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动催生的无疆界时代
王京生
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本身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不断吸收并转换文化元素、扩大文化流动的过程。流动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文化与经济、文化与产业、文化与技术等的互动是文化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促进并形成了气象万千的文化景观，造就了新的文化中心和一流的文化城市。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是文化流动的最重要形式之一。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是相互独立甚至是对立的。事实上，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化与经济之间始终交织错杂，即使是最原始最落后的经济形态中，也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文化因素。在很长时期中，文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甚至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科学技术，而文化是多余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一时，这种把文化和经济截然分开的认识，是工具理性信奉者的思维定式。
近年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文化的力量日益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链条中，人类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通过文化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文化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社会都试图将社会发展放到更为广泛的文化框架内。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进一步肯定了对文化的定位：文化之用就在于它的无用之大用。经济越发展，越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脱离了文化的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
首先，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表现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方面。文化对经济既有无形的影响，也有有形的作用。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文化对经济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先生长观念，再生长高楼大厦”。例如，深圳对全国最有影响的，不是高楼大厦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是精神观念。如果仅从GDP等经济指标方面总结，当然也能看出深圳特区的发展成果，但过于“物质主义”。试想，就算我们把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全部交给国家，又能有多大的贡献？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显然不是我们设立经济特区的全部目的。在这些物质财富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观念的变革。深圳不只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人所称道，更根本的是因为它的观念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特别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影响。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想到深圳，而深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观念的贡献，是在观念基础上的一系列的先行先试。深圳是一个创新观念的城市，首先生长起来的是具有时代特征、创新精神和人文意识的先进观念，然后才有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耳熟能详的“深圳十大观念”，集中体现了“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不仅是市民对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标示了深圳的精神坐标和城市核心价值，更是对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高度浓缩，是开辟时代的产物，在时代发展中起着引领作用。
21世纪是文化的时代，文化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各领域。文化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影响甚至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成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拥有自觉的文化价值导向，会让我们社会发展的步伐更稳固、坚定而持久。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忘守望精神家园，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才有可能真正迎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从形而下的角度看，文化虽然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和渗透力。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更多地指向消耗性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而文化则主要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一般不用经济手段来生产和消费。劳动大众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主要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或贵族阶层。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界线日渐消弭，呈现出互动融合的态势，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文化经济。传统社会的文化是小众文化、精英文化，而现代社会的文化更多的是大众文化。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打破了少数人的文化特权和文化垄断，这不只具有政治进步意义，还意味着形成了大众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就为当代社会的文化经济、文化产业的兴起和持续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和丰富人民的生活。正如美国学者米切尔·J.沃尔夫在《娱乐经济》一书中所言，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
其次，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出现了新经济——创意经济。“资本和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今天美国从硅谷到华尔街的流行语。创意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文化的流动，这一点从美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可窥见一斑。好莱坞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宝贵的创意，推出了动画大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赢得高额票房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介绍给了世界，促进了文化的流动。在促进文化流动、带动本国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美国政府不遗余力。美国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但拥有的博物馆数量众多。他们不仅收藏自己的历史，更是热衷于收藏别人的历史。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许多永久艺术收藏品中，包括无数珍贵的古典艺术品、几乎所有欧洲美术大师的油画、大量美国视觉艺术和现代艺术作品，以及大量的非洲、亚洲、大洋洲、拜占庭和伊斯兰艺术品，可以说是“世界乐器、服装、饰物、武器、盔甲的大总汇”。
