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师、生、校异趣

进入民国，北大一直风潮不断。自蔡元培改革以来，往往是师生共同对抗外力，而且多以新旧冲突为公开号召。而蒋梦麟、胡适的此番改革，虽然仍以新旧冲突为旗号，至少看起来是挟国民政府之威，强势行政，因此不仅引起林损等人的抗拒，也没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

或许由于连番护校的同舟共济以及长期运动的疲惫，风波之前，北大国文系师生关系还算融洽。表征之一，1934年1月2日午后，该系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全体师生联欢大会。[31]冲突发生后，国文系学生一直要求校院系各级挽留林损。4月22日，记者访晤该系学生组织的系友会干事，“据谈：本系全体同学，对林、许、马三教授，坚决挽留；对缩减经费，决反对到底；至于对胡适之先生兼主任问题，亦希望胡先生能接受同学意见，发展本系。学校当局如不采纳同学意见时，或于日内再召集全系同学大会，商讨第二步办法”。[32]

4月23日上午9时，该系学生派系友会干事孙震奇、石蕴华、徐芳、李耀宗四人为代表，谒校长蒋梦麟，对该系发展及挽留马、林、许三教授，有所请求，并提交改革国文系的八项书面意见。（1）反对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2）请勿将国文系经费减削。（3）请勿变更该系现行分组组织法。（4）此后学生对增进系务向校方提出意见时，请校方予以接受。（5）对变更系主任人选无成见，亦不表示迎拒态度，但继任者须真能改善并发展该系，否则坚决反对。（6）请挽留林损教授。（7）请挽留许之衡教授。（8）请勿准现系主任马裕藻教授辞职。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上主张维系原状，至少人事变动方面与蒋梦麟等人的诉求背道而驰。

面对学生的请求，蒋梦麟逐件答复：国文系绝对不并入史学系；国文系经费减削，是因为本校经费亏欠5万余元，如不整顿，势将破产，故择重复而不需要之课程，酌予减少，决不阻碍国文系之发展；变更国文系组织与否，系新主任之职权，无法答复；学生有所建议，本人极为欢迎，如学生意见与教授冲突时，则采纳教授意见，因教授为当然指导者，其意见当较学生为真确；胡适下学期担任主任最适当，其决不因学生之迎拒而定就职与否；挽留林、许二教授问题不必谈论；马辞主任，因其任事二十余年，工作过劳，不妨略为休息，但教授职务，决不使告辞。

至于该系改革后的课程计划，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注重新旧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以及世界民众文学之介绍。（2）文学院一、二年级课程打通，注重三个目的。甲、凡文学院求知工具，均须特别提倡。乙、使文学院一二年级学生，均得到世界近代一般文化之熏陶，以便明了中外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相互关系。丙、使各系主科得有研究方法，择一重要问题研究，以便得有相当途径。[33]

关于此事，《世界日报》的报道更加详细，而与《北平晨报》所说间有不同，学生代表所提七点要求为：（1）本系全体学生，反对与历史系合并。（2）本系全体同学大会，认为谋全系之发展，非经费充足不为功，故反对缩减经费。（3）本系此次改革，同学毫无成见，不过应保存文学、语言文学、文籍校定等三组。（4）全体同学拟定课程意见书，务请学校当局采纳。（5）主任人选，同学概不表示意见，惟以能接受同学意见，共谋本系之发展者始可。（6）系主任马裕藻及林损、许之衡，皆系多年之老教授，务恳学校予以挽留。（7）马裕藻态度如何，请学校表明意见。

蒋梦麟答称：所谓合并文、史两系，学校根本无此拟议及办法；经费问题，自民国十九年至今，亏款共5万余元，每月1分利，则须500元。“若长此拖延，则非只国文系不能生存，即整个北大，亦将灭掉于社会。故此后拟每月储蓄五千元，其抽款办法，一由事务，一由教务。事务方面，所有冗员及一切开支节省；教务方面，凡课系重复者，与事实上不需要者，酌加减少，而减少范围，亦决不影响国文系之发展”；“国文系既然改革，所有课程，当由新主任重新规定，本人不能答复，且既曰改革，又何能表示成见”；“同学方面意见书，决竭力采纳，然教授亦同时建议于学校，或与同学建议相抵触者，则接受教授者，因教授之见解，当然较为真切”；“主任人选，前已商请文学院长胡适之先生暂代，彼允考虑后答复。假使彼不愿就职，当无所谓迎拒，如彼愿就斯任，则任何阻碍，均不计及也”；“林损、许之衡两先生，均有难言之苦衷，而为谋国文系之整饬，势不得不于下年度解聘，现在亦决不挽留”；“马裕藻先生，因彼在本校服务达二十余年，而且年事已高，目前亦不妨借此机会休息数月。但下年度无论如何，要请其担任教授职务，钟点不计”。

