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
“孟德斯鸠”这个名字,是与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们的活动和著作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
孟德斯鸠,原名夏尔·德·塞孔达,1689年出生于波尔多城附近一个贵族家庭。由于不是长子,他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和爵位,但在1716年他继承了伯父的家业和“孟德斯鸠”男爵的封号。青少年时代的孟德斯鸠是在教会学校读的书。当时的学校全是教会办的,虽然他对学校讲授的那老一套的教材不感兴趣,却被吹进校园的进步思想之风所吸引。1708到1714年间,他在家庭的影响下专门研究法律,二十五岁时被录用为波尔多法院参事。两年后,担任法院副院长的伯父去世,他便承袭了副院长的职位。不过他对诉讼事务兴趣不大,而对历史、法律,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兴趣浓厚。于是他卖掉了法院副院长的职位,而成了波尔多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个勤学深思的人,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在直接参与当时的革新运动的同时,致力于著书立说,写过多篇科学论文,尤其是1721年发表的哲理小说《波斯人信札》使他一举成名。1728年,他被遴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之后,他离开波尔多,到欧洲各国游历,考察风俗民情、政治、经济、法律、政体,为后来创作伟大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严复译作《法意》)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孟德斯鸠平生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著书立说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在写作《论法的精神》的过程中,他出版了另一本重要著作,即《罗马盛衰原因论》。这本书他最初是想作为一篇历史附录,收在《论法的精神》里的。
《罗马盛衰原因论》发表于1734年。它概括了罗马帝国的全部历史,但该书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著作,而更大意义上是一部理论著作。孟德斯鸠并不做历史事实方面的叙述,他感兴趣的不是一桩桩历史事件,而是对它们的认识和看法,不是历史本身,而是观察由历史引出的哲理。这本书具有辩论的性质,是直接针对当时很有影响的波舒哀的观点的。波舒哀在《世界历史论》一书中认为,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的进程,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孟德斯鸠驳斥和批判了这种观点,把对历史的阐述和分析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他认为,罗马帝国强盛的原因,在于它的人民对自由和祖国的热爱,在于使它的人民经常意识到大敌当前的军事训练,在于他们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共同关心,在于他们改正错误吸取教训的能力,以及他们在逆境中坚韧不拔、英勇顽强的精神,等等。相反,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则主要在于执政者的腐败和过度向外扩张的穷兵黩武行为,以及世风的败坏。较之于波舒哀,孟德斯鸠的历史观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仅如此,他在论述罗马帝国的历史时,还着意联系法国的现实加以对照和议论。例如在述及罗马帝国的财政危机、苛捐杂税和行政机关的贪污腐败时,孟德斯鸠注意到法国正发生着同样的现象。他根据罗马帝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法国专制政体的不合理,提出改良这个体制的基本原则。这本书对法国社会的思想变革,起了革命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于1748年问世。这是孟德斯鸠穷其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杰作。他在决定写这部著作而未动手之前,游历了欧洲各国,实地考察了意大利、匈牙利、德国和英国的风俗民情,以及其制度和立法。尤其是他在英国逗留一年半之久(1729年10月—1731年4月),深入考察了英国的国家制度和立法,旁听了议院会议,研究了英国宪法,收获很大。这次游历为他写作《论法的精神》提供了大量生动活泼的第一手材料。《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内容极为广泛的巨著,它包含了孟德斯鸠在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诸方面的知识和观点。这是一部人类法律的“自然史”,阐述了人类法律产生的前提,探讨了国家政治自由的条件及其保障。作者认为,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和最好保障,是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行政权应由君王掌管,因为它要求行动果断、迅速,最宜于让一个人独揽、执行;立法权原则上应属于全体人民,但实际做起来行不通,故由人民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即议会(院)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则专由司法机关施行,政府不得干预。这个著名的三权分立的理论,成为许多国家资产阶级宪政的基础。《论法的精神》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做了广泛的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在这部作品里,孟德斯鸠激烈批评了专制政体,痛斥了对宗教的盲从和迷信,为人权、民众自由、人文主义和信仰自由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且影射和抨击了法国社会的现实,指出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及其途径。正因为这样,这本书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震动。该书出版后的1748至1750两年间就重印了二十二次,并很快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它引起了广大读者和人民对整个腐朽的旧世界的强烈痛恨,因而被教皇列入的“禁书目录”。
