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论争[1]
陈曙光[2]
“中国模式”也是一种话语行为。如何言说“中国模式”，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然而，在国际话语舞台上，“中国模式”的话语权旁落西方，“中国模式”在标榜“客观中立”的多元解说中处于空前悬疑之中。
一 “中国模式”的有无之争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是中外学者首先聚焦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是“无中生有”论。有人认为，“模仿”和“复制”是模式的题中之意，而所谓的中国模式既无法模仿，也不能复制，因此根本不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比如，德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就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3]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国家协调员里奥·霍恩也认为：“‘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然而，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4]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就在于没有什么模式。
二是“为时尚早”论。这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问题复杂多样，现在就迫切地将改革成就称为“中国模式”，未免为时过早。比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中国存在的问题“令人震惊”，“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就谈论中国模式似乎有点为时过早，更不用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了”[5]。施雪华认为，中国道路还有不确定因素，中国模式还未见成功模仿的先例，现在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6]，似乎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更加科学合理。
三是“慎用”论。这种观点认为，“定型”和“固化”是模式的基本属性，而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变革”与“变动”是其基本特征，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定型，因此要慎用“中国模式”。比如，有学者认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7]。还有人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中国无意出口模式，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8]似乎更好。
四是“客观存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具有与西方模式相提并论的重要价值。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9]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黄靖也认为，“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10]。世界没有哪种模式因为经历了发展变化而不成其为模式。
我以为，不必讳言“模式”，“中国模式”是一个事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中国的模式”这一概念。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曾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11]邓小平的谈话明确告诉我们：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否认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理解“模式”，科学地对待“模式”，合理地选择“模式”。事实上，世界上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需要发展就否定它的客观存在。世界上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无法复制而否定它的客观存在。世界上更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发展模式，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不够完美就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二 “中国模式”的维度之争
我们究竟在什么维度上言说“中国模式”，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国内外学者讨论“中国模式”时，观察的视角和维度是不一样的。
一是“单一维度”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12]；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13]；或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14]比如，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I.帕利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秘诀在于：“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展开的同时出现的是明确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本积累战略。”[15]美国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得益于五个因素，即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不断开放；高储蓄率；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大规模转移以及多年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6]
二是“多重维度”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整体性概念。比如，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都很重要，如果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17]。胡鞍钢认为，中国和平崛起有多种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与中国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开的。赵宏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是多维度的，“从政治上看，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有效执政，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经济上看，它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从社会文化方面看，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带动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从对外方面看，它推动的是和谐世界的构建”[18]。
我以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并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之中，也存在于其他领域。破解“中国模式”的密码不能仅在经济领域中寻找，也应到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诸多领域中寻找，将“中国模式”仅仅解读为经济发展模式是片面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出发点。
三 “中国模式”的性质之争
关于“中国模式”的性质，西方学者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
第一，“姓‘资’”论。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美籍华人黄亚生指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19]美国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20]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则进一步将中国模式解读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且认为“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最大威胁”[21]。《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当然这个“一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第二，“姓‘社’”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如何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又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哈珀认为，中国是一种“威权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的道路是“威权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西方学者普兰纳布·巴德汉和约翰·罗默则认为，中国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果就是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还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目的在于这个制度可以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盲目追求‘真正的东西’。”[22]
第三，“非‘社’非‘资’”论。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大致可以归类于“第三条道路”模式。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又与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相异的“第三条道路”[23]。德里克也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中国模式”可以用“后社会主义”[24]来定性。
第四，“亦‘社’亦‘资’”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属于“亦‘社’亦‘资’”的中间模式。美国原驻华大使恒安石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贬低了。我要强调指出，中国肯定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资本主义。”[25]西方学者奈斯比特夫妇认为，“中国模式”要么姓“社”、要么姓“资”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26]。
我认为，上述种种关于中国模式的性质定位都有失偏颇。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是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27]。中国学习资本主义，比如吸引外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但这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自由化是有根本区别的，中国的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8]。“中国模式”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人民主体地位，强调“共同富裕”，强调共建共享，中国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29]。“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30]，这不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吗？
四 “中国模式”的起点之争
“中国道路”究竟是由谁率先开辟的，究竟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其中的地位，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中国模式“始于毛”。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是和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分不开的，“中国模式”的起点应当追溯至毛泽东对“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留下来的历史遗产，比如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构成了“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31]。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曾说道：“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成就……事实上并不是奇迹。或者说，如果没有革命所打下的一些必要的基础，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32]俄罗斯经济学家波波夫指出，中国近30年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所打下的基础，1979年以来的市场改革绝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79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仅仅是锦上添花[33]。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的范畴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34]。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不能理解后30年的成就。
