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初涉政界的顿挫

学界一般认为，张其昀踏入政界，是在1949年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以后。[30]实则1930年代初，张其昀已被提名特许入党，不久又加入蒋介石的智囊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此后以学者身份服务最高当局，其中的曲折变故多为研究者所忽视。

张其昀在编撰地理教科书时，关心时局，经常撰写与之相关的文章。1927年5月，张其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之国都问题》一文，讨论了北京必须迁都的历史原因与地理因素，在将南京与北京和武汉进行比较之后，提出定都南京的重要性：“南京为最富于历史兴味之都会，李白诗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文天祥诗云：‘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仰高山而怀先烈，过城垣而思故国，无形中之流风余韵，足以使人低徊流连，激发其志气者，尤有无穷之价值，与超绝之地位焉。”[31]11月，他又发表《论江苏之新省会》一文，提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镇江实为建设江苏新省会之唯一地点”。张其昀从镇江的地理位置、与大运河之关系、文化要素等方面阐述意见，并对新镇江的开辟与建设颇多建议。[32]这些与时局相关的讨论开始受到执政当局的注意。1930年12月9日，余井塘、陈立夫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上递交提案，案由“为提请准张其昀特许入党并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径为正式党员”，具体内容为：“查中央大学张其昀前为所著论文如中国之国都问题等十五篇阐扬党义、擘划建设均能深中肯綮，业由中央宣传部呈奉党务委员批，应介绍其入党并给予函奖等语在案，除函奖一节由中央选出不办理外，敬依照特许入党办法第一条之规定，提请钧会准予特许入党并免除预备党员程序，俾径为正式党员以资鼓励。”[33]这既是张其昀所言“知识即权力所寄”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以学者身份首次引起政治高层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的钱昌照向蒋介石提出创办国防设计机构的构想，既能达到富国强兵与抵御外侮的作用，还可以“延揽目前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到政府里来”，“扩大统治基础，巩固统治秩序”。[34]此时蒋介石刚刚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再次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权。他开始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遂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有意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目的在于“以此名义延揽一批党外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35]

钱昌照拟定了一份四五十人的名单呈蒋介石，其中属教育文化方面的人士有胡适、杨振声、傅斯年、张其昀等。据钱昌照回忆：“一九三二年春、夏、秋三季在南京、牯岭、武汉由我介绍和蒋介石见面，或者为他讲学的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灏、顾振、范锐、吴蕴初、陈伯庄、万国鼎等二三十人。”[36]这或许就是张其昀与蒋介石的首次会晤，但在《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等史料中未见记载，或正说明彼时张其昀尚未引起蒋介石的直接关注。

是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该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所属非公开机构，对外称南京三元巷二号。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亲任，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为副秘书长[37]，设委员四五十人，另设专门委员200人，均为当时各方面的技术专家。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分军事、国际关系、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8个方面。教育文化方面主要包括“编制国语、公民、历史、地理中小学教科书，同时研究世界各国训练青年的方式方法”。[38]11月28日，钱昌照电告蒋介石：“教科书编制事，杨振声担任国文、张其昀担任地理，及教厅人选正与翁文灏推敲中。”[39]除编纂教科书之外，国防设计委员会还负有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工作，诸如“调查研究日本和德国的军事情况”，“注意日本的外交，同时研究东北、西北、西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因此对外保密，“会址设在南京三元巷二号，不悬招牌，信封只印‘三元巷二号’”。[40]虽然张其昀对自己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这段经历沉默缄口，鲜有提及，与他一起工作的任美锷对此却有所论及。“1934年，我在前中央大学毕业后，经晓师推荐，进入前资源委员会为练习员，协助晓师工作。前资源委员会由著名地质、地形学家翁文灏任秘书长，负责该会工作。晓师应翁氏邀请，到资源委员会任职，仍兼前中大地理系教授，但除讲课外，其余时间均到资源委员会工作。当时，该会办公房较紧，我与晓师及另一位中大毕业同学李玉林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朝夕相处。”[41]

国防设计委员会还进行了专门人才和西北地区两项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后者，设计委员会组织了西北调查团，分水利测量、地质矿产、垦牧及民族、农作物及移垦、人文地理5队，赴陕西、甘肃、西宁等地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考察，收集了这些地区的大量经济、政治资料，拟制了开发西北地区的计划。[42]张其昀参加了人文地理分队的调查团，他自述：“余西北旅行历时几及一年，于二十三年九月十日离京，二十四年八月六日返京。同行者为中央大学毕业生林文英、李玉林、任美锷三君。尝北登阴山，南越秦岭，西至敦煌阳关。”[43]旅行结束后，张其昀将这段经历写成《西北旅行记》连载于《国风》月刊第8卷第1—8期。

