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经济发展的缘起与英国文明转型的内涵

关于现代经济发展，除了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东亚的追赶奇迹外，最为典型的原发性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发生在欧美的现代经济革命，而早期的现代经济革命又是以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为源头与标志的，因此本书对现代经济发展及现代文明转型的分析将主要集中在英国[29]产业革命这个人类发展史上的英国之谜上。虽然近年来对发生在英国的产业革命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但在英语世界里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它一开始被人们广泛认可时，[30]就包含着两个基本含义（Teich and Porter，1996）：一是表现为机器大规模使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二是用竞争性市场规则替代管制性的中世纪规则来调节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而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变化正是本研究所要讨论的现代经济革命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市场化与工业化转型的全部过程。

很显然，本研究所要关注的现代文明转型与现代经济发展既不仅仅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主流经济学与经济模型所关注的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也不仅仅是新制度学派影响下的学者所关注的市场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商业繁荣的持续，而是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建立了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1600～1700年间的荷兰共和国未能入选成功的现代经济发展与转型成功的行列；而且很快实现了工业化的1930～1980年间的苏联经济也不可能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同样，在这个最早被接受的产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概念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经济增长的数量与速度指标，因此近年来以“狂热的现代增长理论”（Deane，1996）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的主流学者或在主流环境里培养出来的经济史学家对产业革命的怀疑就只能是后人张冠李戴式的误解与误读。

这些当代的学者忽视了产业革命一词的经济发展含义与社会转型意义，忘记了以速度为指标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仅仅是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事实的事后总结，而现代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是一个早期的表现为产业革命的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的历史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真正的革命性变化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目标的变化，即从个体生存目标追求、群体生存目标追求到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个人发展目标追求的变化，这是一个市场化转型的结果。然而，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个人发展的追求又是以个人生存的绝对保障为基础与前提的，换句话说，个人主义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以跨越马尔萨斯生存陷阱的公共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而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惊险一跳，正是从以重商主义为先驱的市场经济向以自然资源利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转型。而转型的实现则是重商主义在全球开拓的市场急剧扩张对英格兰本地制造业产生的巨大拉力造成的，当然，重商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成功却是资本主义公共财政机制不断决策的结果，是皇家海军与国际贸易商人在英国的宪政议会上相互勾结、相互支持的结果。

其实，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1958）早就指出了现代经济革命的发展意义，只是一直未能被自负的，热衷于技术、资本与增长速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关注而已。著名经济史学家哈雷（Harley，2003）也指出，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核心内容之一的产业革命更主要的是一场制度，特别是宪政制度的变革，而不只是生产与经济的增长。经济史学家迪纳在其研究中（Deane，1996）已经再次引用产业革命史学者艾什顿（Ashton）的话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产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工业革命或经济革命，而且是一场社会与思想方式的革命，甚至是一场人类经济活动目标的革命性变化，即由种群部落的生存到个人家庭的生存、再到个人享受与发展的变化。[32]因此，所谓的欧洲人文、人本主义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对以前不关注人本身的传统思想体系的反叛，而是在一定的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由以前关注种群的集体生存追求向近代关注单个的人的个体生存追求的思想体系转变，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由个人生存向个人发展的飞跃。[33]正是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为之提供了制度保证、工业经济体系为之提供了能力保证，[34]个人主义的人文思想才得以在超越了马尔萨斯种群生存陷阱的、有了物质保证的欧美流行开来（Clark，2007）。

相反，不知产业革命的核心是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目标体系的转变、生产体系的转型与保障制度的变迁的新古典经济史学家却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现实悖论：一方面用工业产值的增长率来考察产业革命的革命性，特别是在与今天落后的亚非各国的增长数量指标比较的基础上这样做时，将会得出英国当年并没有爆发产业革命的结论；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无法否认这些高速增长的亚非各国仍在贫困的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当年的英国却将整个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个人发展的现代文明轨道。

因此，我们认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讨论仅局限于产值的增长、技术的改进与资本的积累是注定不可能破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英国之谜的。现代经济发展是决定经济绩效差异的方法体系（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与制度结构变迁（从宗教、封建与专制帝国到宪政财政机制）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经济活动带来的，而是追求生存目标的传统经济活动过渡到追求生存目标的重商主义经济活动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当然，目标的转换既是方法体系的变迁结果，也是制度体系变迁的结果，而制度的变迁不仅包括市场制度的发展，而且包括财政制度的演变。总之，现代经济发展不仅体现为私人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而且体现为公共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还体现为以效率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目标的提升与经济运转体系的转型。这才是以产业革命为表象特征的英国之谜与现代文明转型的真正内涵。

确实，人类文明演变历史中的经济内涵其实体现为两个领域四个方面的效率提高：一个是私人经济领域中的制度变迁与技术改进带来的效率提高；一个是公共经济领域中的制度变迁与技术改进带来的效率提高。而这两个领域四个方面的进步在起步阶段又都依赖于人类所生存其间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重商主义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私人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经济制度及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公共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的研究还远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特别是不仅财政活动的特殊规律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而且公共经济活动与私人经济活动的分工本身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从而使包含着财政制度变迁在内的现代经济革命一直未能在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正如布坎南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对经济发展的解释仅靠一个领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为“不论是市场还是政治体制，都比不上他们在观念上理想化了的模式所具有的功能。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但它是一个经常为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所忽视的真理”（布坎南，1989：383）。因此认识到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只能分别在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范围内提高效率、谁也不可能单独对现代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基于此，本书试图将财政制度的变迁补充到新制度经济学中，以便从财政制度变迁的角度对那些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不能解释的现象用公共经济效率的分析工具做出经济学解释。

