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镇化的基本理论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现象,集中表现为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和众多乡村人口日益向城镇聚集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国家由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加快推进城镇化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性必要条件。
(一)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城镇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聚集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景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转化的过程。城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的转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逐步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逐步增多,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城镇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向高度化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化是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因素。
二是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越来越多的人口逐步从分散的农村集聚到城镇,农村人口所占比重日渐减少,而城镇人口所占比重日渐增多。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是城镇化的一般表现形式和量化特征。
三是城镇空间结构的转化。在各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向城镇地区集聚的同时,农村人居空间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空间形态扩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数量增多,城镇建成区面积大幅扩大,从而带来了地域性质和景观结构由乡村向城镇的改变。
四是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转向城镇,以及城镇地域面积的扩大,城乡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断加强,城市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和扩散,从而推动传统乡村文明走向现代城镇文明。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城镇化深层次的文化特征。
五是经济要素集聚方式的改变。随着城镇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产业集群化发展,城镇对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也不断增强,人口、资本等各种经济要素更加畅通地在城乡之间流动,由此使得城镇的技术经济优势不断积累,日趋凸显,也助推了城镇化加快发展。
(二)影响城镇化的相关因素
影响城镇化的因素纷繁复杂,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经济增长、经济类型、产业结构和科技进步等四方面。
1.经济增长与城镇化
据美国地理学家布莱恩·贝利研究,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并呈现出规律性,即城镇化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但其提高速度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越来越平缓,最后趋于稳定。一方面,经济发展推动了城镇化进程。随着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层次和结构也不断提升,会有农产品向工业、服务业产品转移的倾向,带动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大规模转移,由此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城镇化独具的集聚经济效益和外部经济效益,使得生产要素得到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人口、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能够大规模集中投入生产环节,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城镇创造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农村,促进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
2.经济类型与城镇化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类型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轻重工业比重不同和外向度差异上。从轻重工业比例来看,轻工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重工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二者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由轻重工业比例不同引起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从经济外向度来看,走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或地区,外向度不高,区域开放性小,生产要素区际流动缓慢,城镇化动力机制较弱,因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而走外向型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或地区,外向度高,区域开放性大,生产要素区际流动频繁,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较强,因而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因此二者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也不相同。
3.产业结构与城镇化
城镇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它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镇化的变动,工业、服务业就业所占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也大致提高1个百分点。例如,美国的城镇化水平在1870~1970年的100年间提高了约53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约4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3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第三产业的增长,贡献份额约为80%,其次得益于第二产业的增长,贡献份额约为20%。
4.科技进步与城镇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的普遍推广和应用,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同时深刻改变产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和物质空间结构,从而影响城镇化进程。首先,先进的农业技术加速了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迄今为止,人们在土地上获得的大部分回报,是由技术革新创造的。这就使得劳动投入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推动人口向城镇转移。其次,便捷的运输技术推动了大城市、城市群和郊区化的发展。再次,发达的通信技术促进了城市文明的传播和社会的变革。现代通信方式具有“快速、准确、安全、方便”和“高容量、高频度、高效率”的特点,使得信息传播和扩散的成本大大降低,城市文明传播得以借助电子手段向更广大、更偏远的农村地区深入,因而有力地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加快了城镇化步伐。