这次出行虽属不公开的秘密调查活动，但仍受到各地政府的保护。考察期间，甘陕两省政府部门均训令各属县对于此次调查予以关照。1934年12月31日，陕西省政府接甘肃省政府函后即训令汉中区各县县长：“兹有国防设计委员会遣派调查人文地理专员张其昀率领调查员林文英、李玉林、任美锷等，日前赴夏河一带考察事毕，于本月五日返兰，现拟前往陇南各县，转赴陕西汉中所属各地，从事考察，各该县人文地理等事，深恐沿途不靖或各县未奉明文，不予便利之处，用特函请贵署令饬沿途军政机关，俟该员等到境，妥为保护。”[44]这一训令属于省政府间的不公开文书，且便于张其昀一行开展调研，尚在被允许范围内。但随后张其昀一行的活动被新闻报纸披露，演变为传播到大众的公开活动，遂不为执政当局所容忍。1935年1月24日，张其昀抵达陕西汉中南郑县，以“国防设计委员”的身份在南郑发表讲演，题为《在南郑讲复兴汉中》。张其昀谈到汉中的发展应重视开展经济活动，并建立便捷的交通网络。[45]讲演事宜不久即见诸报端，引起行政院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关注，并上报蒋介石，张其昀因此受到影响。

2月8日，何应钦致函蒋介石：“国防设计委会本为筹商贡献国防计划而设，举凡会内情形及委员行动等等，理宜保守秘密，以免为外人所注意，惟查各地报纸时见关于该会消息，委员行动谈话间或亦有喜自宣布者，在我尚未有具体办法，外人已不胜其惊讶，影响所及殊非浅鲜。职意该会委员多系文人学者而研究之问题又多系关系经济方面问题，为避免邻邦及外人注意起见，可否将该会名称酌予更变，将国防字样免去，另易以其他名称或照中央军事机关制度改革方案改组。”[46]同时附呈国防设计委员张其昀在南郑讲演新闻一则。

蒋介石在得到报告后，立即致电翁文灏、钱昌照。电文中除了重申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保密性质外，还做出指示：“近来华北日报南郑通讯记载国防设计专门委员张其昀于一月二十四日以本会委员资格，公开讲演，迹近招摇，殊失检点，应予申戒并知照各委员嗣后不得以会内情形或委员资格，擅自对外宣传夸张为要。”[47]同时，蒋介石回复何应钦：“国防委员会名称已改，张其昀演讲招摇已电军秘书长转知申斥，并令嗣后各委员不得在外宣传、夸张。”[48]3月24日，翁文灏、钱昌照复电蒋介石：“张其昀君以本会专员资格公开演讲，甚失检点，自责即予申戒，同时将再知照各委员各专员等，以后不得以会内情形对外宣传，恳勿念查”。同时两人再次强调“本会性质秘密，职等惟恐报端或有披露，曾两次通知南北各报馆不得登载本会消息，并行文各新闻检查所对此项消息禁止各报登载，而本会每次派委员专员等出外工作时，职等总是再三叮嘱，严守秘密，但仍有失检之虑。以后自当更加注意也”。[49]

4月，国民政府军事机构进行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由蒋介石兼任，正副秘书长仍由翁文灏和钱昌照担任。根据组织条例，资源委员会原有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三个部门即告结束，人员并入相应的主管部门。自此，资源委员会的调查研究逐步过渡到重工业建设阶段。[50]张其昀也逐渐淡出这一机构，将事业重心置于学界。设计委员会的更名，应该说与张其昀有直接关系，但在他此后的文字中，对于自己早年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服务的这段经历，鲜有提及，对于西北旅行的这段经历也只谈到“达一年之久，以兰州为中心，循河西走廊至敦煌，南越秦岭山脉至汉中，北上蒙古高原至绥远北部百灵庙，又曾到青海大湖边上及甘肃西南隅拉卜楞喇嘛寺，尤以乘皮筏看惊心动魄的黄河峡谷，印象深刻难忘”。[51]可以想见，对于初涉政界的张其昀而言，这件事带给他的震动和影响，令其不得不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就在此时，竺可桢决定接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向张其昀发出邀请，就此开启了张其昀的浙大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