾病的折磨;等等。

她(他)们埋怨丈夫(妻子)不了解她(他)们,认为命运之神跟她(他)们过不去,总是让她(他)们缺少运气,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其实她(他)们是在为自己找替罪羊,而不是设法克服困难。

我们班有一位女学员,在一天下课后来找我。我们那天的课是训练学生记人名。这位小姐对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对我能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抱有奢望,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问她:“为什么?”

“遗传!”她回答,“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记忆力是好的,这来自我父母的遗传。所以,你要知道,我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进步。”

“小姐,”我说,“这不是遗传的问题,是懒惰。与提高你的记忆力比起来,责怪你的父母显然要容易得多。来,我要向你证明这一点。”

仅仅几分钟,我帮这位小姐进行了几个简单的记忆力训练,由于她神情专一,所以效果不错。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她消除了记忆力无法通过训练得到提高的想法。我很高兴,她学会了积极改进自己的记忆力的方法而不再去找借口。

世上的父母仅因糟糕的记忆力而遭子女的责怪,这还算是幸运的。小到脱发,大到遭遇挫折,把一切都归罪于父母,俨然已成了儿女们最好的借口。为了逃避自己的过失、责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去看心理医生,在长椅上舒适地躺下,谈自己和自己会变成这样的原因。这样做比较昂贵,也比较奢侈。

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你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你幼年时期近乎病态地迷恋保姆,或者因为你的母亲占有欲过强,又或者你的父亲对你的要求过分严格。”而你听了后,如果以为很有道理,你就去看心理医生吧——如果你不在乎诊疗费用,你就一辈子依靠它吧。而且,这显然又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威廉·考夫曼博士有一篇文章名叫《愚人的精神病医学》,揭露了利用大众的愚蠢来发财的“心理分析医生”。考夫曼博士说,找心理医生医治的病人总是“以他的弱点和古怪行为应属于心理有问题,需借助心理分析为借口”。

精神病学也乐于为面对成人生活显得手足无措的人提供合理的解释,人们更是乐于接受这种解释,于是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归咎于外部因素了。

以前人们怪罪的对象是星座——“我出生在一个坏星座”或“对发展没有帮助的星座”——16世纪的人面对迷惘或失败时总会这样说。

但是莎士比亚在《裘力斯·恺撒》中借卡西阿斯之口大胆宣称:“亲爱的勃鲁托斯不是我们的星座,而是我们自己使我们位卑人低。”

英国历史上的都铎王朝的王子有自己的“替罪男孩”。由于王子是不能受惩罚而挨打的,不管幼年的王子多么调皮,都不能打他,于是就花钱雇来一个小孩儿替王子受罚、挨打。有许多人都渴望得到这个替身的职位,因为其薪水极高,又能获得晋升的特权和机会。

王子的替罪羊这一传统早已消亡。但是那些不成熟的人,仍然具有找寻替罪羔羊的本能冲动。如果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便迁怒于他人,于是就会说现代生活不稳定、不安全,说这个世界太混乱,总之他们总会找到合适的借口。

在香港卡耐基课程任教的麦克·约翰说,中国有很多文化所带来的特定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式,这比遵守古老的传统更有好处。他班上有一位中年学员,多年来他的儿子都不和他来往,因为这位父亲从前抽过大烟,不过现在他已经戒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辈不能够先向晚辈认错,所以他以前认为父子和好,必须由他的儿子先来找他。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说起他多么想和儿子和好,想抱抱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孙女。班上的学员全是中国人,很理解他的想法和处境,可突破传统毕竟是困难的。这位父亲坚持认为他是对的,儿子应该先来找他,因为年轻人必须尊敬长辈。

到了快培训完的时候,这位父亲的想法变了。他说:“戴尔·卡耐基告诉我们,当你错了,你就应该立刻坦诚地承认。仔细想想不无道理,我早就该认错了,我现在要坦白地承认:我错怪了儿子。他不见我是有道理的。假如我主动请求晚辈的谅解,也许很没面子,但是我自己犯的错误,我就应该承认错误。”听了他的话,全班鼓掌支持他这么做。在下一节课上,他给大家讲了他是如何去他儿子家里请求谅解的。现在他和他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又和好了。

一个成熟的人,一定要切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勇于承担后果,不找客观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