(三)城镇化的类型
城镇化的类型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划分成若干形式,最常用的一种标准是按照城乡关系空间格局的变化和人口与非农业经济活动的不同来划分,主要表现为集中型城镇化、扩散型城镇化和就地型城镇化三种基本形式。
1.集中型城镇化
集中型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活动不断向城镇集中,并使城镇得到加速发展的过程。一般说来,在城镇化初级阶段,集中型城镇化占主导地位。因为这时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的先导发展以及大工业的兴起,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中心城市转移。与此同时,大规模工业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具有良好基础设施条件的中心城市,使得中心城市的发展优于一般的城镇。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处在集中型城镇化的初级阶段。
2.扩散型城镇化
扩散型城镇化是指城市的人口、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和基本功能不断向外传导和辐射,将其周围的非城镇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并影响和带动一定范围的次级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过程。一般说来,在城镇化中级阶段乃至高级阶段,扩散型城镇化占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市区中心人口的高度密集已经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生产生活的成本大大提高,向郊区和周边卫星城转移成为必然;另一方面,随着公共交通、家庭小汽车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城市内部与外部的联系更为方便快捷,大大缩短了人们就业、生活、市场活动的空间距离,城市功能“有机疏散”的成本不断下降,从而促进了城市郊区的蓬勃发展和卫星城的兴起。
3.就地型城镇化
就地型城镇化是指农村地区,由于某种特殊因素或者因为农村经济发展导致居住条件改善,人口得以集聚,投资活动增加,市场兴起活跃,工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从而使得农村地域快速进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从诱导因素上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资源开发主导型就地城镇化,如四川钢城攀枝花、黑龙江石油城大庆等;二是对外交通主导型就地城镇化,如江西铁路城鹰潭、广东港口城湛江等;三是产业结构演变型就地城镇化,如福建服装城石狮、浙江印刷城龙港等;四是开发区型就地城镇化,如广东深圳、上海浦东等;五是农村经济发展型就地城镇化,如河南巩义竹林、河南新乡小冀等。
(四)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纵观世界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或角度总结和概括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1.城镇化的阶段性规律
1979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发现,虽然世界各国城镇化的起步时间、发展速度和城镇化水平有很大差异,但总体来说,各国城镇化发展的轨迹都可以概括为一条平滑的S形曲线,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规律。一般将城镇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为初级阶段;30%~70%为中级阶段;70%以上为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城镇化进程缓慢;在中级阶段,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业人口迅速向城镇转移,城镇化呈加速发展态势;进入高级阶段,城镇化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城乡之间人口迁移出现动态平衡,城镇化呈现高级成熟相对稳定状态。
2.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促共进规律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标志,同时又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是正相关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产业结构均与城镇化呈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现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两者呈共同增长趋势,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将逐渐放慢。城镇化水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断提高,这是世界各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发展规律。一般而言,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城镇化水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具体地讲就是,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3.城镇化的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
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是指大城市由于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比小城市发展的速度快、质量高。大城市超先增长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三方面:一是单个大城市人口的增加;二是大城市总数量的增加;三是大城市总人口的增加。根据城镇化阶段性规律,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大城市超先增长的阶段;而大城市超先增长,又成为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4.城镇化的集聚扩散规律
城镇化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规律。在城镇化过程中,聚集、扩散往往同时、交互起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上,二者的作用力、影响力是不同的。通常,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和快速发展阶段,集聚效应突出显现,劳动力、资源以及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汇集,城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而在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阶段后,城镇开始向周边扩散释放能量,扩散现象开始成为主流,此时,城镇化处于量变向质变的过渡时期。扩散到一定程度后,城镇化达到成熟阶段,聚集又成为主流。与此相联系,城镇规模结构的演变规律是大城市人口及其比重增长速度较快,大城市率先增长,然后中小城市、郊区人口的比重开始增长,最后城市群、城市带开始形成。
5.城镇化的迁移驱动力规律
城镇化发展演进的一个根本表征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不断转移集聚,而这一过程中的迁移驱动作用遵循推拉理论。在拉力方面,城镇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和服务业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需求,城镇的现代生活方式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推力方面,随着城镇化发展,先进生产技术、机械装备和管理方式向农村扩散,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走进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化的发展演进,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影响城镇化的经济规律
