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风
序
（时间：黄昏。）
北京，故宫。空寂无人的、单调的、令人感到沉闷和压抑的、长不见尽头的甬道。
一中年男子手携一个四至五岁的小孩走在甬道上。孩子一下望着远方门洞一个小小的亮点，一下仰头看父亲的脸。父亲的脸一副凝重的沉思状。
孩子问：“爸爸，路怎么这样长？”
父亲脑海叠印出画面：
一女人在裹脚……
一男人的长辫……
一排男子卧床抽鸦片烟……
十三陵神路上的石人石马……
红灯区，妓女，风月楼……
阿Q临刑前画圆……
孙中山就职演说与袁世凯称帝……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场面……
天安门毛泽东、林彪接见红卫兵场面……
长安街上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队伍……
单调、沉滞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时间：清晨。）
长安街上驶过洒水车……
澎湃的自行车流……
公园里跳老年迪斯科的人群……
从天安门城洞走过金水桥的解放军国旗护卫队……
中年男子与小孩在旗杆下看解放军战士升旗……
胸佩红证章的代表们登上人民大会堂台阶……
邓小平在北戴河游泳……
第一集 中国梦
寥廓霜天里，一列列惊寒不语的雁阵……
如铸山峦上，鹰隼划过钢蓝色的巨翼……
中国有过如此轻捷矫健的姿势吗？中国有过这般坚韧不拔的阵容吗？“古老的中国有条龙”。据说龙能上摇九天、下动四海。可那龙终究只在故宫的甬道上、北海的九龙壁上，还有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神话和咏唱里……
中国人的心态颇有些古怪。今天，不管从国外涌进来多少洋玩意：大到彩电、冰箱、洗衣机、小轿车，小到香烟、打火机，顷刻之间，都有如沙漠上的一弘细流被消化得干干净净。而在19世纪上半叶，洋人质地柔软的细布招徕不了中国人；价格低廉的洋油，中国人也不屑一顾。宁愿固守在几千年以来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樊篱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既不懂商品经济，更没有价值观念；唯一能够敲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却是鸦片。据英国官方材料，在1837年7月到1838年6月这一个年度内，中国从英国（包括印度）的进口总值为560万镑，其中鸦片就值340万镑，占了60%。
其时，英国已经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工业革命。30年后，我们东边的那个狭长的岛国，则开始了奋发大和民族魂的明治维新运动……而横卧在鸦片馆里云天雾地的老烟客们，瘦骨嶙峋、有手无力、有目无光的形象，正是当年中国的写照。
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一向良好。阿Q死到临头，在判决书上画圆时还颇为自鸣得意！追溯历史，四大发明，孔孟之道，秦始皇横扫六合，唐太宗贞观之治，诗词如潮，歌赋如海……真可谓礼仪之邦、泱泱大国。然而，鸦片战争，却是这棵畸形的封建老树上结出的一枚熟得烂透了的苦果。像不知商品经济为何物一样，老祖宗们竟然视洋枪洋炮为某种巫术。他们将鸡血、猪血泼过去，舞动大刀、长矛迎将上去……
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在鸦片战争的深重耻辱中破碎的。此后，发展和强盛，便成了中国之梦。迄今为止，众多的武打小说，电影、电视，仍在强烈地表达着这一焦灼得令人心头发痛的“中国梦”……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颇发人深省。他所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龙器不能及”一语，道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全部精髓。据梁启超后来追述，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曾敏锐地发现了这些中国人目光短浅，并预言：“日本其兴，中国其弱”，是因为日本人游欧洲“讨论学业，求地官制，归而行之”；而中国人则“询某厂舰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30年后，梁启超不胜感慨，俾斯麦“不幸而言中矣！”
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也颇值得玩味。他悲愤激昂，称中国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结果呢？他最终却成了个铁杆保皇派。这正是一种中国文化的延续：在意识的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却又常常与传统认同。于是，再高昂的创造变形为模仿，再剧烈的变革沦落为新与旧的调和……
虽有谭嗣同、严复，虽有孙中山、黄兴……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自强不息，最终却变成一张张贴在同一个旧瓶上的标签。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中国，一个被用酒精浸泡着的封建胎儿，仍然在瓶子里装着。
而梦依旧是梦。
中国，这架有如老牛拉的破车在沼泽地上艰难地爬行。
媳妇嫌婆婆刻薄、专横，可媳妇一旦熬成婆婆，对新进门的媳妇更刻薄、专横。谁都渴望中国这幢黑屋子能透进一线亮光，可一旦有人用脑袋去撞开一道缝隙，众人却津津有味地吃起人血馒头来。中国的文明太古老太强大了，强大得汩汩地渗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强大得这块土地上每一次萌生出新文明的希望，都最终被它所吞噬。
20世纪初叶，西方思想文明蔚为壮观地引进了中国。1919年5月4日是辉煌的，它的辉煌又是有限的。“五四运动”所热切呼唤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并没有降临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它也不具有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文明史上的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身的软弱和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未能使“五四运动”成为一次对旧文化进行全面、彻底改造的思想启蒙运动，几乎是刚刚敲了敲“孔家店”积垢千年的破门窗，那澎湃的潮头便转了个弯，成为眼睛紧紧盯住现实斗争目标的工农运动……
国共两党曾在反封、反帝的旌旗下并驾齐驱。但此后，内战，再一次内战，中国总陷于离乱之中。烽火遍地，狼烟四起，不但浩如大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方式没有被触动，连20世纪初沿海地区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幼芽，也被冲刷得支离破碎。
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整个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原生状态。
（恢复经济、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回国热。）
此时，毛泽东是清醒的。1950年6月6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强调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在适合国情的政策下，中国人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地平线上每一天升起的太阳都那么新鲜，共和国心脏的第一次嘭嘭搏动都那么有力。“中国梦”第一次开始变成现实。
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已告完成。这年农业和工业的主要产品，除煤炭已超过1949年水平的1倍，但尚未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以外，其余如电力、原油、生铁、钢、铜、水泥、棉布、谷物、棉花等的生产量，都不仅超过了1949年的水平，而且也超过了我国历史上最高的年产量。
