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经济学家的长成

几乎所有的学术史研究都昭示，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社会环境、政治变动、生活际遇乃至个人性格都影响着一个学者的成长。方显廷的经济学家之路也不例外。

家庭、早年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是方显廷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时代、地域、家庭乃至性格，都是个人无法选择并深受影响的。方显廷1903年生于浙江宁波，当时中国正处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世界共同体中的地位处在最低点的年代”。[4]但灾难也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变动，清廷开始迟来的“新政”，辛亥革命发生，中华民国成立。这一痛苦与希望并存的历史背景，为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了一个思考和改革社会的空间。宁波人以善于经商而著称，近代上海等地涌现出的宁波籍企业家、银行家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但宁波不仅出商人，也孕育出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宁波人的闯荡精神，对方显廷在国内外游学和工作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方显廷又不乏学者所具备的静默的个性。在父母8个儿女中，他最为年幼，是“一个孤独的男孩……总是独自一人呆在家里”。[5]当然，青少年时期的方显廷并未脱离一般宁波商业家庭的特征。方家在宁波开了一家珠宝店，但由于火灾和父亲去世等变故，生意冷淡，家道日衰。在方显廷读完私塾、小学和一所职业学校后，不得不到自家的珠宝店做学徒。

在珠宝店做了一年，1917年14岁的方显廷离开宁波，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学徒。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纱厂是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穆氏特别注重对青年才俊的培养。他对方显廷努力工作、刻苦学习的精神颇为欣赏，送方显廷到上海郊区学习种植美国棉花的技术。在方显廷后来的经济研究中，棉纺织业占有重要地位，应渊源于此。更为幸运的是，穆藕初1920年春全费资助方显廷到上海南洋公学附属中学学习。一年之后，又资助他赴美留学。[6]

留学美国，是方显廷人生的第二个重要转折，也是他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阶段。

1921—1928年，方显廷先后完成了威斯康星大学预科、纽约大学学士、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主修专业均为经济学。这一选择，既与当时的实用风气有关[7]，也与他曾经从商和做工的经历有关。这一留学经历，奠定了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方显廷1924年夏遇到了对他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个人——何廉。当时何廉正在耶鲁大学撰写博士论文，他不仅帮助方显廷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和一项助学贷款，还帮他选择了研究生课程。由此，何廉成了方显廷终生的益友。[8]在耶鲁，方显廷受经济史学家德埃（Clive Day）教授的指导，研究经济史。然而，在美国求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穆藕初经营纱厂不利，被迫中断了对方显廷的资助。方显廷不得不到百货公司、汽车公司、图书馆等处打工。不过，这些经历不仅可获得收入，更对他以后的经济学研究发挥了作用，“这是同时代其他中国经济学家所不可比拟的”。[9]

离美归国，在私立南开大学任教和做研究，是方显廷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学术成就最重要的阶段。

1928年12月，方显廷回到上海，被国民政府实业部任命为国家经济访问局局长。他还兼职公司顾问和家庭英语教师，月薪达到600元。已经是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为了吸引人才，亲自到上海，劝说方显廷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但南开教授月薪只有200元，仅为方显廷现有收入的1/3。然而，方显廷没有任何犹豫，毅然放弃局长之职和丰厚的待遇，于1929年2月北上天津，开始了自己钟爱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之路。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我做出了我毕生事业的抉择，愿为教育工作尽我之所学，而不是在政府和商业圈子里消磨今生……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来了解我的国家，以便我能最后证明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价值。”“在南开的岁月，是为事业奋斗的岁月。那是忙碌而又令人激动的岁月……是我事业得到满足的源泉。那些年是我毕生事业最出成绩的岁月。”[10]

