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域发展相关理论

一 区位理论

最早的区位理论其实是为降低或避免运输成本，为解决空间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干扰而产生的理论，其本质问题就是生产单位如何选址以减少运输成本（古典区位论）或实现利润最大化（新古典区位论）。

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在《孤立国》一书中，首先研究了农业的区位论，他在该理论中关注到农作物距消费市场的远近对成本的影响。根据生产经营农作物的经验，他提出了新的农作物种植布局，即同心圆状的农业圈。19世纪后期，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业的腾飞带来了新的区位问题。[23]

1909年，《区位纯粹理论》出版，在该书中，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对区位问题进行了系统且完整的解释，得出了著名的工业区位论。韦伯考虑了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及聚集因素三方面因素，提出了工业区位论。他认为，企业工厂选址的最优区位是在以上3个因素所构成的总成本最小的地区。20世纪上半叶，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研究者们发现，企业的最优区位已无法由最小生产成本来确定，因为成本最低并不意味着利润最大化。许多学者因此建立了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理论。[24]

1939年，德国学者廖什在《经济空间秩序》中提出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市场区位论。在这一理论中，他认为最优区位的选择应考虑到产品需求的多少，只有在保证消费需求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随着市场区位论的提出，对区位的分析逐渐由生产转为市场，研究主体也由单个厂商转移到整个产业；对区位的研究也从个别区位拓展到区位体系。[25]20世纪中期，对区位的研究已经逐渐转向为对区域的研究，同时，考虑到经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区域的研究也逐渐从微观层面转到宏观层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黄金时期”，西方各国纷纷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原本就拥有竞争优势的地区。这些地方经济发达，技术先进，且基础设施完善，促使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但其他地区却出现了发展滞后、劳动力过剩、人口外流、经济状况日益衰落等问题。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种经济差距逐渐变大的现象。此后，佩鲁（1955）提出了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1957）提出了累积因果论，赫希曼（1958）进一步说明增长极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作用。弗里德曼（1966）则提出中心-外围理论，区位理论逐步发展成了一门新兴且重要的科学。

二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的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在1955年《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或创新，但这种创新只集中在少部分的企业手里，这些企业被称为推进型企业。推进型企业是一种特定的企业，它们有创新的技术，能有意识地培养增长极，而增长极正是创新的发源地和扩散地。在增长极的推动作用下，企业之间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佩鲁在对地域工业的发展进行研究时发现，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同时平均地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总围绕某一中心按不同的强度出现，随后经由不同的渠道进行扩散，即“作为无形、抽象的经济空间是非均质的，而且也不存在它们正趋于均质的迹象。在我们历史中找不出均匀分布的增长或发展的实例”。[26]这样的经济中心更像是一种极核。极核的概念是从极化空间引申而来，类似于磁极和磁场的关系。主导产业中的一些创新企业通常位于市中心，具有生产、贸易、运输、服务、信息和决策等多种功能，因此能将周围的生产要素吸引到这一区域，就像一个“磁极”；同时，这些创新企业也将自己的生产要素分配到周边地区，推动周边地区其他企业的经济发展。这样的“磁极”就是增长极。其中，具有推进经济多维发展的企业被称为推进型企业，而受其推进影响的企业被称为被推进型企业。推进型企业与被推进型企业之间因发展、创新或制度改变等原因，通过相互的促进作用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支配效应。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对称的，某些经济主体会处于支配地位，而某些经济主体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某些经济主体会对另一些经济主体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这就是支配效应。对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体投资，会增加产业、扩大需求，更能建立一个新的创新市场。

第二，乘数效应。生产规模与生产阶段都不相同的企业或生产部门会形成产业间的投入产出链，这种部门间的联系通道会提高推进型产业的生产水平，并将其自身的增长效应通过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链传递给其他部门，从而达到产业系统的整体发展。这种由推进型企业的投入而引发的产出成倍增长，被称为乘数效应。

第三，极化与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是指当增长型企业因其经济的迅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时，同时也获得了聚集经济，而聚集经济会进一步促进增长极的极化作用，加速其增长速度并扩大影响范围。扩散效应是指增长极不断向外扩大吸引范围，其收入的增加会对周围区域产生区域乘数作用。

三 因果累积效应理论

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强调过累积效应，并用累积过程强调经济周期，如阿林·扬、希克斯、卡尔多以及纳克斯。他们普遍认为一个经济活动发生变化，受到一种外力冲击，会使与其互补的经济活动也受到影响，并开始一个累积的过程。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dal）在《美国的两难处境》（1944）中首次提出因果累积效应理论（Cumulative Circle Causation），将因果累积关系的思想深化了。他认为社会经济不是单单受一种或少数变量影响，而是由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缪尔达尔于1957年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用来说明国际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27]其中，“回流效应”是指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会因回报率的不同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种效应会加倍阻碍落后地区的发展，导致整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缓慢增长。但另一方面，在“回流效应”产生的同时还会存在“扩散效应”，即生产要素齐全且生产条件优良的地区在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升高，因此会降低外部经济效益，促使生产要素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回流到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虽然“回流效应”并非无节制地发挥作用，但两种效应的结果仍是不均衡的，且“回流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如果经济活动一旦开始偏离均衡状态，市场自身并不会向均衡的状态调节，而是在累积循环的效应下加强了这种偏离，进而出现了发达地区更发达，而落后地区更落后的“马太效应”。