再次，经济与文化的互动还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创意阶层。创意阶层的流动代表了文化的流动，而创意阶层流向哪里，哪里的经济就会繁荣。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吸纳世界各地的文化人才，充实了其文化产业的人才队伍。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多次修改移民法，规定只要是专业“精英”，可不考虑国籍、资历和年龄，一律允许优先进入美国。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才，贡献给美国的不仅是其本人的才华，而且还带来风格各异的文化，使美国文化产业形成了巨大的创造力。目前，全球正在掀起一场新的争夺创意人才的大战，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制定政策吸引人才。这一趋势也充分表明了经济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最后，在文化流动的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增强经济的推力。文化的流动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自己的定律。探讨其中的动力机制，对改变文化流动的方向、影响文化流动的程度有重要意义。当然，这种动力机制包括文化自身的和非文化的因素。特别是在现代商业社会，非文化因素中，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容忽略，经济动因往往成为现代社会各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邦”，在历史上有过无数例证。21世纪初的上海，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极大丰富的物质、商品，使上海率先进入消费社会，而文化生产也繁荣一时。
城市的竞争通常经历拼经济、拼管理、拼文化三个阶段。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在文化流动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即便是在中国城市发展迈入第三阶段即文化竞争阶段后，还必须继续注重经济实力的积累。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较高的生活水准，要想推动文化的大规模流动和成长，也是不可能的。文化对经济的这种依赖作用，依然不容忽视。因为物的流动和人的流动没有了，城市的文化也就式微了。
文化与产业的互动
多年来，人们一直热衷于谈论文化产业，却较少关注文化产业与文化流动的关系。事实上，当“文化”和“产业”这两个本来看上去毫不相干，甚至相互对立的概念“混杂”在一起时，文化产业就越来越成为文化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内容。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文化产业”饱受争议，却越来越得到学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认同。英国率先寻求用文化重新定义传统的商业产业，并在城市复兴中，通过实用艺术的实践将产业置于文化的指导之下，通过集群战略的实施把文化置于产业的指导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做出定义，并在1980年召开的蒙特利尔专家会议上对文化产业产生的条件进行说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始获得新的、积极的意义，并逐渐被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着重关注文化发展对城市的经济影响，思考文化如何作为一种积极的经济力量影响城市的发展。欧洲国家进一步重视“文化产品”，并将其转化为新的经济资本。文化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学理性论争逐渐被强大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所取代。
进入21世纪，文化产业在国际上被称为“经济黑马”，相对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文化产业取得了更加快速的发展。世界各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制定和调整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政府和业界的高度重视，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对文化的流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和深刻的影响，文化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流动的基本形式。
首先，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化产业使文化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实现质的跃升，文化生产的要素在资本的纽带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集和流转，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批量销售使文化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全面提升。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在文化产业时代已成为现实。
其次，深层次的影响是，文化产业让文化艺术与经济相遇，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使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文化的商业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再次，更深刻的影响在于，文化产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路线图。由于文化产业增长的最基本动力来自技术和经济，内容和创意强烈地受到技术条件和市场机制的制约。因为，文化产业的运行逻辑是“市场机制可以生产出高品质的艺术，甚至有可能是最高品质的艺术”，工业社会中的文化像其他任何产业一样都服从于一种力量——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文化产业时代文化流动的现实。
最后，文化产业与全球化的合流，也使文化的流动不得不面对另一种现实。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意识到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流动基本上是通过媒体、传播网络和商业途径输送，由越来越大量的文化商品、服务和通信构成。这种文化交流一般是沿着一条主要是南北向的轴线运行，但是强大的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正在使这些流动变得多样化。
这一现象说明，文化产业的实力与文化流动的能力正相关。文化产业所代表的文化制造能力和传播能力，影响着文化的流向，并决定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全球化如同历史上任何一次时代格局的大变动一样，再次带来文化的扩张和融合。本国文化产业的发达与否，决定着在这场文化“战争”中的输赢。发达国家对此大加利用：文化产业的发展被当成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在凭借其实力雄厚的文化产业，大肆向全球倾销其文化产品的同时，推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推广自己的文化。
例如，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大众媒介传播及大规模的文化产品输出，拓展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维持其强大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马修·弗雷泽在《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一书中指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必须依靠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娱乐方式、规范和价值观对全球的吸引力来维护，包括以电影展示实力和魅力，通过电视建构全球性帝国的乐土，借助音乐特别是流行音乐走向世界，以及实现可口可乐的殖民化和麦当劳统治；塑造美国人英雄形象的好莱坞大片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目前西方文化日益成为主导的现实来看，这种推广的力量已远远大于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的血腥屠戮和亚历山大的强迫移植，而其对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影响将在不见硝烟的潜移默化中更加长远而深刻。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所推动的文化流动，正在使国际范围内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权力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具有领先世界的文化产业，才能具备与世界发达文明进行对话的资格与能力。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也是如此，现代城市的文化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产业的竞争，是看谁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谁能使其文化影响更广大的群众。在制定未来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时，必须把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选择，没有产业化的文化运作带来的推动力量和影响力，文化的大规模流动是不可能的。