西方人士曾指出：如果中国利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崇高威望，1952年搞计划生育，1954年搞生态保护，1956年开始经济改革，1960年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国今天能够达到的综合经济指标，将是目前的9倍。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为此，列宁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它摒弃商品观念，也不承认交换，由国家向每一个劳动者发给供应证券。其结局是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机智的列宁很快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鼓励商品贸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但列宁逝世、斯大林上台后，如同政治上高度专制一样，在经济上也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致使苏联的工业全部掌握在国营经济手中。一方面是苏联的重工业以令西方世界震惊的速度发展，一方面是人民生活水准持久的低下。不能说没有牛奶、没有面包、没有靴子，但每个人的牛奶、面包、靴子都被纳入了计划，甚至连人的思想也要被计划。看看这些呆板的建筑、沉闷的空气，就知道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灰蒙蒙的令人压抑的时代。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无比丰富的社会。不少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为什么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违背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呢？
苏联经济模式植根于中国这块封建土壤深广的大地上，不但抵消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极为宝贵的发展时机，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日益造成远比苏联更为严重的恶果。
（三面红旗、超英赶美、大锅饭、土高炉、一平二调、高产卫星。）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红旗歌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有了小球藻的养殖，有了稻草饼干的问世，有了一斤米能多煮出几斤饭的妙方。可一摁，腿上还是一个坑，中国人知道了浮肿病的滋味。从粮、油、布，到二两白糖、一块肥皂……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被一摞摞票证所计划着。
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泽东不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任主席的决定。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次全会向这样一种认识迈出了勉强的一步：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60年冬，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制定，中国的经济开始好转，并趋向务实与稳定。
在国庆15周年的天安门广场上，那呈现的不仅仅是万紫千红，更蕴含着新中国的一次发展机会。
（“四清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身处第二线的毛泽东并没有闲着。他平生喜欢在大江大河里游泳。他在丰泽园的书房里思索：“怎样将从急风暴雨里走过来的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境界。毛泽东人走下了井冈山，思想似乎并未走下井冈山。整个中国又被当成一块根据地。”“封锁吧，封锁吧，封锁上十几年、几十年，中国就什么都有了。”一时间，我们在世界上的朋友只还剩下“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和巴尔干半岛上那盏“天涯若比邻”的“明灯”……
走“五七”道路……
工厂停工闹革命……
学校停课斗教授……
武元甲访问北京……
姚文元率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最美妙的憧憬，当它纳入现实社会的权力网络之中，也可能变成很残酷的事实。政治上的癫狂，造成了经济上的癫狂。到1976年，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又一次发展的机会，却被自己血淋淋地扼杀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共和国的列车终于穿越了历史最黑暗的隧道！
积雪、坚冰开始融化。枝头，有了啁啾的小鸟；湖边，有了返青的柳丝。
城市乡村，早就流干了眼泪的祖国，眼睫下漫过盈盈的泪影；大街小巷，中国人脸上绽开了久违的笑容，光彩得似刚从春枝上摘下来的桃李……
张志新、遇罗克得以平反。
人们缅怀沉沉的长夜里不屈不挠升起的星辰。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中国社会锈死的齿轮，总是要以血肉作为催动的油剂。
（地主“四类分子”摘帽、“右派”改正数字。）
车水马龙般的运动划分出的一个又一个“百分之五”，从社会的阴沟里出来，颤颤抖抖地挺起了腰身，宛如远古的第一只猴子从树上下地，伸起前肢，开始有了“人”的意义。
恢复高考，“十年开科取士”，这是一条极为拥挤的道路。
1977年、1978年两届大学生的独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绝无仅有。对于经历了十年的狂热、迷惘、痛苦、疲惫，抗争与觉醒的整整一代人，这是最后的两班车了；可对往日饱受凌辱、现在却要面向世界的教育，这只意味着艰难的起步……
“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首次出现在体育馆，十万观众、运动员起立欢呼……
只有到了此刻，中国人对他的认识才如许清晰；他的著名的“猫论”才如许真切，有如涓涓细流注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田。人民的欢呼声里，饱含着一个压抑太久、如今正呼之欲出的“中国梦”！
（《光明日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没有土地的肥沃，哪有丰收的五谷？没有实践的检验，哪有真理的标准？
也许在后代子孙眼里，这场讨论，只有中学生的水平。可当时，全民族在思想上就这么个“智力”。讨论可认真了，一方是正欲崛起的新时代，一方是不肯退隐的旧时代，两军对垒，激烈异常，乃至煞费苦心……
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如枯树逢春要发芽、古莲要开花，终于揭开了变革大时代的序幕。
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
西方发达国家寻求更广阔的市场……
资金大量流向太平洋西海岸……
北京饭店接纳海外宾朋……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比中华民族更期待发展、向往强盛的了！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比中华民族更能糟蹋、延误自己发展机会的了！
这对一百多年来几乎始终交织着的深刻矛盾，这个足以让几代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皓首毕生探求的历史大奥秘，终于在今天唤起了全民族的历史大反思。不能说反思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意义，可大反思所凝聚的大痛悔，大反思所辐射出的大震荡，确如青铜雕塑般站在了中国辽阔的海岸上，面对太平洋滚滚波涛送来的又一次发展机会，中国人民紧紧地抓住了它！
西方人士关于中国能够在50年代飞跃的假设，只是一堆美好的“如果”。历史，不是“如果”链，而是一条因果相涌的长河。
长河奔流去，历史割不断……
中国，必须承受太多的忧患和太多的苦难，才能在20世纪80年代，昂首挺胸地告诉世界：“历史在这里飞跃！”
第二集 大超载
这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起飞。
这是一次大大超载的起飞。
承担在祖国肩头上的一切社会问题，无不标志出一个速度，这是一个令人心悸的速度：在“六五”计划期间，平均每个月增加一个上海市的人口。也就是说，当你每抽完一支香烟时，中国的医院里便有200来个孩子呱呱坠地！
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自古以来便讳谈一个“性”字。但如此众多的人口，却又确实标明了中国人高涨的繁殖兴趣与繁殖能力……
炎夏。北京。王府井东风市场，门外烈日当头，门内热气、汗味熏人。进进出出的顾客，或以手绢擦着汗，或用报纸扇着风，或拧眉，或掩鼻，或摇头，或缩体，其情状，仿佛不是来这里购物买货，而是在此地身上有哪处被狠狠剜了一刀……
北京火车站，广场，候车室，售票大厅，倒的倒，靠的靠，挤的挤，一个个蓬头垢面，心力交瘁，活像是一条条被丢进石灰水里翻起白肚的鱼儿。所有的检票厅都改成了临时候车室，但站前的广场上，仍是黑压压的一片。如果没有说明词，反看画面，说句不中听的话：真有些像印支战火中的难民营……