在随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蒋梦麟又进一步表示：改革文学院的目的，“即在消除以前‘系自为政’，各不相问之弊。盖处今日之世界，无论研究何项学问，首需有求智工具——中国文语、外国文语、世界历史。故余改革文学院计划，决首先授全院学生以此种工具（以前系自为政时则不然，例如国文系学生，对外国文语不注意等等），然后使之充分明了历来中外文学之沿革，及外国文学输入中国后之影响及趋变等等问题，最后乃为学生开辟一研究途径，使其将来专门研究某种学问时，有所遵循。刻胡先生允助余实行，则将来结果或能为国家养成不少人才。总之，此种改革，含义极大，扩而言之，可谓非单纯的北大问题。故欲谋达到其目的，其枝节问题，如马、林、许三先生事，虽不愿为，亦不得不为，盖此系一种国家公事，不能以私人友谊延误”。

蒋梦麟对学生的请求，看似耐心解答问题，实际上态度相当强硬，无异于宣称必须按照当局的既定方针办，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而他对记者的解释，看似冠冕堂皇，但前提是所主张的改革的确有利于国家及北大，而几位教授则是改革的阻力。这一前提的两方面都是假设，均不能坐实。以国家的名义，强势推行某种学术观念，不仅有违其历来所宣称的思想主张，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只有在中西新旧乾坤颠倒的大环境下，才显得义正词严。

当天学生代表又分别访晤马裕藻、林损、许之衡等人，许外出未遇，林损表示决不复职，同学如愿听讲，可来家中授课（林在北大授“秦汉文”“释典文学”二科）。马裕藻则出示了4月22日手书致全系同学函，内称：

本系此次变更教授及主任问题，乃数年来久悬未决之案，前因未至公布时期，故一时未能泄漏。今既正式宣示，则藻之去职，自属当然之举。昨日阅报，知诸君开会，有所议决，藻以一日长乎诸君，用特略抒鄙见，幸垂察焉：（一）本系每月经费，前学年约四千四百余元，本学年已减去四百余元，此后似乎不宜再减（本校为国人自创大学之较久者，国文学系之特别发展，亦属当然）。若能稍增，尤所望也。藻对学校当局，亦当以个人资格，恳切陈述。（一）本系组织，虽不敢谓绝对合理，然在最近时期，似尚未发见如何悖谬之点，此后若能更向合理之途改进，亦为夙所期望，诸君缜密思维，毋多固执，幸甚！幸甚！（一）本系经费及组织二者，若能规定，则人的问题，即可不必讨论。就情感言，一时不无惆怅之意，然因此而有损学业，则关系甚大，想诸君初衷，决不谓然也。此外尚有一端，亦为诸君所应注意者，即文学院各系，亟应沟通是也。关于史学、外国文学两系，与国文系，如何沟通之办法，曾与陈受颐先生商谈，惜未得具体的结论，此后若能将此事实现，则本系宽裕之款，尤可使本系更得有所发展，岂不甚善。书不尽言，敬希诸君努力自爱。[34]

尽管马裕藻内心很不以校方的做法为然，仍然从大局出发，维护北大的声誉，顾及同学们的前程，反过来劝学生以学业为重，以北大为重。相比之下，蒋梦麟非如此不可的态度，虽然自认为正确，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又有前此国文系“系自为政”的前科，仍然显得有些强横霸道。主张自由者得势不饶人，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弊端，尤其是往往是否得理尚在未定之数。文化守成者指新文化派专制，由此可见一斑。

24日，林损再度致函胡适，“全函虽然不过百字，而措辞异常激愤，似近谩骂，且其函末曾有‘盍张尔弓，遗我一矢’之句，满带与胡氏挑战之意味。记者睹此函后，即驱车往访胡氏，比承胡氏接见，记者即询以对于此函之态度，及对于国文系各项问题之意见，据胡氏答称：‘余并未收到林先生第二次之来信，此次国文系解聘教授事，事极平常，诚不得谓之风波。至关于合并国文系、史学系为文史系之说，恐系上次茶会中我所说的将文学院改为文史学院之误传，此不过在茶会中拿来当一种笑话去说，况教育部大学组织法中，亦无文史学院之规定，当然不能成为事实，且此事蒋校长亦加否认，想外间不致更加怀疑。下学期文学院教授无大更动，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已由蒋校长兼代，本人拟于下周起，赴校办公。对国文系主任职，就否未定。国文系将来宜多聘中西文学兼通之教授。’语至此，记者即问：‘闻梁实秋先生将来北大任教，确否？’胡答：‘不确，即欲聘梁先生，恐梁先生亦不能来。’”[35]