第二种观点，中国模式“始于邓”。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没有中国模式。徐崇温认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者不是一回事。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提出和初步解决，因此，“不管从逻辑上还是从内容上，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都不包含在内”[35]。俞可平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是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是近3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其实质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36]
我以为，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37]“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它们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历史，“前30年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前30年在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成就。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38]。无论是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还是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都是对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自我否定。中国模式，一方面，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它的根基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于毛泽东时代“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39]。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探索“始于毛”，“中国道路”的开辟、“中国模式”的形成“始于邓”。
五 “中国模式”的发明权之争
“中国模式”究竟是“中国创造”还是“中国复制”，它的“知识产权”究竟属于谁？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创造”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人民。“中国模式”的最成功之处正在于它的独创性，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不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坐在大楼内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模式”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比如，乔舒亚·雷默就认为，“改变，新奇，创新是北京共识的本质力量”[40]。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模式是现代性谱系中的一支，是一种与北美、欧洲模式并存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发展之路完全建立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西方经历的道路“完全不一样”。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也强调，“中国的发展模式堪称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41]。中国有学者指出，“中国道路”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42]，它有机地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道路。
第二种观点，“中国复制”论。有人认为，中国模式无非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中国的发展就是与西方体制接轨，与国际惯例接轨，就是向西方模式靠拢，除此之外并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比如，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指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43]美籍华裔学者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中国在成功的方面与西方国家是“一模一样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44]。英国学者威尔·赫顿在与马丁·雅克辩论时指出，中国的崛起最终会“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45]。
我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奋力开拓的，“中国模式”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人民，它不仅是“中国制造”，也是“中国创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型发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相比较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转型”视为全盘复制西方模式，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全盘复制他国模式，“中国模式”具有“内生性”。“中国复制”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46]。“中国模式”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自由化、不搞西式政治制度、不对华盛顿方面言听计从、不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等，这些决定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信条相反，与拉美模式所遵从的信条相反，与东亚模式的信条相反，与苏联模式的基本做法也大有不同。
六 “中国模式”的使用权之争
中国模式“归谁所有”的问题尚在争论不休，“由谁所用”的问题又出来了，大致有以下不同的看法。
第一，“普遍适用”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使用权属于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标准样式和理想选择，可以在全球推而广之。西方一位观察家说：“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赞扬并模仿一个可能被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东西。”[47]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而且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
第二，“学习借鉴”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不可复制、不可推广，但可以借鉴，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具有启示意义。“北京共识”的首创者雷默指出：中国经验尽管无法推广和照搬到世界其他国家，但中国经验对于许多国家产生了“吸引力”，雷默援引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的话说：“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48]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曾提醒俄罗斯的政治家，中国的改革卓有成效，应当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尤其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设计对于俄罗斯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巴基斯坦前总理基拉尼也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自己辉煌的业绩证明了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希望。”巴基斯坦“将更多地学习中国模式，借鉴中国模式，体现中国模式”。[49]
第三，“中国专用”论。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产生于非常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意大利学者阿里吉认为，中国在地缘和历史上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的参照模式，取决于这些历史和地理的特性能否在其他地方再现……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因为这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要作为别国参照的模式”[50]。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51]所谓的“中国模式”仅仅适用于中国。
我以为，一方面，中国模式属于中国，不宜照搬照抄，无法简单复制。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我们应当保持淡定的心态，任何时候都不要谋求“出口”“推销”中国模式。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有些国家将中国经验绝对化，盲目照搬照抄，忽视了本国国情的特殊性，结果事与愿违。但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不需妄自菲薄。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所说：“中国就是起牵引作用的国家。不管你喜欢与否，中国的作用都在提升。不论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国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52]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53]中国模式也许无法复制，但其间蕴含的发展哲学却是无偿提供给全世界的宝贵财富。
七 “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模式”是一种话语行为，但现在，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该如何应对？学术界有两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即“不卷入”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西方话语的产物，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来的，是“中国威胁论”的一种翻版，是“捧杀中国”的一种策略，是遏制中国的一种阴谋。西方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受意识形态的局限，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看着‘苹果’来论述‘橘子’”[54]，围绕着“中国模式”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话语，从“军事威胁论”到“经济威胁论”再到“政治不确定论”，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霸权论”，从“大国责任论”到“大国领导论”，等等，从未间断过。“中国模式”的西方话语是由西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所谓“中国通”建构起来的，这套话语仍然服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仍然包含“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出路”的理论预设。因此，中国不应该落入西方话语的陷阱之中，还是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没有必要卷入西方主导的“中国模式”话语旋涡之中。
第二种主张，“自己走出来的路，自己来说”，即“建构”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旁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关于中国道路的各种论调不断涌现，这些论调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中国的本来面目。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没有对西方的种种有害论调和歪曲解读做出有力的回应，最终导致了“中国模式”话语权的旁落。郑永年认为：“中国目前缺少一整套理论把自己说清楚。”[55]西方话语不能解释中国发生的故事，按照西方的逻辑来解释中国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科学解释中国模式，拿出一套让人能够接受的说法，构建“中国模式”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西方的责任。
我以为，不必讳言中国模式，中国学术应该积极建构“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等于放弃文化主权。今天，中国模式的成功，客观上丰富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为现代化话语注入了鲜活的元素，为中国模式的话语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为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增添了学术自信。中国学者应学会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接掌“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此外，中国学者应该大胆“走出去”，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敢于过招，敢于亮剑，敢于发声，让西方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话语体系冲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一个中国的思路，那么，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终将消失，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终将终结，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也终将来临。
