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馆生涯彻骨寒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十三岁的郑板桥与徐氏结了婚,后生有两男一女。稚儿绕膝,琴瑟和谐,夫妻共度危困生活。但是,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迫使板桥不得不辍学谋生。
靠什么谋生呢?这时候,板桥的兰、竹、石已经画得十分出色,扬州更是全国的艺术品首屈一指的销售市场。开始,板桥也卖过画。但是,他的画立意高雅,不为世俗所重;他又没有什么名气,当然卖不出去。即便有时卖出一两幅,收入也很不稳定。于是,他决定教馆糊口。
板桥之所以做出这个抉择,原因有二:一是按清朝的规定,教馆要首先取得秀才的资格。先此,板桥已经取得了秀才的“文凭”。二是立庵先生就是靠教馆持家,板桥可算“教馆世家”,起手不难。
所谓教馆,也就是俗称的私塾。这种教育方式有塾师自设的学馆,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也有属于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这一种免缴学费)。根据现有的资料,板桥的教馆属于第一种类型。很多读书人在入仕途之前,往往一边教书糊口,一边读书,为科举做准备。起初,板桥在兴化东门宝塔湾开馆。大概在康熙五十六七年,板桥二十五六岁时,来到真州的江村教馆。真州是宋时旧称,清时叫仪征,也是一个繁华的地方。按《仪征志·舆地》(道光刊本)引旧志云:“(江村)在游击署前,里人张均阳筑,今废。”注云:“兴化郑板桥燮尝寓此,与吕凉州辈唱和,有联云:‘山光扑面因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江村似为富商的别墅或园林所在地。从《郑板桥集》及集外逸文中,看不出他与张均阳有过任何接触,大概板桥只是寄居江村而已。
板桥对教馆生活是感到很痛苦和羞辱的。他步入仕途以后,还常常回忆起这段生涯,曾根据当时流行的《教馆诗》略加改动,追述江村的教馆生活:
此诗对教馆生涯写得非常逼真、细致,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窘境。他觉得自己寄人篱下,又像是做客又像是坐牢。当时,他在一首七律中坦率地向学生们表明心迹:“萧骚易惹穷途恨,放荡深惭学俸钱。欲买扁舟从钓叟,一竿春雨一蓑烟。”[19]他甚至想罢馆不干了。
当然,经济拮据是使板桥产生这种感情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潜藏在他的思想深处。首先,由于他怀抱“修齐治平”之志,故而不甘沦落。他认为读书—科举—做官是一条“光明大道”。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认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主张治学要“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正视现实,关注民生政治。与此相反,板桥始终是个“科举迷”。他认为“明清两朝,以制艺取士,虽有奇才异能,必从此出,乃为正途”[20]。他还赞叹说:“圣天子以制艺取士,士以此应之。明清两朝士人,精神聚会,正在此处。”[21]他做官后写信要堂弟努力读书,说:“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22]他还写过一首《赠高邮傅明府并示王君廷》的诗,一开首就说:“出牧当明世,铭心慕古贤:安人龚渤海,执法况青天。”渴求用世之情,溢于言表。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对于教馆,他当然痛苦,当然难堪,当然“欲买扁舟从钓叟”了。其次,艺术家可贵的品质,是竭力在作品中表现一种独立的、无拘无束的个性和人格,而教馆先生却要仰人鼻息,既要考虑和家长的关系,又要顾及和学生的关系,这种生活、地位和他的气质、追求格格不入。这就使板桥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痛苦之中。
虽然郑板桥对教馆生活很厌恶,但是对江村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却颇感惬意。雍正十三年(1735),板桥重返江村,写给郑墨一封信,信中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江村的景物:“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23]这里的生活较兴化老家富足一些。早晨,板桥伴着在田间辛勤耕耘的农夫,开始了教读。黄昏,他喜欢坐在高阁,望着江面上移动的点点风帆,听着旷野里隐约传来的狗吠,陶醉在神秘、空阔的江村暮霭之中。夜晚,他常常走过灯火辉煌的渔市,到河桥酒店去独酌。板桥深爱江村,和这里的文士、老农、酒家、道士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资料缺乏,他在这里的交游已不可考。但是,当时和以后,他记录这段生活的诗词是很多的,从中亦可看出板桥和江村民众相处的融洽:
(《客扬州不得之西村之作》)
(《再到西村》)
(《唐多令·寄怀刘道士并示酒家徐郎》)