胡适对梁实秋评价不高，但是校长也不敢随意回答的人事安排，胡适却直言不讳，若是未定就否，难免僭越之嫌，否则恐怕早已决定，只是对外尚需推辞做作一番。所谓多聘中西文学兼通的教授，也表明其聘请方针，而这正是解聘林损等人以及改革系务的主要理由。至于兼通中西文学，与学贯中西一样，都是唬人的大帽子，认真追究，西方文学不过是东方人心中的想象，西方人并不知有此物的存在。即便将欧美概称西方，大概也无人敢于自称通西方文学，正如国人很少敢自称通中国文学一样。更何况什么是中国文学，也还意见分歧。一边都不通，如何兼通？实在有自欺欺人之嫌。胡适所说其实不过是当年治中国哲学史用西洋间架填充中国材料的翻版，兼通就是要将固有材料放进西方文学的框框里去。

24日下午4时，北大国文系系友会召开第二次干事会，交际股首先报告与当局交涉及挽留林损等人经过，并加以检讨，未得圆满解决又无法进行者，提交第二次大会讨论，并通过议案：（1）意见书本星期末征集后应尽早整理就绪，备交第二次大会通过。（2）交际股应至马、林、许三先生处正式慰问。（3）闻王〔刘〕文典先生有意调停更动主任事，交际股应速往正式请其出面调停。（4）再向学校当局挽留马、林、许三先生。（5）决定课程意见书原则，应采兼容并顾主义。会后交际股某干事称：本股代表明晨再谒校长，挽留三教授。当晚系友会又公函全体同学，征集课程改善计划书。[36]

由于国文系学生认为解聘三位教授有碍该系的发展，25日上午9时，系友会干事会再派代表孙震奇等四人谒见蒋梦麟，再度挽留林损、马裕藻、许之衡三教授。蒋表示：“此次马、许、林三君之变动，本非余所愿为，但为发展北大国文系计，为同学学业计，不得已而出此。诸同学之挽留，为师生感情上必有之表示，故不认为意外。关于林、许二先生之辞职决无办法，至于马（裕藻）主任，学校下年度仍请其担任教授，同学与学校之意见，现渐趋吻合，相信此问题不久即可解决。同学之国文系课程改善计划书，本人当于学校经费及课程标准及不阻碍国文系发展原则之下，决竭力采纳。”[37]《世界日报》26日的报道称：蒋梦麟对于学生取消解聘的意见表示“此事决难办到，且不愿再谈。在此项办法未决定前，渠本人亦踌躇再四，不欲执行，但最后因谋发展国文系起见，只得忍痛为之”。[38]代表们无奈，遂退出。

当日下午3时，代表分赴三教授私宅，代表全系同学，备致慰问之意。马裕藻等均表示回校事可不必谈，林损且劝全系同学，安心读书，对国文系此次事变，幸勿使其扩大，致误学业。此时据说胡适经蒋梦麟坚请兼任国文系主任，再三考虑，已有允意。而马裕藻的系主任任期到该学期末终了，不再续任。系友会代表下午5时又访晤刘文典，探询对调解系主任问题之方式，得到的回答是，前曾以私人资格分访蒋、马，均未获见。拟最近再度分访两人，方式为请马继续担任教授。[39]

4月27日，马裕藻携辞职书亲赴毛家湾蒋梦麟寓所面呈，请从下学年起辞去教授一职。“当由蒋恳切慰留，谈至数小时之久，马仍未允。”次日上午，“蒋亲至马宅，并携亲笔慰留函，劝打消辞意，态度十分恳切。相谈约两小时，闻马经蒋再三挽留后，可望打消辞意”。该报还披露了两人的往返函件，马函谓：“孟麟校长：藻在本校服务，垂二十年，毫无他技足称，诵秦誓之词，益足令人惶愧。请于下学年起，辞去教授一职，敬希俯允。”蒋函谓：“幼渔先生大鉴：昨奉手教，并承屈驾，以拟下学年起，辞教授职为言，当即恳切面留，未蒙即允为憾。适之先生闻之，谓万不可听先生远引。特再奉恳，并踵府面请打消辞意，务乞惠然允诺，无任感祷。先生服务本校，垂二十年，为校为学，成绩卓著，岂忍一旦舍去耶？专此即请教安。”[40]据此，胡适显然担心马去物议太甚，不敢贸然采纳傅斯年趁机一鼓作气扫除祸根的建言。由此可见，在人的去留问题上，胡适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