1986年春季广州商品交易会期间，一批日本商贾下榻于广州宾馆。靠南边客房里的一位商人站在窗前，突然指着窗外惊呼道：“哈押苦，咪利库打赛衣！”这意思是：“啊，快来看！”日本人对海珠桥上涌流的自行车队评价道：“太壮观了，简直是世界第九奇观！”
前些年，“桂林山水甲天下，游人只能住地下”。于是，宾馆、饭店一个个“竞向天公试比高”，最高已达20层，高耸云天。从这些高楼的窗口往下看，老人山、玉姑山、书童山统统成了侏儒。昔日烟雨笼罩，“青罗带绕千山梦”的漓江，被一幢幢灰蒙蒙的摩天大楼所阻隔。一时间，人们恍如来到了纽约……
芦笛岩游客最多时一天要接纳1万余人，无法分批导游，游人像煮饺子般一窝蜂挤在洞内。
难怪游人们说：“桂林不可不来，桂林不可再来。”桂林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桂林阳朔的大街上，孩子们强行兜售商品……
在人口问题的两条战线上，数量上的人口爆炸已经开始唤起国人的注意；而人口质量的提高，却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醒。
今天，成千上万的孩子沾染了铜臭气。但他们的双眸却依然是诚实的，眼睛里的一切无不是现实生活的写照：知识贬值了，金钱增值了；明天贬值了，眼前增值了；精神贬值了，物质增值了……
驻北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代表说：“没有关于童工的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很容易估计出童工的数目。因为，人们知道全国至少有3000万儿童（占儿童总数的20%）没有读到小学毕业；另外，有5%的儿童是文盲。”
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估计全国有300万女童（占儿童总数的7%）从来就没有进过小学校门。
中年知识分子拥挤的住房……
挑灯夜读的疲惫……
一张张遗像……
一张张讣告……
一阵阵揪人心肺的哀乐声……
一双双泪花闪闪的眼睛……
中国人绝非榆木脑壳。我们知道抢救在大自然生态中濒临灭绝的熊猫，我们知道抢救在千年风沙与浩劫中岌岌可危的长城。一段时间里，“修我长城，爱我中华”的口号声不绝于耳，那么，我们更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呼吁——
全力抢救中年知识分子吧！抢救他们，便是抢救我国社会生态里的“熊猫”，便是抢救我国人质量的“长城”！
北京，秀水东街，美国驻华使馆领事处前的长龙……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美国驻沪领事馆前的长龙……
似乎这是个简单的加减法——
每年，上千万的计划外胎儿哭声朗朗地降生到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每年，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煞费苦心地搞到护照、办到签证，而后急匆匆地离开脚下的这块土地……
面对此情此景，日夜驻守在西方驻华使馆门前的武警战士们，心中想必会有倒翻了五味瓶般的感受……
大兴安岭的一把火……
四川胡乱的砍伐……
洞庭湖面的萎缩……
滚滚的黄河，高悬的河床……
巨大的人口数量和远不算高的人口质量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投射于自然界，就表现为恶劣的生态环境。恶劣的生态环境，反过来又毒化着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空间。
在东北。有“长白林海”之称的我国最大林区长白山森林资源，出现了严重的采育失调，森林主体正以每年3.5万公顷、500万立方米的惊人速度消失……若不迅即采取抢救措施，到2000年，黑龙江省将面临天然屏障破坏、森林工业经济崩溃、生态危机全面爆发的局面。
在四川。当地的有识之士将省、州、县所属企业和集体、个人进行的“剃光头”式的胡砍滥伐称为“五把斧头砍树，十条胳膊分林”。若任其恶性发展，到2000年，四川将沦为一片不毛之地。
洞庭湖湖面30多年时间缩小了43%。
黄河更甚，年输沙量已达16亿吨，几乎相当于全世界河流输沙量的一半；每立方米河水里含有黄沙37.7公斤，而尼罗河只有一公斤。被国外学者惊呼为：“中国的主动脉大出血！”
黄河的河床在有些地段已高出地面30米，成为一条空中悬河，一旦遭到特大洪水的冲击，随时有溃堤危险，黄淮平原上各种建设有可能毁于一旦。
在江西，南昌城西赣江两岸的巨大沙龙延绵15公里，每年还执着地往前推进三至四公尺。南昌县的一个乡，1万多亩良田变成沙丘，当地农民被迫迁徙。赣南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人们发出“兴国县要‘亡国’，于都县要‘迁都’”的悲叹声……
据统计，我国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弱。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数的23%，耕地仅占世界总数的7%。这一对比，已足够触目惊心的了。但新中国成立以来，耕地面积一直处于直线下跌的危险状况。30多年来，我国耕地面积以每年平均817万亩的速度锐减，三年加起来，便消失了一个福建省的全部耕地！如果按这一速度减少下去，到公元2162年，我国耕地面积将变为零。
在广州市，过去七年来市郊及市属八个县的耕地锐减12万亩以上。
在温州地区，如遇清明节前后，坟头白茫茫一片，绿色反倒成了点缀。有的人还没谢世，甚至活蹦乱跳的，坟墓就已修好，形成待葬的空穴。造得极气派的，自然是因为经济基础雄厚了，一部分人比富有、比阔绰，在“阳间”已嫌不过瘾，便又将擂台打到了“阴间”……
昔日水域面积达300余平方公里、正常年份蓄水量四亿至五亿立方米、被人们誉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竟于1984年春夏之交出现干涸。波光粼粼的水面从此只留在孙犁隽美的小说、散文里，只剩下淀底的黄沙、绿草翘首朝天。
今年夏天，老天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几场暴雨之后，居然给白洋淀灌进了2.7亿立方米雨水，人们在欢呼雀跃的时候，心存疑虑：老天会再度照顾吗？
京、津、唐严重缺水……
掠夺性的地下水开发行为，导致京、津、唐地区地下水已十水九空。北京已形成近千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水位平均下降四至五米。
“水……给我水”，这是50年代初期，上甘岭烟熏火燎的坑道内昏迷的战士的叫喊。到本世纪末，它则可能变成半个中国的痛苦的呼喊！
空气被污染……
1985年10月，来华讲学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秘书曼井雷德·多尼克在游览了北京市容后说：“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的空气污染这么严重！”他还指出：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于耐久项目（如马拉松）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是极为有害的。如果到了2000年得不到根治，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申请将不会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批准。
土地被污染……
水的污染……
在不少城市里，绿色、棕色、黑色的污水不断排泄入江内，那混合体的颜色，沉闷且又刺激得人痉挛，可称这为“魔鬼色”。于是，居民们喝水，水里有一股强烈的漂白粉味；吃鱼，鱼像是刚从煤油里钻出来……
我们似乎正在疯狂地、热昏了脑袋地向未来冲去。
我们似乎正在肆虐地、不顾一切地与我们的生存环境为敌。
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着什么。
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丢失着什么。
我们一边给明天铺筑起最坚实的阶梯。
我们一边给明天设置下最凶险的棘藜。
我们最终将与我们自己为敌。
在“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扔瓜皮果壳！”“不可随地大小便！”一类的标语下，一些人不文明的行为……
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还有些现象，很难说清是生态危机还是心态危机，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几十年车水马龙般的政治运动，墙头总有花样翻新的标语。可这类标语，却属每次运动的保留节目。时至今日，从城镇到乡村，从条件简陋的小学校，到气派堂皇的大机关，仍随处可见。可结果又怎样呢？
四合院居住拥挤……
公共汽车上的拥挤……
买东西难，上街吃饭难……
医学界人士认为：拥挤环境下的生活，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人们却常常忽略拥挤环境下的生活，还极易造成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压抑与扭曲——
谁都不满，尽管该满意的地方不少。
谁都觉得吃了亏，尽管占便宜的时候也有。
谁都瞪大眼睛，关注着自己的切身利益。