文化与技术的互动
从哲学的角度看，技术是工具理性的扩张，又往往会遮蔽文化。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近代的产物，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勃兴、现代技术的成熟而得以出现。在前现代技术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对和谐，人在自然面前显得相当理性。当历史演进到近代，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并赤裸裸地提出要“拷问自然”时，在“理性”“知识”“拷问自然”之间开始画上等号，在前现代技术世界中作为理性成分之一的“实用理性”，即那种为了实现由大脑构想的目的而进行设计、认识和重复使用的有效手段的能力，也逐渐蜕变为“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技术的一种本质规定，并以“技术理性”的形态成为理性的全部内容。显然，现代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和人类理性的功能萎缩。法国后现代哲学大师利奥塔更是忧郁地指出，电脑将导致一场人类文化大浩劫，因为它会像当初人类进入文字书写时代那样，把一切不适合电脑储存的文化统统抛弃。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第一，借助技术的力量，文化流动的速度、规模乃至质量都将有持续不断的提升。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技术对文化的影响都是日益深远，并且文化的流动与技术的进步的联系日益密切。如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唱京剧的人为什么一定到上海才能唱红？有学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上海当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机，在北京需要一周才能印出一张报纸，而上海今天演次日就能见报，这就是技术在文化流动中体现出的强大力量。
其一，技术正在成为文化流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当今时代，带动全球文化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来自技术的进步及其对文化内容的需求。从发展态势看，多媒体与电信技术的整合带来了文化内容生产、发行和消费手段的一体化，技术进步带来的发行渠道数量的增加和销售平台的发展，使人们对文化内容的需求日益增加、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的增长，并促进新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的产生。
其二，新的通信技术带来不断变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新一代消费者开始使用网络、移动电话、数字媒体等方式，文化体验的范围不断扩大，也将消费者从文化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文化内容的积极创造者。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产销者”，即交互式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合。“产销者”的出现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也激励了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其三，数字融合促进文化流动新模式的产生。数字技术使文化的产出能够被数字化，而包括技术融合、媒体融合和路径融合的数字融合，为发展新的生产和经销体系打开了机遇之门，这些新体系可能促进文化生产中的民主和多样性的真正扩张，并创造新的流动模式和机遇，而传统的垄断的传媒行业则将受到冲击。
第二，文化流动对技术的依赖程度大幅度提高，引起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文化流动在以前主要依靠人的流动，如移民，但在当代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传播手段的变化、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媒介的创新，使新技术、新媒体的作用和人的作用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其一，文化流动中媒介和渠道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文化内容本身。技术进步实现的时空压缩，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也使文化的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便利和快捷，文化的流量也获得爆发性增长。信息和传播技术发展的非物质化、非领土化过程，使文化与地理的关系开始弱化，文化的局域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如数字化正在对文化认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年轻人之间。比尔·盖茨曾经预言，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
其二，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全球化时代文化流动的新变化。技术进步和文化流动的大趋势推动了新媒体的发展，并正在创造一个更加复杂、流动性更强的全球媒体市场，使全球媒体版图不断变化，并引发传播和文化产品的双向流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种变化具有三大特点：互通性、互动性、融合性。其中，互通性是指互联网、移动电话等新兴通信技术，使全球信息流与人们居住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大幅上升的媒体互联互通率是文化互动不断加强以及文化融合不断加快的体现。互动性是指受众从相对被动接受预定的传播内容，到主动参与文化、信息的制作和传播，用户生成的内容越来越多。融合性是指用一个平台如电脑或手机，就可以实现各种截然不同的功能和活动，人们可以从数量可无限大的娱乐、信息和文化产品中做出选择，并完成更大范围的迁移和互动。
这些特点提示我们，技术进步正在矫正文化流动中地域与全球、边缘与中心之间的不平衡，也有可能改变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在文化流动中的主导格局。处在传统文化版图边缘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文化的极速流动中成为新生力量、新兴节点，甚至新的中心。深圳是这方面的典型城市：文化底蕴并不深厚，文化资源相对薄弱，却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文化崛起，在新兴文化领域占领制高点，其依靠的正是技术进步。作为中国最年轻的标志性城市，深圳不比继承比创新，一张白纸画新图，依靠高新技术产业起步早、水平高、实力强的优势，较早形成文化科技自觉意识，坚持文化与技术的高度融合，创造了“文化+科技”的新型文化业态，改变了文化积累的方式，解决了文化底子薄弱和资源不足的问题，创造了具有较高高科技含量的“新兴文化”城市。深圳这座城市思想活跃，没有因循的惯性，也没有依赖的惰性，便于进行技术和文化创新，推动深圳文化跨越式发展，并与北京、上海等一流城市鼎足而立。
从掌握国际文化竞争主动权看，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带来全球文化竞争格局的重大调整，各国都在谋求借助高新技术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科技已成为文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谁拥有了高新技术的优势，谁的融合步伐快，谁就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掌握了文化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所面临的压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只有加快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促进文化与科技的紧密融合，才能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培育文化优势，维护国家文化主权，拓展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责任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