5月1日，国文系系友会举行干事会，讨论目前亟应解决的各项问题，决定的事项之一，是由交际股派人探询马裕藻和胡适的最近态度。[41]5月2日，系友会干事孙震奇等四人因为三教授辞聘问题迄未解决，分谒马裕藻和胡适，探询意见，结果极佳，决定于8日召开国文系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挽留三教授及审查该系干事会草拟的改善国文系课程发展意见书。马裕藻在寓所会见来访者，回答对下年度教授职是否允就以及对国文系改组各事的意见，表示六点：（1）学校改善国文系，系学校行政，本人无反对必要，况个人主持国文系时，本未使之臻于尽善尽美。但将国文系根本推翻，则不敢赞同。（2）不主张缩减国文系经费。（3）林损为人耿直，言谈间难免直率，学校正宜竭力采纳其意见，从事发展国文系。今竟因其言谈直率，影响解聘，个人认学校为不智。（4）国文系可与文学院其他各系相沟通，俾收研究上种种之便利。此外并就北大国文系所未办者，成立考古学系、东方文学系、语言文学系三系，以补文学院课程所不足。（5）下年度教职，须看学校对本人主张是否采纳为定，如不采纳，当不能就。（6）去职后，关于国文系主任人选，就北大国文系范围内言，胡适自兼尚属勉强，他人恐难胜任。

或者称，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后，厉行改革，马裕藻系主任的位置岌岌可危。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自己任上的基本工作，说明国文系改革面临的困难，对胡适不满意的地方进行解释。据看过信的人评论，那种语气，就是下级向上级提交的一份报告和答辩，透着愤懑和无奈。随后，他辞去系主任职务，带着“好好先生”的头衔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即便偶尔被提起，也往往是作为陪衬。甚至没什么人记得。就马裕藻的上述表态看，与所描述的相去甚远。

当天下午4时，四位代表又到文学院院长室见胡适，首先问道：若马裕藻去职，是否允就主任？胡适表示：“蒋校长过去曾对余谈，北大国文系向负声望，外间对国文系，亦有相当之认识，为更求发扬光大计，故有此次之改革。马主任如认此种改革困难，学校当另请新的主任主持云云。故本人对国文系主任就职与否，须俟将来事实需要而定。”代表又问如将来就主任，国文系如何改革，俾便发展。胡谓：“就本人之意见，改革将分三项原则：（一）注重学生技术。吾人以为学生研究学术，如国文系之文籍、校订、语言、文字等学科，无论任何一种，均应注意学术上之研究，始有充分之进展。（二）历史之系统。现在国文系定有唐宋诗、六朝文等课程，吾人不应仅就一二人加以研究，尤应研究其历史之变迁。（三）增加比较参考材料。研究学术，须与他科为比较之研究，如研究外国文者，须与中国文互相比较参考，始能获得新的结果。”[42]

《世界日报》的报道，马裕藻的答复与《北平晨报》几乎一样，而胡适的谈话则差别不小。胡适说：

蒋校长现在对文学院，甚表示失望，他希望我来改革文学院，文学院之改革，第一便是教授问题，解聘旧教授容易，但添聘新教授很难。前因敝人有病，且北平不安，所以文学院既没有从事改革，现在想从事改革文学院，且蒋校长允于遇着困难时给帮忙，所以我仍允就院长一年，以便从事改革。至于国文系主任一职，愿于必要时（即发生困难时）担任一年。关于林、许二教授之解聘，预先予以解释，原系好意，不料反被误会。功课计划书，少数人之意见，亦当注意到。关于国文系将来之改革，第一，须注重技术之获得，即由学校请人帮助同学研究，而使同学获得一种治学方法。第二，关于历史方面，应有系统，添设总史、分史等科，课程须名符其实。第三，多得比较参考之材料，如文法须知比较文法，语音学须知比较语音学等。注重门径，此种课程须加多，但此课须聘新人来教授。第四，多添研究科，因研究科之课程，往往非讲堂内所能讲。第五，为降低课程标准，提高训练。[43]