谁都鼻孔朝天，漠视别人的切身利益。
一边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迭声称痛快。
一边又视自己为中国人里最完美的一个。
于是，脏出现了，乱出现了，人们将在外面，在家里的“包袱”，通过随地吐痰，通过乱扔烟蒂，也通过便后不冲洗等种种方式，给卸掉了。好像阿Q终于摸上了小尼姑光光的脑袋一样，恍惚之中，有了一种莫名的快感。
陶渊明的“采菊在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再也没有了……
毛泽东歌咏的“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的境界，再也难觅了……
“祖国——我们的母亲”，这不仅仅是一行千古不变的颂词。当我们回首过去、向着未来时，它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一席深邃的哲学思考……
“祖国——我们的母亲”，这也不仅仅是一首瑰丽的赞歌。当我们走过河山、抚及草禾时，它应该化作当代中国人一种溶于血脉，又激越于血脉之中的博大的美学情愫……
为了珍视中华民族几乎九死一生后才获得的一次起飞，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减轻它的超载！
为了实现人类与地球的和谐相处，我们必须依允地球的许可来重视安排我们的生活！
地球孕育了无数层次的生命。
她的厚爱是无边的——即使是一片树叶，她也赋予美丽的几何图形……
即使是一只叫不出名的昆虫，她也给了它一身花纹的绝妙对称……
在这无边的厚爱中，最受宠的是人类。人类是她孕育出的一种最高级的生命形式。人类是耗费她最多能量的一种生命形式。人类不能因此将她视为一堆冷冰冰的石块，并踩在上面，妄称主人。
人类只是地球的儿女。
我们只是“地球村”里暂住的居民。
第三集 原野潮
在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了！
雄浑粗犷的黄土高原……
如织如绣的长江流域……
如梦如诗的珠江三角洲……
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带有强烈色彩的租佃制的分配方式，有如脐带一样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李自成统率大军挺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景山……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孙中山建国大纲：“耕者有其田……”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界之冠。封建王朝的更迭，几乎犹如今日摩登女郎们频繁的换装，其导火线大抵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土地使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动和组织起千千万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走出茅屋，高举火把，手持大刀，呼啸前行，烧红一架架大山，沸腾一条条江河，正在于她给予了农民以土地的真诚许诺，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强烈渴求。
没有比中国农民更现实的了。即使是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要农民投入一道以血与肉筑起的长城，共产党还得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戴着墨镜、自持装了一肚子洋学问的王明，鄙视农民：“山沟沟里能出什么马列主义？”屡屡在大都市发动暴动，虽一时也轰轰烈烈，但最终总是“落花流水春去也”。而钻山沟、住窑洞、与农民们朝夕厮磨的毛泽东，却在1949年挺立在敞篷吉普车上，心仪如海，思绪万千地驶进北京城，站上了天安门！
土改运动中，农民丈田分地，领地契，斗地主，扭秧歌，舞龙灯庆丰收……
这是中国农民的一次盛大节日。土地改革运动在最大限度上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对新生政权的拥戴，也在最大程度上浇注了广大翻身农民对土地的热情。
在互助组、初级社阶段，采取的是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和典型示范的方法。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农业年年增产。到了1955年冬季，人为地掀起了“高潮”，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可仅过了一年，猛增至87.8%。原计划在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完成的艰巨任务，不到365天就完成了。大量农民从互助组乃至单干户，一下跳进了高级社——鸡毛就这样飞上了天！然而农民们却并不飘飘然、乐乐然，相反，几年前土地到手的兴奋和土地经营的自由化为了乌有。人们按单一的集体农庄模式实行集中劳动、集中经营，实行按工计分、按分分配的制度。
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去解决一切问题，如同中国人习惯于使筷子。这不，又突然冒出个“两条道路大辩论”，压根儿就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的农民，竟被斥之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西风”压下去了，“东风”浩浩荡荡吹起来了。到了1958年，“共产风”有之，“浮夸风”有之，“瞎指挥风”有之，举国熏熏然陶陶然中，升起了人民公社这面旗帜……
挂牌子，庆祝大会，农民军事化、车子化，挑灯夜战，移苗并丘，砸锅撤灶办食堂，上山砍树烧炭，遍地土高炉，墙头上的标语诗画，报纸上的“卫星”，田里的“卫星”……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一瓶兑了水的茅台酒，比起合作社、高级社，那味道已经全变了。公社的头头脑脑由国家委任，农业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制订并层层分解下达，分配形式和分配水平也是由上级部门硬性规定的。这实质上在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中全部照搬了国营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制度。农民们不啻成了一只只被捆得牢牢的粽子，一股脑儿扔进一口大锅里，一煮就是20年！
人民公社使我国农村经济长时间停滞不前，极大地延缓了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而且，强行变革生产关系，还导致了生产力的大滑坡。
三年困难时期，冷灶死灰的食堂，遍及中原的大饥馑，山道上背井离乡的人流，城市里沿街乞讨的农民，埋葬饿殍的炕席……
据有关统计数字透露，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总共饿死了三千余万人。鸡毛很快落地了，那落地的还有一曲没遍中国的沉郁哀歌……
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当年革命时对农民的许诺，不是所有的人都热昏了脑袋。在最高决策层，有识之士指出过“大跃进”的荒谬，提出过“三自一包”。然而，他们不是在庐山上被当成仙人洞前涌动的乱云，就是在“文革”中被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1959年，在故园韶山，他以超乎常人的想象力，挥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资本主义尾巴”越割越短，农民的自由越来越少。到了“文革”，连卖一只蛋的自由也完全被剥夺了。在西方世界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冲击的强烈比照下，中国农村的极端贫困和中国城市的反复骚乱所构成的独特的景观，令全人类瞠目结舌。
“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30多年吃不饱，叫人咋说社会好？”这是70年代初在安徽农村颇为流行的一首民谣。尽管报刊上一再宣传：贫下中农是农村“三大革命”的主力军。贫下中农对主力军的地位也丧失了热情。有农民说得形象极了：“什么阶级斗争？就是一家有十个儿子，做父亲的老是唆使九个兄弟去欺负一个兄弟，九个兄弟像是得宠，但捧起破碗来一样吃糠咽菜。”
农民开始动摇了。几乎是一粉碎“四人帮”，在安徽、四川的边远乡村，一股潜流在地下涌动。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谨慎而又无畏地把田分了下去。而将这股潜流理直气壮地引向浩江大川的，是中国共产党内又一批顺应民心的有识之士。