八 “中国模式”的优劣之争
“中国模式”是好是坏，是成是败，国内外学术界也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
一是“中国模式优越论”。这种观点认为，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表现最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不容否定。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新型政治模式将证明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西式自由民主模式构成“历史之终结”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织的神话；“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托尼·卡隆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优越于目前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由美英极力推崇的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而且鉴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该模式也优越于18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欧美国家所开创的发展道路。[56]《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说，当西方模式从顶峰跌落，西方世界遭遇重重困难的时候，中国却异军突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球上首次出现不同于美国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而且这个模式让美国模式黯然失色。
二是“中国模式失败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绝不比取得的成绩少，而且这些问题是现行制度难以克服的，所谓“中国奇迹”纯粹是由部分媒体和少数学者渲染出来的“神话”。国际金融论坛（IFF）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就曾质疑说：“苏联也曾经获得过高速的增长，而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崩溃的迹象之前，它也一直被当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也有着与苏联类似的扭曲，它可以避免同样的突然崩溃的宿命吗？”[57]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应当批判性地审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带来的问题同样“令人震惊”：前所未有的社会和地区不平等，腐败，威胁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问题，社会不稳定，言论自由、民主赤字和法治进程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附属品。这种发展模式被广泛认为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更不可持续。[58]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黄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比如分配正义的问题、经济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的问题、权力集中的问题、政治民主的问题等。中国模式的弱点和硬伤都很明显，已经到了临界点，“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59]。“中国模式”的未来还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此，断言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不免草率了些。
我以为，“中国模式失败论”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不安、焦虑甚至恐惧。西方社会质疑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正在于它的成功，而不是它的失败。任何一个已经被证明失败的发展模式，无须再去质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失败论”越是甚嚣尘上，越是增添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此外，中国模式的“历史实践、国际比较和责任担当”也要求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60]当然，我们也不能在成绩面前失去理智，中国模式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也存在不足的一面。拔高“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掩盖“中国模式”隐含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同样，纠结于“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漠视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是片面的。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策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看待中国模式，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更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
九 “中国模式”的前景之争
关于“中国模式”的前途与命运，中外学者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替代选择论。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中国模式”将成为前景看好的替代选择模式。比如，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阿伦·弗里德伯格认为，美国模式已经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失宠，金融危机预示着“北京共识”很快将会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按照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改造世界的能力将会消失。布热津斯基尽管对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但在其《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曾断言，中国模式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61]。
第二，中国威胁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正是来自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这种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至少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62]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蒂芬·哈尔波称，对于华盛顿而言，“中国所带来的威胁在于它代表了一套有损西方优越性的价值观”。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认为，“中国正成为搅乱世界格局的一大因素”[63]。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以一种新的模式来挑战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才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因为“中国模式”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美国模式所代表的开放政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理念就失败了。[64]这是西方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国强必霸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强必霸是历史兴衰的规律，中国的崛起必将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撼动乃至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比如，日本学者池上雅子认为，中国一直未曾放弃“霸权志向和世界战略”，过去，中国利用“第三世界”理念培养反美国家；现在，中国利用“北京共识”制造舆论，让世界无条件接受中国霸权。在世界范围内，“‘民主资本主义’和‘一党资本主义’的对抗时代已经来临”。日本《选择》杂志2010年6月号发文宣称，亚洲整体的秩序正迅速向“中国单极时代”迈进。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具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中国模式的“流行”势将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颠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第四，和平振兴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这完全有别于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指出：“中国提倡的和谐社会的政治方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关系上也是重要方针。我希望中国能够更加高高地举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旗帜，争取得到更广泛的理解……中国走的是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既是一条在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当中寻找到的道路，也是一条新的‘和平振兴’的道路。”[65]中国选择的和平发展之路，已为全世界有识之士所公认。
我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但中国将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开辟和平崛起的崭新道路。中国不构成世界的威胁，也不谋求替代西方的发展模式。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66]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随着西方模式的衰落和中国模式的崛起，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重新塑造，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67]。英国另一位学者肖恩·布雷斯林也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吸引力与其说是中国的“模式”，不如说是中国不会推广自己的模式。这与西方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遭到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试图把一种“一刀切”的方案强加给不同的国家。[68]中国共产党一再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始终是维系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从“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的传承，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再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在21世纪将称霸世界纯粹是一种主观的臆想，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
[1] 本文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2] 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3] 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4] 里奥·霍恩：《“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启迪》，《参考消息》2008年7月30日。
[5]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朱贵昌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6] 施雪华：《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7] 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8] 赵启正：《中国无意输出“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9] 郑永年：《“中国模式”为何引起世界争论？》，《参考消息》2010年5月5日。
[10] 叶蕴：《“中国模式”的未来——专访黄靖教授》，《南风窗》2009年第20期。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8页。
[12] 秦宣：《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3]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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