关于此次风波，胡适日记刚好失载，直到5月2日，才记到相关事情：“第一天到北大文学院复任院长。国文系的学生代表四人来看我，我告诉他们：（1）如果我认为必要，我愿意兼做国文系主任。（2）我改革国文系的原则是：‘降低课程，提高训练。’方法有三：①加重‘技术’的训练。②整理‘历史’的工课。③加添‘比较’的工课。”[44]与《北平晨报》的报道比较，各有异同。

是年北大文学院旧教员不续聘者除林损外，还有梁宗岱、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以及一位外籍教师。[45]按照蒋梦麟等人的约定，解聘教授一事，胡适或许的确并非主动，可是要说毫不知情，也有违事实。看到林损的来信，胡适于4月16日即复函道：“今天读手书，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46]

可是在林损乃至马裕藻看来，胡适的作为就没有那么襟怀坦白。据马叙伦记：“盖攻渎有节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势。……其在讲堂，有刘四骂座之癖，时时薄胡适之，卒为适之所排而去。”[47]从傅斯年的态度看，他对林损并不十分在意，而蒋梦麟必欲解聘林损，应是受胡适的影响。虽然林损骂人甚多，被骂最多的还是胡适。马裕藻认为林损被校方解聘是因为言谈直率，其直率的锋芒所向，各方均心知肚明，主要就是胡适。由蒋梦麟出面做恶人不假，至于向谁做恶人，事先不可能不与胡适协商。若是如此，胡适仍然难免公报私仇之嫌，至少也是真心实意地假正义之名报了一箭之仇。

4月22日《京报》报道：“北京大学将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二人自下学期起解聘，并聘请文学院长胡适兼任国文系主任，胡已允就。该系主任马裕藻因此遂提出辞职。学生会议决，组织系友会，并推派代表，携课程计划书，谒见该系当局，贡献改进该系课程意见，对新旧主任交替事，亦将有所表示。惟据蒋梦麟昨日语记者，马裕藻主任辞职，校方尚未接到马氏辞职书。”蒋梦麟还声称：“解除国文系两教授聘约，系自下学年起，本学期内并不更动，故除林损先生未到校上课外，许之衡先生仍每日照常上课。学校下学年起，各系课程均拟从新计划。各系经费，在月入七万五千元之款额下，将加紧缩。国文系裁并科目与解聘教授，乃总计划及经费紧缩政策之一端。关于国文系及其他一切学校行政，校方均有妥当计划，例如国文系课程计划书，自在筹拟之列。该系学生如有意见，固可陈述，以供参考。但学校自亦有妥当计划。至国文系主任，此亦涉及学校行政范围，学校自有权衡为之。设有人竟反对胡适兼国文系主任，余绝对不答应。胡适‘学贯中西，国家之宝’，胡兼国文系主任乃北大之光荣，求之不得，岂可反对。”[48]此言大有替天行道、顺者昌逆者亡的意味。

改革国文系之事，很可能是傅斯年鼓动蒋梦麟及胡适所为。蒋梦麟历次回答学生和报馆的询问，关于解聘教授的态度如此决绝，也依稀可见傅斯年的影子。没有傅的督催，蒋梦麟或许不忍下此狠手。而傅斯年的想法，与胡适相当吻合。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仅仅针对林损，而是包括林损在内的一切进步的障碍，其中自然也有马裕藻，甚至首当其冲的就是马裕藻。

马裕藻与胡适的矛盾由来已久。本来双方都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同道中人，胡适的整理国故、文字改革等，也得到包括马裕藻在内的章门弟子的支持。双方合作既多，日常交往也不可免。回国初期号称不应酬的胡适，后来常常是章门弟子名目繁多的饭局宴会的座上客。不过，在学术理念上，马裕藻不像钱玄同那样一味趋新，也不如黄侃那般主要仍旧。久而久之，双方的不和谐就暴露出来。1925年8月28日，“北大开评教联席会议，脱离案仍未报行。闻幼渔对于适之几致冲突”。[49]虽然此后两人仍然能够共同参与必要的应酬，没有完全翻脸，彼此内心的不以为然却逐渐积成怨愤。

蒋梦麟改革国文系、辞退林损等人的教职和取代马裕藻的主任位置，应当事先都与胡适商定，却并未征求国文系教授会以及系主任马裕藻的意见。按照新的组织规则，聘请教授固然是校长、院长的分内之事，但是不等于完全无须必要的程序，可以私相授受。此事不仅令林损觉得有辱斯文，马裕藻也感到相当难堪。所以，风波乍起，马裕藻就明确站在林损等人一边，指责蒋、胡处事不公。他被迫辞去系主任之职，倒未必是要与林损共同进退，而是像林损一样，避免被赶下台的屈辱，给自己留一点学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