有一个众口传颂的故事：万里同志主政安徽时，在一次地县委书记会议上，有人向他汇报悄悄分田地的农户都获得了好收成。万里当机立断，决定在全省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历史像走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土改时期，农民们欢天喜地。一些基层干部却提心吊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据说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怀揣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节目，一天，他突然听到一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严厉指责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他大惊失色地找到万里，万里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来找我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1978年的中国农村，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创竟是以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打开突破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李自成，比起洪秀全，我们到底前进了多少呢？
一个问题经常困扰一些年轻人；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不像苏联一样从政治体制开始，而从经济体制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从城市开始，而从农村开始？这确实是令人饶有兴趣的提问。
答案是严峻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清平几年，便开始了自己砸自己的锅碗瓢盆；十年动乱，终于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噩梦醒来了，国门洞开了，别人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谁去解救；我们却折腾得连起码的生存条件几乎都丧失殆尽，多年来裤腰带勒得紧紧的农民尤甚。此时，比起要民主，比起反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老百姓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而勒之愈紧，挣之愈烈，农村改革有如决堤之水，在中国的先行也就势所必然了。
一切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了农民，原野上的奇迹便出现了……
仅从最初推广生产责任制的三年来看，1981年，全国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提供的商品为115.5元，比1978年增长67.8%。三年的增长幅度几乎等于过去的20年。1984年我国获得了空前的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
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在农村。再地大物博，被这庞大的人口一除，也就所剩无几了。
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掩盖了有限的耕地与人口行为盲目化的尖锐矛盾。而解放了的生产力则是一柄锋光闪闪的刺刀，一下挑开了灰扑扑的遮布：有限的耕地是无情的，已经排挤，还将继续排挤出亿万过剩的劳动力。
农民们的心上刚刚有了绿色的希望，如同他们的脸上刚刚有了红润之色。可中国人的希望难呵，甭说天灾人祸了，就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希望也被这人口的包袱给压得有几分惶惑……
什么是中国式的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如何消化这人口的沉重包袱。1982年，中国农村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涌现出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式农村发展道路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拓展。农民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在乡镇企业里消化了过剩的劳动力……
1985年，全国农村工业化人口达到4000多万。1987年，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31.4%提高到了50.4%，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88年，全国农村工业化人口上升到9000多万。
其意义不仅在此。乡镇企业发展的密集，就需要有商品和信息的集散地。于是农村小城镇出现了。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为此人们常常为城市的人口膨胀和种种的城市病而头痛不已。在我国沿海地区，农村小城镇已经星罗棋布、密如河网，这表明从列宁起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城乡差别的消失，在今天第一次有了可能；并且，昭示出中国农村发展的辉煌前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广东省东莞市虽然走马灯般转着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越转东莞越穷，一个劳动日几角钱，乃至几分钱，社会主义的好处始终在缥缈虚幻的蓬莱岛上。人们向往彼岸的灯红酒绿，几乎是削尖了脑袋往香港跑，当时的各级组织用了很大的精力来解决“偷渡”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莞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1978年与1987年相比，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039元，大大高于广东全省人均收入645元的水平。农民们不再为温饱而担忧，而且有了余钱，全市70%的农户盖起了款式讲究的新楼。有农民说：“过去只认香港生活好，如今东莞山沟照样有黄金找！”
在温州永嘉县的桥头镇，据说是1979年一个姓王的弹棉匠从江西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了纽扣摊。谁料这一摆竟成了气候，一年以后，镇上卖纽扣的摊子发展到100多家。迄今为止，全镇已有7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700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都有销售。在上海等大都市转悠一星期不能完成的采购任务，在桥头镇只需要个把小时就可以如愿以偿。除市面上的5000多人外，镇上还有9000人在外搞采购和销售，他们组成了遍布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每天从全国各地区汇到桥头镇的款子达10万元。近年来，纽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从这片土地上冒了出来。从这被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的变迁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
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正在使中国农民变成商品的生产者。从千百年土地的束缚中站起来的农民，要求在商品经济的环节上和城市相流通、相结合，从而与城市一同构筑起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腰杆硬了、视野变得开阔的8亿农民，要求理顺多年以来倒挂的农副产品价格，要求迅速扭转农村教育、卫生、科技落后及人才紧缺的状况，从而将大气磅礴地推动中国社会全方位、多层面的改革！
农民买钢琴、买飞机……
农民旅游……
农民办文化、科技夜校……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从农村发展到农村的小城镇化，这是中国农村的伟大变迁。它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社会过程，还是一个农民民主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过去，无论党中央说什么，《人民日报》登什么，没有用；而大队长或书记打个喷嚏，几乎全村的人都得感冒。今天，在承包了的土地和承包了的企业面前，人们的机会是均等的，选择是自由的，人们将能开始把握自己的命运……
