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常态下浙江工业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多年来，浙江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与江苏、广东等省份相比，浙江存在着工业转型升级迟缓的现象。

一 浙江工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下，浙江工业转型升级存在着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缓慢、工业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组织无明显优化等问题。

（一）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缓慢，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体

这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据浙江工业的主体。2013年，浙江规模以上纺织工业总产值达5855.93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2.20%（见表1-5，下同），虽然较之2007年的比值（15.03%）下降了2.83个百分点，但在38个工业行业中仍高居首位。而江苏与广东的纺织工业在1998年时均已退出工业第一排位。浙江大纺织工业总产值达9713.96亿元，占浙江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0.24%[5]；大食品工业占浙江当年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2007年的4.70%升至5.15%；轻工业在浙江当年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从2007年的7.23%升至8.32%。金属与非金属制品大部分也属于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合计占到浙江工业的6.82%。这些产业合计占到浙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近1/3。如果考虑到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其产值相当于浙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5%左右）大多是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橡胶与塑料制品等行业的要素结构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以及我国工业包含了水电气等生产供应业（占浙江工业总产值的8%）等因素，以纺织轻工食品等为代表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牢牢占据着浙江工业的主体。

表1-5 2007～2013年浙江工业内部结构变动

与此相对应，2007年以来，浙江的装备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其他运输设备制造）、电气电子工业在浙江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反而有所下降。2013年，浙江装备工业总产值达9306.75亿元，在浙江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2007年的25.31%下降到19.39%，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电气电子工业在浙江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007年的19.32%下降至18.56%（见表1-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7年以来，浙江工业内部结构升级转换仍显滞后。

（二）工业生产方式整体落后，智能化生产任重道远

从工业生产技术与方式看，虽然多年来浙江工业生产方式有了提高，但与经济水平相比较仍显滞后，同德国、韩国等国的工业生产方式比较，差距尤为明显。

按德国的工业1.0～4.0版模式来考察，浙江目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其主体产业技术仍处于2.0时代，即运用电气化大批量流水线的专业化生产；有部分工业企业开始运用信息技术，以及半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达到了初步自动化（3.0时代）；而借助工业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的智能化生产4.0模式只在很少量的规模较大制造业企业里散点式出现。值得指出的是，浙江大量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仍以家庭式小作坊为代表，大量依靠简单机械与手工劳动相结合，仍处于工业1.0时代。

（三）产业组织无明显优化，马歇尔式中小企业集群仍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多年来，浙江的产业集群有了一定的转型升级，但到目前，浙江的中小企业集群仍属于典型的马歇尔式集群，产业组织仍无明显改观。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在同一行业或产品链，行业进入门槛低，大量中小企业只能依靠相互竞争求生存，集群内部企业竞争过度、盈利水平偏低，浙江多数块状经济产品销售利润率只有5%左右，浙江制造业的增加值比率也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特点使知识产权保护难以落实，“枪打出头鸟”效应仍使得众多企业热衷于模仿而不愿创新，尤其是大企业起不到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根据浙江科技厅的相关统计，浙江省所有大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的20%左右，而韩国前五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韩国企业研发总投入的84%。这制约了浙江工业研发的发展，不利于浙江工业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低，当中西部同样的产业崛起，浙江的相同产业集群往往难以竞争，就会出现产业集群衰落或整体迁移现象。

二 浙江工业转型升级需要研究的课题

从人均GDP、产业结构等多项指标综合评估，浙江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末期。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模，浙江从产业结构看，应该已进入服务业为主体的阶段；从要素结构看，应该已经差不多走完重化工业阶段而步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但事实上，浙江的第三产业比重刚刚超过第二产业，而工业几乎还停留在轻纺产业为主体的阶段。这与浙江的要素结构、市场环境、产业组织特点密切相关。长期形成的产业集群虽是浙江工业崛起的关键，但产业集群的黏着性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企业间过度竞争、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使企业陷入价格战，企业增加值率与利润率低下，无法支撑研发发展，绝大多数企业的产品营销依赖于传统的专业市场。

当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成本优势不再，低技术门槛的产业集群被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或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复制，专业市场的优势被电商平台取代，集群的优势便逐步丧失，群集中的大中型企业开始向区外转移。要不转移到中西部以利用当地较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不转移至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以利用大城市的人才、信息、品牌与市场资源。21世纪初以来，浙江尤其是民营企业集中地温、台州，不少民营大企业不断迁往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或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处于中心地位的大企业的迁移，整个产业集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即使有些大企业坚守不移，其结局大多也是跟着整个产业集群一起衰败。

另外，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受到资金与技术的限制，难以进行。即使是从集群中脱颖而出的大中型企业，也只能通过规模效益与品牌提升来维持扩张。浙江名为民资富硕地，但多年来大量民资却流向收益更高、风险更低、时间更短的虚拟经济领域。加之中国金融体制的影响，浙江民间资本借贷年利率长时期维持在15%以上，融资成本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与一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同时，随着市民环保意识上升，企业的环境保护成本也日益增加。再加上基础材料产业制度性或政策性垄断因素的存在，浙江产业要向资金密集型的基础材料工业突围，几乎成为天方夜谭。即便有一些企业挤进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受制于高端技术与人才缺乏，以及缺乏产业核心技术，只能是拼劳动力与政府补贴的打工经济。

可以说，这种“低不保、高难就”仍将是未来浙江工业发展的基本性难题。

从未来趋势看，随着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全国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工业增长速度明显转慢，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浙江工业转型升级更为迫切，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将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