(《贺新郎·西村感旧》)
而写得最亲切的,莫过于寄给他在江村教馆时的学生许樗存的《寄许生雪江三首》了,其中第三首云:
江村景色新鲜活跃。云推揉着山峰,山峰好像要活动起来;急雨中的潮水澎湃汹涌。板桥向往着秋熟后的新稻、螃蟹、豚蹄、浑酒等江村风味,向往着与学生的欢聚。这首诗艺术成就较高,亲切随便,一往情深。“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24],以后,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板桥甚至表示要到江村来度过晚年。
有趣的是,江村也多竹,继续以其高妙的内蕴陶冶着这位艺术家。“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25]板桥经常在教馆之余,挥毫写竹。这段时期,他对竹子的观察更细微了。他觉得“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手中之竹”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他赞叹道:“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26]有时,他画的兰、竹、石,也托人带到扬州去卖,借此对困顿的家境作些补益。扬州是个商业城市,豪富的盐商在那里造了很多精致的园林。为了美化环境,他们往往附庸风雅,购置一些书画点缀其间。所以,这期间板桥作画,可能纯是商业性的。由于卖画,板桥也熟悉了一些市场行情与渠道,为日后逐步进入“以画代耕”的生涯创造了条件。
这段时期,板桥所读的书,仍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四书五经之类。他的书法也是练习正楷。清代前期的科举考试,主考人对书法特别注重,写字的好坏成了能否录取的重要标准之一。他们对书法提出“乌”“光”“方”的要求,即字要写得方整划一,用墨要浓,而且要黑得发亮。这种模式化的书法人称“馆阁体”。要入仕首先就得练好馆阁体。《清代名人轶事》云:“彭刚直公,不能作楷书,试卷誊正,往往出格。九应童试,皆坐是被斥。”后来有个考官帮忙,彭玉麟才被录取,可见是否会写馆阁体对于仕途是至关重要的。于是,那些有识见的聪明人,只是将馆阁体的本领当作敲门砖。一旦金榜题名,就弃之如敝履。板桥就是这样的人。《清史列传·郑燮传》说他“少工楷书”。可见江村教馆时,他主要练习的必然是小楷。
板桥二十五岁那年,叔父之标先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郑墨。这位堂弟瘦骨伶仃,是平庸、内向的人。他很听板桥的话,后来成了庠生。这期间,由于儿女增多,郑板桥的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贫贱夫妇百事哀”,徐氏夫人尝苦如饴,与丈夫分挑着生活的重担。有时,板桥满怀热望外出借债,“出门气颇壮,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语,吞话还来归”,碰壁失望而归。徐氏却宽慰他,拿出自己旧日的钗簪衣物,送进当铺,换回一点粮食,暂时解决全家人的温饱。这一段凄苦的生活,板桥在一首题为《贫士》的五言古诗中作了真实的记录,诗中的“贫士”就是板桥自己的写照。
也就在板桥家境最窘迫的时候,他最心爱的儿子犉儿死了。这对于板桥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写有《哭犉儿五首》,倾诉了自己的悲哀:
连祭儿也只能用稀饭,作父亲的是很不安的。板桥回忆起犉儿天真活泼的娇态,想到现在他一个人睡在荒野孤坟里,风吼兽叫,野鬼欺凌,感到万分痛心!他满怀深情地希望犉儿能死而复生,再来与父母欢乐地在一起生活。这首诗有很多想象的成分,我们从设想犉儿在阴间受欺凌,也可推想出板桥一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
板桥三十岁的时候,父亲立庵先生去世了。家中生活更加困苦,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而讨债的人不断敲门索还。唐代杜甫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自述遭遇,长歌当哭,简称《七歌》。在结构上,七首相同:首二句点出主题,中间叙事,末二句感叹。板桥套用了这一形式,总结性地记叙了三十岁以前的艰苦生活,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动人。如其六:
空床、破帐、漏屋、裂墙,穷寒困厄之状如在眼前。对可怜的小儿女的哭闹,由怒到怜又到悲,一波三折,充满了真挚的父爱。“思离家”指出外谋生。是的,在此之前,他本本分分地读书,考秀才,教私塾,足迹不出方圆一两百里之地,但仍然养不活一家老小。他“背人独自问真宰”,但“青天万古终无情”。他冷静地观察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老乡:冻死、饿死、病死,一代一代在命运的鞭朴下,无声无息地出生,又屈辱辛酸地死去。他决心反抗命运。他要外出谋生,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这穷寒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