一位著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如是说：“试想，若有人敢于站在摩托车方阵的滚滚洪流前挡道，并竭力嘶喊：‘停下，不准复辟资本主义！’‘退回去，捍卫人民公社这面旗帜！’谁会理睬他呢？倘若不躲开，他将会被碾成齑粉！”
第四集 时代魂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掀开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
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实质，说到底就是要搞活企业，即将竞争机制引进企业。要造就一批懂业务、善管理的企业家。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企业家们也不容易。
在中国，多少年来大抵靠大米、猪肉、中药材、丝绸出口创汇，闽东电机厂厂长陆东明居然将名不见经传的闽东电机产品打出国去，一向以“丰田”“松下”“东芝”“三菱”咄咄逼人的日本人，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让他占领了香港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开拓之举。陆东明声名鹊起了，站在《新观察》的封面上爽朗地微笑。然而，不过一会儿，他又像一颗流星一样消失了，据说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中国的改革得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否则，会常常演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
无独有偶，杭州湾边上那个曾被奉为改革明星的步鑫生，他和他企业的兴衰浮沉，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小裁缝，也许他身上不乏必要的心计和足够的胆量去抓取机会、运用机会，得以作早春先开的桃李。但是，传统小生产观念在他身上的积淀，并无多少质的改变，他还缺乏现代企业家的素质和现代的企业管理知识。
在改革的初期，像步鑫生这样的企业家还不少。他们活跃在集体经济体制出现哗哗松动而国营经济体制仍然固若金汤的时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国营经济调过头来，和他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开始了以活对活的竞争，他们中的多数人的凋谢速度，将不会慢于他们崛起的速度，这也将是可以理解的了。
难怪会出现陆东明、步鑫生。
我国近代以来出现的企业家本来就先天不足，不是受洋人的欺辱，就是遭受官僚资本的压迫。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结构里一点点可怜的民族资本主义成分，也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抹得干干净净。
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和容纳企业家的良好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难以想起有“企业家”这个名词，就是想起了，同时想起的便是《子夜》中的吴荪甫，《上海的早晨》里的徐义德、朱延年，以及《日出》里的潘经理。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它的同义词是尔虞我诈、为富不仁……
在旧的经济体制里其实是没有这个企业家概念的。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资金、物资和包销产品，再加上行政方式的管理，国家对国营经济实行了直接控制。国家如同一个大工厂，企业却成了车间。“文革”后期，连大集体经济都纳入了全民的行列。石头里长不出绿草，这样的体制里也蹦不出企业家来，充其量只能产生“抬头看路，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式的车间主任……
在改革的社会环境与心理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之时，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严峻之后，仅靠拾遗补阙的机会不行，仅靠简单的放权让利也不行。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但有了成熟起来的可能性，而且有了必须具备现代素质和现代管理知识的紧迫性。
商品是最活跃的经济细胞，一旦搞活商品流通，奇迹便出现了。靠二分钱大碗茶发家的尹盛喜，1979年带领七名待业知青在前门摆起了茶摊，历经八载春秋，竟发展成“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不但在煌煌京都拥有21家买卖，同时还在深圳、海南岛开辟了六个门市部和八个网点，年营业额5000万元，利润200万元，销售商品达6000种之多。同时，先后安置解决待业青年2000多人。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纷纷邀请尹盛喜前去开茶馆，不起眼的“大碗茶”，即将香飘世界。
哈尔滨市有一家华兴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孙金鼎。1983年，该公司承建了市工业品贸易中心大楼。打完地基以后，钱花去20多万元，经化验却发现水泥强度不够。要说这事也不大，市场上有假烟、假酒，社会上有假公仆、假党员，这水泥还不是假的，工程近20年不会有问题。总经理孙金鼎却断然决定将基础炸掉重来，令一下，有些职工火烧眉毛般找来：“也不想想，几年前，我们还是个只有几把铁锹、几十个人的街道维修队；如今虽叫公司了，可还是个没有皇粮吃的集体企业，你腰里缠有几个20万？！”孙金鼎寸步不让：“集体企业也是社会主义企业，你买根冰棍还想质量好呢，几百万的大楼就能不讲质量？！”没向甲方多要一分钱，还提前84天竣工的这幢大楼，成了华兴公司信誉的一座丰碑。八年来，虽国家不断压缩基建投资，该市的建筑企业又有500多家，可在强手如林的激烈竞争中，华兴公司如走山阴道上，满目应接不暇，施工面积每年以25%的比例递增，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200名职工、1200万元资本的中型企业。
1984年的一天，青岛电冰箱总厂开了一个劣质产品展览会，陈列的是经严格检查出来有毛病的76台冰箱。更让全厂职工触目惊心的是，厂长张瑞敏宣布：“哪个车间出的问题，就由哪个车间负责人当着全厂职工的面砸烂！”大锤沉沉地举起，大锤重重地落下，顷刻间，76台电冰箱成了一堆废铁。张厂长又说：“这次质量事故由总厂负责，我和总工程师接受重罚。今后若再出现类似事故，谁出的谁负责。谁砸了琴岛—利勃海尔的牌子，我就要砸掉谁的饭碗！”
这是一次伟大的埋葬。大锤砸碎的是平庸、保守、落后的小生产意识，大锤下诞生的是竞争、创优、开拓的现代化管理观念。此后三年，产品开箱完好率达100%，社会返修率保持在4%以下。1987年6月，国际卫生组织医用设备招标，日本、美国、意大利、联邦德国、中国共五个国家的15家电冰箱厂家进行了激烈的角逐之后，“琴岛—利勃海尔”终于击败上届中标者——日本的“东芝”，而一举夺魁。
中国在强化改革。她要走过阵痛，避免动荡，就得大面积地搞活企业并大幅度地提高企业效益。她就得义无反顾地去烧红、烧透一块长满锈斑的铁板。仅靠宛如星散的集体、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远远烧不红这块巨大的铁板，必须让大型企业也呼啸发出呼呼的火焰！
位于北京西南郊的燕山石化公司炼油厂，是国内最大的综合型炼油厂之一。近几年来，这个厂围绕生产经营目标，制订了企业升级目标体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任期责任制。“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目标”，棋还是这副棋，可一旦人人成了一只虎虎生风的棋子，满盘棋就有了兔起鹘落的走势，有了柳暗花明的风光。这个厂产值、利税连续四年以近10%的速度递增，仅1986年便上缴利税7.33亿元，人均创利税13.57万元，成为全国产值和利税总额最高的50家大型企业之一。
江西贵溪冶炼厂是全国22个成套引进的项目之一，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代化炼铜企业。1985年底投产一次成功，被日本专家誉为全世界内速炉炼铜投产最顺利的工厂。1987年10月，国家计委组织了全国208个重点建设单位和引进项目企业在此开现场交流会，这个会不啻是对贵冶高水平经营机制的最好评价。“婆婆”们却不放心，将企业的财权和主要产品销售权收上去，以致其供、产、销三个环节被迫分割，法人地位名存实亡，没有比留恋权力更能让人煞费心机的了，放权如同新体制要从旧体制里剥离出来一样艰难。艰难得从1984年至1988年共和国总理就此事作过的四次批示也似乎写在流水上……好在贵冶不是个逆来顺受的“媳妇”，好在今天中国改革挽狂澜于既倒的决心更不是流水，而是流水中宛如铁铸的礁岩。颤颤摇摇的，倒是“婆婆”们手里攥出了汗的权力。1988年10月，贵溪冶炼厂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大型企业向国家实行总承包的先遣单位。