世界城镇化发展历史表明,城镇化是在一定经济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不断向前推进的,而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左右。影响城镇化的经济规律主要包括集聚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优位经济效益和外部经济效益等几方面。
1.集聚经济效益
集聚经济效益是指由于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其表现形态主要有同类企业的集聚经济和多类企业的集聚经济。
一是同类企业的集聚经济。同类企业集聚在同一个地区,无论对于厂商还是对于顾客来说,都可以从中得到分散布局所没有的好处。对顾客来说,集中布局的厂商给顾客提供了更丰富的商品、更便利的服务、更充分的信息、更多选择的机会,能够节省采购成本,扩大交易规模。对厂商来说,可以开展专业化协作,促进良性竞争,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益。厂商集中布局,还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顺畅快捷运行,从而使每个企业都能分享集聚所带来的好处。
二是多类企业的集聚经济。多种类型的企业集聚在同一个地区,也同样具有很多好处。首先,集聚可以使厂商之间形成各种产业链,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体系,有效地削减仓储、运输等费用,提高收益。其次,集聚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多元化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源,开拓更大的市场。再次,集聚可以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生活中,很多商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因此单一类型的企业容易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而不同的企业集聚,就可以协调各种不稳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所导致的市场波动。
2.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专业化分工。在大规模的机器大生产中,众多的工人被予以专业化分工,每人都只专职负责生产的一个环节或产品的一个部件,他们的生产技能随着相对简单的重复劳动而得以提高,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使得总成本下降。二是生产要素具有不可分割性。如果一台机器或一个工人可以在单位时间里生产100件产品,那么即使只生产5件产品,企业主也必须付出一台机器的购买成本和一个工人的工资成本,因此,企业主往往倾向于充分发挥生产潜力、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有效地降低总成本。
城市是各类企业的集合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必然会反映在城市上。从单个企业来看,规模过小导致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过高,利润就减少。同样道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就会逐步提高,城市的各项经济效益也会提高。至于城市规模多大最佳,国内外相关人士对此争议较大。尽管大城市要付出高昂的运行成本——交通拥堵、土地短缺、房价攀升、环境恶化等,但是大城市的其他优势——市场健全、技术先进、资讯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生产要素充沛等仍然能够支撑它的发展。否则,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城市的发展必会受到制约而走向反面。
3.优位经济效益
优位经济效益是指优越的空间区位给城市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优位经济效益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地理优位,即地理位置处于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镇,总是能得到更快的发展。地理优位包括濒海沿江型和临近中心型。濒海沿江型:世界上几大文明发祥地,都是位于大江大河或其入海口,如古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三角洲,古印度文明在恒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华文明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在现代,世界上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地区也大多位于濒海沿江地带,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东京、名古屋、香港、上海等大都市,都是濒海型。而芝加哥、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首尔、新德里等大都市,都是沿江(湖)型。正是因为这些濒海沿江的地区具有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地形平坦、水资源充足等优势,从而吸引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在此集聚,城镇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临近中心型:那些位于经济中心城市周边的地区,也往往能够接受中心城市的强大辐射,得到较快发展。比如我国珠三角地区以香港为龙头,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日本关西地区以大阪为龙头。我国最先开放的4个经济特区城市,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原本基础条件最薄弱的深圳和珠海,由于紧邻国际大都市香港和澳门,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源源不断地在此聚集,因此深圳和珠海成长最快,发展最好;而基础条件原本相对较优的汕头和厦门,则缺乏这样的外部环境,因此发展相对缓慢一些。
二是交通优位。交通条件往往是城市选址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临近交通干线(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交汇点或交通枢纽处(如港口、机场、火车站等)更容易形成城市,这些城市更有利于集聚人口和各类要素,从而推动城市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世界上的大都市必然建立在天然水域和良港附近的原因所在。
三是资源优位。自然资源具有天然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性和开采的垄断性特征,由此造成了地区之间资源使用价格的明显差异,从而影响着工业布局和城市分布。因此,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尤其是重要或特殊的资源产地更容易形成城市,自然资源匮乏或长期难以利用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总是落后于资源丰富或利用条件较好的地区。
4.外部经济效益
外部经济效益是指经济体内部效率提高,但其本身无须支付代价,而由其外部的经济行为所产生。对企业来说,其外部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技术外溢效应,即一个新企业的建立,总是会带来新的专利技术、生产方法、管理经验和营销行为,并随着人员流动、生产与贸易活动,向周边地区和相关部门逐渐扩散,把新的思想、技术和信息传递给相对落后的地方,引起后者的跟随学习和借鉴,从而得到提高。二是价格连锁效应,即一个新企业的建立,一般会造成其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产出品价格的下跌。价格的变动对于有些企业来说,无疑将大获其利。三是投资乘数效应,即一个新企业的建立,总是会使与之相关的上游和下游产业得到发展,或者使原先闲置的生产能力得到发挥。
企业的外部经济都集中体现在城市的经济活动中,除此之外,城市还有一些特殊的外部经济现象。一是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口众多,就业竞争激烈,使得企业可以减少雇用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成本;城市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使企业可以方便地寻求高素质的劳动者,并节约人力培训的附加成本。二是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这些设施主要是城市政府通过财政投资的方式进行建设,城市居民和企业则无偿或廉价地获得其服务,企业的一部分成本得以转嫁出去,收益水平也因此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