缪尔达尔认为经济系统并非一直稳定或均衡的，而是因各种因素的循环累计而一直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因果循环理论强调了变化过程中的3个环节：开始的变化，二级强化运动和最终过程（上升或下降），即前一个经济因素引起后一个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后一个经济因素会二次强化第一个经济因素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系统按初始的变化方向发展，并因累积性的存在，具有循环发展的趋势。他曾在书中举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收入增加，则会促进他们的健康状态，而健康的身体会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会再次刺激他们的收入，使收入增加。从最初收入的变化至最后收入的再次变化，这是一个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是上升的循环运动。但如果开始的变化相反，当居民收入降低使身体状况恶化，最终会导致收入的再下降，这是一种下降的循环运动。

针对因果累积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区域发展应采用不平衡的政策。政府应优先发展经济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完善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因该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或丰富的原料资源而能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使其带动该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扩散效应影响周边地区逐一发展起来。为防止因果累积效应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应在发达地区达到一定经济水平时，将政府政策倾向于不发达地区，为不发达地区特殊制定一些开放性政策，刺激发展，缩小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缪尔达尔运用了“整体性”分析方法，关注了经济与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之间的互补性，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 梯度理论

梯度理论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简称，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区域经济学家海特、克鲁默等人在赫克曼与威廉姆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和弗农等人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中，弗农认为各工业部门或工业产品都处在生命循环的不同阶段上，它们在发展中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这4个阶段。[28]而经济梯度转移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产业的创新生产的。发达的产业具有创新意识，并在不断地发展，而一些成熟或衰退的产业则被转移到周边地区，因此形成了梯度格局。而经济的推移是指产业由创新源地由近至远地向邻近城镇乃至全国地域进行转移。

“梯度”一词是指某项事物在某一方面呈现递增或递减的规律，而梯度理论的主要观点，一是指经济或技术的发展的确存在区域间的梯度差异，二是指产业与技术有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在区域经济学中，我们可以量化这种梯度差异，当我们只考虑在某一方向上的梯度时，可以用gradφ=Δφ/ΔS来表达，其中ΔS是指所分析的区域上的空间距离，Δφ是指表征梯度现象的硬性或软性的指标，包括人均生产总值、技术水平、资源储备、人口密度、产业结构优劣程度等因素。

实际上，产业与技术的梯度转移其实是区域内经济布局优化与区际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一，当一个区域发展到衰老阶段时，该区域内的产业就必须适时地转移出去，否则会导致成熟产业与新兴产业在基础条件、劳动力、生产资本等多方面发生冲突，相互干扰，导致区域内的产业拥挤，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产生经济危机。也就是说，产业与技术的适时转移促进了发达地区（高梯度）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二，当一些成熟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在增加落后地区的就业机会及技术水平的同时，还会降低自身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低梯度地区经济的二次发展，即产业与技术的转移会为低梯度地区带来新的技术与创新机会，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必要要素。其三，产业与技术的转移会影响整个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当某一地区出现产业或技术转移的势头，即使发达地区没有足够的推力或落后地区没有足够的拉力时，政府也应制定相关政策，来辅助完成这种转移趋势，协调整个经济系统的平衡发展。

五 中心-外围理论

来自美国的学者费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委内瑞拉案例研究》（1966）一书中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该理论又称为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是在中心体系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将社会中的政治、文化等因素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将整个社会系统看作研究对象，并将空间理论与社会变迁理论相联系，探讨了空间系统内的决策中心区与外围被支配区的联系。

费里德曼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累积的创新过程，在这个创新过程中不仅包括技术的推陈出新，也包括组织形式的变革调整。而这些变革首先出现在区域内数量较少的“中心”，然后由中心向周围自上而下地向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地区扩散。这些“中心”即是中心区，而组成空间系统的其他地区则为外围区，中心区支配外围区的经济行为，为经济体系的发展决定基础路径，而外围区则依附中心区进行经济活动，这样两个区域共同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系。

在理论中，费里德曼认为在不同区域内，客观存在资源、市场、环境和技术等的分布差异，这就可以认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可看成由中心-外围结构组成。而中心-外围结构可以存在于不同级别的体系中，如一个区域内的某些局部范围内，区域与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甚至全球层面的某些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

在早期的研究中，费里德曼就已经明确了区域经济增长的4个阶段，这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相吻合的。在这4个阶段上，资源要素的流动状态也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征。