在中国的“硅谷”——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没有人不知道“联想”二字。它首先指的是以联想式汉卡为龙头的联想式汉字系统产品。其次，它指的是开发、生产、销售这一高技术产品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这家公司真成了个“联想”的世界，三年来更新8个版本，研制出3个型号，产品驰誉海内外。它还让人想起创办这家公司的科技人员的联想风格：高楼大院里待着，精良的设备前泡着，再顶着个高级职称，日子挺滋润的。他们都联想起要做生意人，过去谈钱便脸红到脖子根的秀才，居然让公司财源滚滚，1984年开办时，不过11个人、20万元的投资；三年过去，则给国家上缴税收1100万元，交还计算机所的投资外，还上交所里365万元。公司的大字招牌鸟瞰了电子一条街，他们又联想起要在海外升起中国知识分子辉煌的联想来，在香港的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开办三个月，便挤进了香港电脑市场的前十大公司之列……
走出这家公司，我们也一片联想：若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条件的都投身于国民经济的主战场，落实了十年，可仍不尽如人意的知识分子政策，还用得着谁去落实吗？而且在崛起了一批批面向世界的高新技术产业之后，中国的企业家们将会有着怎样威武雄壮的阵营……
中国在强化改革。改革使企业家们表现着各自的聪明才智，改革又让企业家们品尝着各自的苦恼与悲哀……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既造成了某些方面的麻木，也造成了某些方面的敏感，对权力的敏感便是其中之一。迄今，开起会来排座次；写一消息谁提名在前，谁提名在后；谁家门庭若市，谁家门可罗雀……几乎都能引出万般滋味与种种猜测，何况面对的是企业领导体制发生变更的大事！有人首先关心的是，以后企业里是厂长大还是书记大？谁是第一把手？这颇像电影院里孩子的智商水平：“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于是，在一些企业里，在书记与厂长之间，便生出些磕磕碰碰来，犹如一山有了二虎，那地界上的“臣民”们，自然也就无所适从……
一份报告盖了几十、上百个章。
几乎是又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热情，就这样在一张张冷冰冰的抽屉里被扑灭；机会，就这样在一次次的研究中被耽搁……
文山会海。几乎每天都有了应酬。
主管或非主管的部门，有关系或无关系的单位，在位或在野的高干，视察的参观的，检查的路过的，要求赞助的……流水般淌，走马灯般转。陪参观、陪吃饭、陪谈话，似乎你是个陪同机器。否则就是不敬，就是厚此薄彼，就是“狗眼看人低”……
晚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找去家里。
一辆辆“坦克”粗暴地践踏了本该一个个宁静的夜晚，而且这种“侵占”还合理合法，你不得不倒茶递烟，听他说去，可你就是修炼到家的海灯法师，你也听不下去。大多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房子、煤气该不该解决，谁和谁吵了一架，下面的同志已经处理了，可他还要找到你这里磨蹭……
辽宁省优秀女企业家王淑琴惨死于一个不服管理、目无国法的职工刀下……
在新旧体制剧烈冲撞的当今，企业家们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常常面临各种风险的袭击：政策的稍稍变动可能使他们马失前蹄，市场的仓皇风雨可能使他们险滩覆舟，八分钱的邮票可能使他们大半年里人鬼难分，被“大锅饭”撑粗了腰的极少数横蛮之徒可能铤而走险，对他们作恶行凶……
无怪乎，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中国要惩罚一个人，有一种便当而又不显眼的办法，那就是叫他去当厂长。
出头椽子先烂的中国，今天不能让先驱者再血洒征程了！
吃过人血馒头的中国，今天不能让后继者再心怵胆寒了！
这几年，很多外国人到中国看了以后，常说：没有想到你们的设备这样好，没有想到你们的管理如此落后。其原因林林总总，但究其根本是企业家们还不能以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来管理企业，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还缺乏外部机制改革的有力配套。
理解企业家们，关心企业家们吧，而最深刻的理解、最真挚的关心，就是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眼下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国家财政困难的解决，涨价因素的消化，要靠企业效益。社会对工资改革、物价改革的承受能力，也要靠企业效益。
尊重企业家吧，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政治家的光彩远比企业家的逊色……
如果到了这一天，中国真正成了企业家们大显身手、如鱼得水的舞台，那它就标志着：
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业已建立！
中国的发展业已鲲鹏展翅，扶摇九重！
第五集 世纪风
20世纪还有12年就要消失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了，本世纪的窗口外，正是苍茫的暮色……
没有比20世纪给人类的馈赠更壮丽多姿、更惊心动魄也更丰厚凝重的了！
不要说世界了，世纪之初和中期，地球曾是一个巨大、充满血腥味的古罗马斗牛场；而今天地球则被视为一个小小的村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必须相互理解，既深刻地理解自己，也同样深刻地去理解别人，包括昨天或者今天的敌人。
就看看中国：为了剪掉盘在我们民族脑壳上的一条辫子，为了不让那已经被推下金銮殿的皇帝又溜回去，为了拔掉上海黄浦公园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多少志士抛洒热血，多少城郭枪声如雨！而今天，城市里也少见扎辫子的姑娘，皇帝只活在电影、电视剧里。花上一两角钱，谁都能进中国所有的公园。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自诩为四海称臣的“中央之国”，五洲向往的“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据地”。与此相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睿智、富有胆略的中国人蓦然回首，正毅然对庞大、僵化的社会机制进行挑战！
我们的后代翻开20世纪的一部史诗时，将会听到一阵阵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但是，一般社会变革的恢宏，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精神的高扬。社会变革可以此起彼伏，千百年形成的民族精神，却融汇在血液里，积淀在心理上，足以稳定得世代相传。
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集体、献身观念和对平衡、和谐、统一的追求，使中国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对于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它又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呼啦啦飞出来的不仅有文明，还有给这块土地投下深重阴影的蒙昧……
中国人总得崇拜什么。从远古靠天吃饭得崇拜苍天，进而崇拜苍天在人间的化身——天子。天子被推下了金銮殿，可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政治地位的低下，社会结构的重心总上升在一群人、几个人乃至一个人手里，最终导致的是一场8亿人只有一颗脑袋思索的大悲剧。这一权力崇拜的心态，今天仍然活跃于一个诸多方面还是官本位制的社会，就是卖肉的，售车票、机票的，也会最大限度地膨胀自己手中的权力……
中国古典建筑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左右铺陈，前后延伸，大小建筑物尊卑有序，错落有致，既象征着人在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君、神、父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里该处的地位，也强调着人对于这一结构的稳定该起的作用。千百年来，中国人敢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吗？大抵说的都是“你该怎么样”。不是太久之前，人们还习惯自比“螺丝钉”，唱着“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义务感是有了，集体意识是有了，个人打生下来就该有的权力和利益却被淡化了，为获取个人权力和利益所必须具有的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如同鸡的翅膀一样早就退化了。一个轻视个人权力和利益的社会，一个成员缺乏承受风险能力的社会，再裹之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便成了一张大饼，人们讲义不讲利，患不均不患寡，谁都可以吃到一块，哪怕仅是拇指大的一块，而谁都不去想怎样把这张饼做得更大一些、更好一些……