前面先介绍了《罗马帝国盛衰溯源》和《论法的精神》两部著作。但实际上,《波斯人信札》是这两部作品尤其是《论法的精神》的准备。《波斯人信札》问世于1721年,大约从1709至1720年花了十年时间酝酿和写作。全书由一百六十余封书信所组成,主要是两个波斯人郁斯贝克和黎加在游历欧洲,特别是游历法国期间,与波斯国内人的通信,以及两个人不在一起时相互间的通信,还有他们与少数侨居国外的波斯人和外交官的通信。书信体小说在18世纪的法国十分盛行。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游记与政论相结合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哲理小说,它为18世纪法国文学所特有的哲理小说体裁奠定了基础。
波斯贵族郁斯贝克因不满宫廷的黑暗政治和腐败之风,受到排斥打击,遂奏准国王,带了青年黎加,离乡去国,游历西方诸国,最后辗转到了巴黎。他们虽然一路上考察各国风俗民情、政治经济、政体法律、人文宗教,但实际上是过着流亡生活。当时在波斯,宗教和法律都允许一夫多妻制,不但国王的后宫里嫔妃如云,一般贵族也都妻妾婢女成群。郁斯贝克去国之时,在伊斯法罕的法特梅内院留下了一大群妻妾,由忠于他的阉奴严加看管。起初,他与妻妾们还频传书信,互诉离情别恨、相思盼归之情。然而,既是流亡,他有国难返,年复一年,归期渺茫,久而久之,法特梅内院渐生变故,妻妾们多有越轨行为。郁斯贝克得到阉奴总管的报告后,勃然大怒,命令残酷镇压,激起内院女人们的仇恨和反抗。其中以罗莎娜的反抗最为坚决、惨烈。她下药毒死了众阉奴,随后服毒自杀。她在寄给郁斯贝克的绝命书中写道:“不错,我欺骗了你。我勾引了你的阉奴,嘲笑了你的妒忌,把你这可怕的内院变成了寻欢作乐的场所。”“你自己在为所欲为之时却扼杀我的全部欲望?你想错了,我是生活在奴役之中,但我始终是自由的。我按照自然的法则改造你的法律,我的思想一直保持着独立。”真是痛快淋漓,堪称被压迫妇女的一篇反抗宣言。而罗莎娜们所痛恨的那些阉奴,虽然充当了贵族老爷郁斯贝克的爪牙,但他们个个也都身世凄惨,身心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渗透着对他们的同情。《波斯人信札》中的内院故事,应该说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它表现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维护人权,主张妇女自由、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
仅就内院故事而言,《波斯人信札》就算得上一部不错的作品。然而,贯穿于全书的内院故事,绝不是整部作品的重心。《波斯人信札》的重心,是有关西方,尤其是有关法国的内容。孟德斯鸠借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郁斯贝克的观察和议论,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政体、法律、宗教等基本问题的观点和政见。内院故事其实只是他的这些观点和政见免遭查禁的掩护。
《波斯人信札》首先无情地揭露了法国头号封建主——太阳王路易十四残暴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四残暴无道,刚愎自用,致使奸臣当道,朝政腐败,对内苛捐猛政,对外连年征战,使得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暴君谢世后,继位的路易十五年幼,由奥尔良公爵摄政。《波斯人信札》还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对新政的期待——“温和的王政”也许可以实现了。但此时国势已颓,积重难返,尤其财政制度,千疮百孔,摄政王病急乱投医,请苏格兰人约翰·劳出任财政大臣,而他饮鸩止渴,滥发纸币,使全国经济濒于破产。这就是“劳氏制度”造成的灾难。孟德斯鸠在书中对之大加抨击。
其次,作者在《波斯人信札》中批评时政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例如反对专制和苛政,指出比较温和的治理方式,反而能使百姓更好地遵守法律;荣誉与自由不可分离,人民只有在政治上获得自由,才会重视荣誉。
书中还以相当长的篇幅,集中讨论了地球上居民日趋减少的原因。作者认为,君主专制和天主教干政,不利于人口的繁殖;共和政体和新教的政策才有利于人口的繁衍。他反对奴隶制度和殖民主义政策,认为这是世界上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书中还划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线,认为君主为满足私欲或扩张领土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殖民主义战争,都无正义可言;主张各国都应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福祉,致力于和平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战争的发生。
作品还触及了种种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黑暗和污浊,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巴黎上流社会各种人物的嘴脸、权贵们的骄横和私欲、政治圈子里的裙带关系,深刻揭露了妇女所受的统治和压迫,认为如果男女平等,受同样的教育,妇女会与男人一样能干,甚至胜过男人。
在宗教方面,《波斯人信札》抨击天主教,大胆怀疑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甚至认为上帝的预见性是有限度的,上帝不可能没有缺陷,反对地狱之说,断定天堂不可能存在,嘲笑放荡、贪婪、虚伪的僧侣;希望进行宗教改革,批判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的相互倾轧和由此所造成的战乱,主张不同宗教信仰或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相互宽容,和睦相处,这样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数种宗教不仅无害,反而有益。《波斯人信札》中关于宗教的议论和见解,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时期人民思想状态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宗教统治和宗教信仰开始动摇,而这也恰恰标志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已经动摇。
《波斯人信札》的意义和价值,当然首先在于它丰富而严肃的思想内容。它反映了法国大变革前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及其变化,为后来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做了舆论准备,也为孟德斯鸠后来写作《论法的精神》打下了初步基础。它所提出的不少思想和见解,在《论法的精神》里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修正、发展和系统化。同时,它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风格清丽隽永的散文名作。在法国文学宝库中,《波斯人信札》至今仍是一部非但没有被人遗忘,而且颇有影响的杰作。
罗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