（1）前工业化阶段。在此阶段上资源要素流动较少，而区域内则开始出现一些等级不同的中心，但中心间的联系并不大。

（2）工业化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也被称为中心-外围阶段Ⅰ。在此阶段，外围地区的大量资源要素流向中心地区，导致中心地区进入极化过程，少数的主导地带经济迅速膨胀。

（3）工业化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也被称为中心-外围阶段Ⅱ。在这一阶段，中心地区的资源要素大量集聚，并有一部分向外围区回流，此时中心地区的某些经济产业向外围地区扩散，外围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小的中心。

（4）后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呈现出空间经济的一体化。资源要素在整个区域系统内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城市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地位，从而形成了多核心地区，城市体系因此形成。

费里德曼通过强调社会的作用，把极化理论发展为社会转变理论。他的理论也是首次关注到区域的发展不仅依靠内在的经济联系，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促进下的产物。

六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是在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理论上，引入了外部性、聚集经济及规模经济等概念而慢慢形成的。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已对空间的概念有一定研究，如亚当·斯密曾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及了经济空间差异[29]，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也论述了地租及相关问题等[30]。在区位论中，研究的主体也是空间的经济行为，但直到市场结构问题被解决时，空间的问题才有了真正的进展。

国外一些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特点是，所研究的问题已不再仅限于传统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是更关注“经济”的概念以及经济与政治、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地理也应在地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与旧经济地理学相互补充，甚至可以取代旧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不仅涵盖了经济区位论中有关空间集聚和运输费用的观点，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由规模经济和运费成本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内聚力以及与此相反的分散力。在研究方法上，该理论主要运用了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理论，他们主张的新贸易理论及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基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所探讨的企业区位、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不同，前者更注重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引发的聚集经济、规模经济性和外部性。

新经济地理学最近的研究集中在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这一个问题上。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主要是有关报酬递增、空间集聚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研究。之前的经济学分析中所采用的模型都没有涉及空间概念，一旦将报酬递增与空间地理相联系，报酬递增就有了新的寓意。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是一个区域现象，是指经济上有联系的企业在空间位置上的靠近或规模经济，使得生产成本得到节约。而空间聚集的理念与其相似，是指空间聚集带来的生产成本的节约，而反过来再次促进产业或经济活动向经济区域集聚的规律。路径依赖的问题，是由保罗·大卫于1985年提出，由莱恩·亚瑟克和克鲁格曼进行完善的。他们认为，历史偶然因素可能促使一个地区首先在产业集聚上获得机会，而一旦形成集聚经济，在经济报酬递增的影响下，必然会加强这种发展趋势，这样，这一区域因此而被“锁定”。

新经济地理理论为经济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注重初期条件给发展路径带来的影响；二是认为表示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及变化的方程是非线性的数学模型；三是认为经济空间的变化是自组织过程；四是认为在某一时间，经济活动的运动会出现突变。虽然新经济地理学是从地理科学发展起来的，但其核心内容还是解释地理空间上的区域增长及经济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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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冬子：《地理学区域研究中的哲学观》，《经济地理》1999年第3期，第119～123页。

[2] 郑冬子、陈慧琳：《地理学区域概念的哲学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第27～30页。

[3] Joseph S.Nye，Peace in Parts：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p.7.

[4] 〔苏〕克尔日查诺夫斯基：《苏联经济区划问题论文集》，王守礼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82页。

[5] Edgar M.Hoover & Frank Giarratani，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Alfred A.Knopf，1984，p.264.

[6] Edgar M.Hoover & Frank Giarratani，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Alfred A.Knopf，1984，p.246.

[7] http：//new.hist.asu.ru/biblio/vost/11.pdf.Скорупинская Н.В.К вопросу о становл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20-е гг.ХХ в.（Сибгосторг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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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Enebish、L.Lkhagvadorj：《蒙古人民共和国区域经济“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力发展和位置问题》科研作品，№5，乌兰巴托市，1985。

[14] S.Nyamzagd：《国家经济战略管理（第二册）》，乌兰巴托市，2001。

[15] 蒙古国宪法：内蒙古大学蒙古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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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Purevbaatar：《区域发展和建立扎门乌德、阿拉坦布拉格贸易区是无法实现的白日梦》，《每日日报》2004，№.074（1576）。

[19] S.Nyamzagd：《国家经济战略管理》（第二册），乌兰巴托市，2001。

[20] Р.Ринчинбазар.Монголын б·с нутгийн х·гжлийн эдийн засаг-математикийн загварчлалын асуудал，Дис-2006，Улаанбаатар.

[21] 蒙古国区域发展理念：《蒙古国大呼拉尔第57决议》，附件，2001。

[22] 政策建议文件№4：《确定功能区域》，乌兰巴托市，2004。

[23] 〔德〕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86。

[24] 〔德〕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2011。

[25] 〔德〕奥古斯特·廖什：《经济空间秩序》，商务印书馆，2010。

[26]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132页。

[27] Gunnar 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kworth，1957.

[28] 雷蒙德·弗农：《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经济学季刊》，1966。

[29]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海三联书店，2009。

[30]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