与西方文化体系以“知识”为支点相反，古代中国的文化体系以“道德”为支点。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力量。不是被“道德”卷进一片混沌的太虚幻境，成为几乎与生产力和沾边儿的门人食客；就是被视作一批长有反骨、包藏祸心的家伙，对他们紧箍咒得一遍遍念着。即使到了知识分子必须成为一支最活跃的生产力的当今，自然经济土壤上生长出的平均主义，仍不时在抹煞知识的价值：加工资，靠的是熬年头；评职称，靠的是熬岁月；连分房子、用煤气罐、休假、疗养，也在工龄的投影之下。报酬与待遇，仿佛成了一张全国通用粮票，几乎在哪里都是随皱纹的增多而增多，随胡子的增长而增长。同时增长的还有一种被约定俗成为“东方式嫉妒”的心态：要有，大伙儿都得有；要出头，你得让我先出。否则，紧跟上来的，便是力量几乎足够发射一枚火箭的内耗……
中国自秦代以来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上的大一统，要求思想文化的大一统，乃至性格上的大一统。外来的任何思想，即使如佛教，也只有经过儒家的塑造，辅之以道教的油彩，才能落脚于中华大地。
大一统观念，简化了人们的思想方式，非红即黑，非左即右，非活即死。一放，便放个洪水滔天，不可收拾；一收，便收成万马齐喑，百雀噤声。一好，阿Q头上的瘌痢也成了只明丽的灯泡；一坏，阿Q有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造反派”“文革”中将未庄闹得个鸡犬不宁……
大一统观念，僵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只根据昨天的生活经验来规划明天，而不是根据明天的憧憬来架构今天。谁稍稍变革今天的见解，谁就会被斥之为离经叛道、数典忘祖，遭众人鸣鼓而击之。难怪乎昔日康有为得打着孔子的旗号，以托古宣扬改制；也难怪乎今天有人从深圳转了一圈回来，便抱头痛哭、唏嘘泪下：“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好不容易将资本主义赶出了中国，可今天又将资本主义给请了回来……”
中国人常常使用着善与恶的道德评价。当今震荡不已然而又是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更是常常被带上旧道德的法庭去接受审判。自然经济所孕育的某些古朴的道德观念，在改革的进程里被摇撼了，乃至被摒弃。处于改革中的人们——一代和几代人，由此将会产生深刻的感情矛盾、信念矛盾、人格矛盾，以及由道德观念不得不重新改造而引发的良心痛苦。难怪有人痛心疾首：“世风日下”“礼崩乐坏”了……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律背反”。是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来反思、审视这一“二律背反”现象，从而拥抱它后面所躁动的更深层次的文明进步？还是停留在这一现象里困惑、惆怅，甚至哀挽文明进步与“道德”的失却，乃至于像当年的红卫兵捍卫“红司令”一样去捍卫那将要失却的“道德”？这将是当代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
现代化的历程证明：一方面，它具有不可逆性和向世界范围扩张的特征。一经发动，它的步伐便越来越快，无情地裹挟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菲律宾、韩国……乃至中国台湾的民主运动，就不说了；仅看看社会主义国家，上个世纪马克思曾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可在今天，在东欧游荡的幽灵则是改革。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毫无愧色，将是从本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跨世纪伟业。
另一方面，现代化是一个囊括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整体进程，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如果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仅视为纯技术性的改革，那么社会就会缺乏相应的舆论环境和心理环境，新文明就可能在旧道德的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现代化便只能面临着两种结局：一是夭折，一是畸形发展。
今天，社会变革的恢宏，必将意味着民族精神的高扬！
在多年的闭关锁国之后，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口号声中，中国人往往可以欣然接受流行歌曲、西装革履、化妆美容等浅层结构里的外来文化，甚至可以像20年前的红卫兵“大串联”一样，投入一次令国人众说纷纭的“世界大串联”；但是，处于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民族精神的变革却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这将有一番肝胆剥离般的痛苦，这将是一个新旧杂糅、方生而未死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民族精神中的蒙昧部分，其基石是铁锈般沉闷的自然经济，那么，我们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高扬，其支柱便是水银般活泼的商品经济。
在旧的经济机制下，除少数高层次的人群外，人们生活的追求比较贫乏，一般只是求得眼前的温饱和丧失劳动能力后的赡养，以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生活的封闭，导致观念的封闭。在新的经济机制所形成的竞争环境里，取消了谁也不会淹死的概念，淹死的危险将迫使所有的人全力以赴。于是，各种知识、信息、观念，潮水般涌进生活，令人眼花缭乱，视野拓展了，多少价值观念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在进行重新锻铸……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这正变成现实。权力并不再畅通无阻，只要有足够的金钱，谁都可以乘坐豪华轿车，住进高级宾馆。
人们敢于标新立异了，性格展示在姑娘的三点或游泳衣上，性格跳跃在老人的迪斯科舞步里……
知识，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清晰呈现出自己的价值规律——嫉妒，就是嫉妒得眼里滴血，也成不了气候；压制，无异于拆自己的台阶，除非领导者准备垮台；不服？这不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嘴皮上的拉锯战，而是一场真正凭实力的较量。要不，换上你来试试？
中国人不再没脾气，尽管这脾气有时发得还不是地方；
芸芸众生里有了漂流黄河的英雄，辞典里也有了“破产”“租赁”“拍卖”“兼并”“失业”之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几乎每一天，都在经受着物价放开的严峻考验。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正进行全方位的对话；关于“蛇口风波”的一场争论，更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
正因为已经深刻认识到：没有制约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最终导致腐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不再是一枚橡皮图章，“全体举手，一致通过”，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才不再是一个花瓶，在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千家驹委员30分钟的发言竟赢得了全场数次热烈的掌声……
鲁迅先生所毕生鞭挞的国民之劣根性，正在被一点点地剪除。
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今天有了新的意蕴。
几千年来饱受创伤和忧患的中华民族，如同一只火中的凤凰，其涅槃就在这一刻，其苏醒就在这一刻。
现在60岁以下的人，大抵都是跨世纪的人。新世纪的风，天天微微牵动我们的征衣，精灵般轻叩中国的窗棂……中国人啊，你听到了吗？你想过了吗？我们该以怎样的民族精神去迈入21世纪那朝霞磅礴的黎明？
让现实告诉我们……
让未来告诉世界……
（1988年6月30日～8月25日，写于北京望海楼—龙潭饭店；与胡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