方显廷所言非虚。就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而言，私立南开大学的确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经济学科开设较早，备受重视。1919年南开大学开办后，相继建立了商学院、经济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并于1930年合并为经济学院。1931年，成立经济研究所，此为中国第一家进行经济研究和培育人才的学术机构，何廉为所长，方显廷为研究主任。1936年7月何廉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后，方显廷担任研究所执行所长。二是南开大学为私立性质，财政相对独立。尽管工资不高，但能如数照发。尤其是经济学科，获得洛克菲勒基金、太平洋关系协会的拨款支持，有利于人才挽留和开展学术研究。1929年夏，薪资优厚的清华大学挖走南开多位教授，但何廉、方显廷始终没有动摇，与此不无关系。三是经济学科队伍日益强大，学术平台广阔。除了何廉、方显廷之外，其他著名学者还有陈序经、李卓敏、吴大业、林同济、张纯明、袁贤能、李庆麐、符致逵、吴知、丁佶、李锐、冯华德、巫宝三、陈振汉、杨叔进、叶谦吉、宋则行、傅筑夫等。他们大多留学英美名校，学养深厚。经济研究所藏书之丰富，也居全国之冠。截至1936年底，南开经济研究所共有中外文图书2.04余万册、杂志600余种[11]，其中何廉、方显廷从美国带回的图书就有七八千册。四是南开的“知中国”与“服务中国”的“土货化”理念，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面临着外国理论如何适应中国实际的难题。南开校长张伯苓认为，“吾人可以断定，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以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所谓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为此，他要求南开的经济学研究，“中心目标即在完成一本国化之经济学”。[12]何廉、方显廷也指出，“西方经济学者们试图致力于把西方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观念应用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四分五裂的经济网络中……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最主要的事是中国的经济学教师应当能够并且胜任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掌握住与他们的教学有关的中国材料”。[13]“土货化”、“中国化”成为南开经济学派的标志和灵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注重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土货化”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何廉与方显廷为核心的南开经济学团队，开始了中国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影响较大的有：编纂华北商品批发物价指数和天津生活费用指数；以天津地区为中心，考察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包括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制鞋、水泥、钢铁等行业；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考察，如农村合作组织、棉花运销、冀鲁两省向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高阳与宝坻等县的乡村手工业、定县与静海等县的乡村财政等。在此期间，方显廷还参与南开经济研究所中英文期刊的编辑，兼任英文刊主编；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经济史、经济地理、土地制度、乡村合作、工业与劳动力问题等课程。[14]在个人研究领域，截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出版中文著作12部、外文著作13部；发表中文文章37篇、外文文章12篇，内容涉及城市工业、乡村手工业、农村经济、经济史等方面，达到研究的顶峰。[15]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显廷参与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联合的筹备，并在南京、汉口带领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的工作。1938年初，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方显廷被任命为法商学院院长。但方显廷没有就任，因为他已被南开派往贵阳定番县，任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秘书长。1939年夏，方显廷结束定番县的工作，回到主体设在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继续执教和研究。1941年8月至1943年12月，前往美国访学。回国后，任中央设计局调查研究室主任，编辑战后五年经济计划。方显廷曾说，他的研究工作在抗战期间基本中断，但实际上仍出版了中文著作8部、外文著作4部；发表中文文章23篇、外文文章2篇。但限于战时环境，他改变了以前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模式，更多地转为研究战时和战后的经济对策、宏观经济问题。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南开大学和南开经济研究所短时间内无法恢复，何廉在上海成立私立中国经济研究所，作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上海分所，方显廷任该所的执行所长。从此，他未再回南开工作。期间，方显廷的学术研究减少，但仍出版著作1部，发表文章31篇，多为经济对策和宏观经济问题。1948年1月，方显延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室主任，该委员会的总部临时设在上海。同年12月，该委员会总部迁至泰国曼谷，方显廷也随之到那里工作，直到1964年退休。之后，方显廷曾兼任台北东吴大学经济系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等职。尽管已远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但他一直将后来的工作视为南开教学和研究的延续，南开是他一辈子的情结。[16]

上述方显廷从学徒到留洋博士再到成为经济学家的历程，在同时代著名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更令人敬佩的是，方显廷以其惊人的勤奋和执着，成为南开乃至全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其涉猎领域不仅有经济形态、经济体制等宏观问题，还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金融等具体方面，而且相互之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