为了能对文明演化过程中的经济含义做出全面的考察，本书首先根据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手段与能量来源的不同，把人类进入文明以后迄今为止的所有私人经济活动分为四个不同的经济体系。[35]它们分别是，长期的以自己的生存消费为目的、以人手为工具、以动植物为能源进行生产的重农主义集体生存经济体系；以自己的生存消费为目的、以市场交易为手段、以风力为能源、以水运为主要方式的重商主义集体生存经济体系；以自己的生存消费为目的、以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易为手段、以机器为工具、以矿物为能源进行生产与运输的个体生存工业经济体系；以自己的享受消费为目的、以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易为手段、以自动化生产线为工具、以矿物为能源进行生产与运输的个体享乐工业经济体系。然后再根据私人经济体系的发展规律要求来研究从市场经济体系向工业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财政制度的变迁。

实际上，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长期挣扎于采集与狩猎相依存的生存经济体系之中，而以重农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农业文明正是人类社会成功转型的结果，而中国的黄河文明则是其典型代表之一。在这个文明演变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点缀的是无数个重商主义生存经济体系的昙花一现式的尝试，苏美尔城邦、希腊城邦、中国南宋的商业繁荣都是重商主义生存经济体系反复尝试的具体体现，而威尼斯共和国与荷兰共和国则更是重商主义型生存经济体系成功的典型代表。18世纪、19世纪的西北欧地区在个人工业型生存经济体系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人类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以矿物能源为基础、以分工与交易为手段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轨道，而英国则是其典型代表，英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战无不胜就是其新体系威力的具体表现。而到20世纪中后期，美国、日本与西欧已经在第四个经济体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些经济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地理环境、科学技术与产权制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现代文明的真正内涵，真正伴随并决定着私人经济体系演进的则是公共经济领域中财政制度的变迁及其效率的提高。因此，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过程中，财政制度的变迁与效率的提高决定着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的经济体系升级换代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明演变的成功首先依赖于两大经济活动分工的出现，即公共经济活动与私人经济活动的社会分离。正是这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财政与社会组织才得以出现，人类才进入了真正的文明社会。此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制度的变迁与效率的提高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保需求得到精确满足的偏好显示、需求决策与执行监督的交易机制的效率；二是确保供给得以执行的收入强制机制与合同执行机制的效率。

在早期的生存经济体系中，由于所有人的公共品需求都一样，都是种群的生存，于是财政制度的变迁或效率改进就主要依赖于收入的征收与执行的能力，再加上部落分裂的局限性使部落内人口增长带来的内部协调成本的急剧增加，曾经在原始部落中发挥过作用的偏好显示与执行监督机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36]由于囚笼效应（Mann，1986）而较早地用神话强制或军事强制建立了有利于种群生存的专制政体的民族最先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济革命[37]与古代文明。由于专制降低了财政活动中的内部协调成本，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执行效率，五大古代文明都实现了种群内部的人口急剧扩张。而人口的扩张使种群内部的社会分工得到更为充分的扩展，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虽然个人的自由与人均的福利未能大幅度提升，人类的种群生存目标却得以实现，并在保证人口增长的同时还能有余力修建大量的人文工程（战争工程、神庙工程与等级象征工程）并成为人类文明存在过的历史见证。

而在这些古代农业文明的边缘，由于农业自然条件的不足，人们不得不反复尝试重商主义与市场交易的生存模式。虽然在这些地区先后发展出私人产权制度，以至于市场经济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集体生存的目标并未很好地被实现，于是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政治制度与市场制度由于不利于种群的生存而先后被抛弃。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五大商业繁荣区（苏美尔城邦、希腊城邦、中国南宋、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与荷兰共和国）都曾成为私人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高级类型——商业经济的繁荣，但因有效率的财政制度的缺乏，它们都未能提供充足的国防保障公共产品，因此也都先后在野蛮的邻近民族的入侵中消失或衰落了。

只有孤悬海外的英国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对重商主义的尝试成为一个例外。一方面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保留的公共产品偏好显示与监督机制带来了现代的财政制度变迁，并导致了财政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海岛独特的水运地理条件使重商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国防的灾难，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重商主义集体生存经济体系尝试第一次获得成功，并在劳动分工与矿物能源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成为个人生存经济体系。于是市场经济的效率与财政制度的效率偶然地在世界的边缘地带第一次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共同发展，并促成了表现为产业革命的现代经济革命的爆发。不仅种群的生存保障由于工业技术的应用而得到了保证，[38]而且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人均福利或生活水平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提高。

显然，在这个现代经济革命爆发的过程中，英国不同于其他西北欧国家而首先取得产业革命成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的效率或产权制度的差异，而且还在于甚至主要来源于财政制度变迁带来的公共经济效率的差异。英国的财政制度的变迁之所以能够成功，公共经济活动的效率之所以得以提高，关键在于曾经是野蛮落后象征的、古老的政治法律机制在现代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与制约作用。在集体生存的公共产品得到保证之后，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个人发展的公共产品偏好开始有了差异，于是英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与地理条件使残留的公共产品偏好显示机制、供求双方的讨价还价机制开始有了积极的意义与效率的优势，再加上有效执行所需要的统一主权强制机制的存在，从而确保了公共经济效率的提高，并为现代经济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因此，现代文明转型在英国的成功主要表现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而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却并不是欧洲先进的文化、法律与政治制度历史继承的产物，相反，它实际上是海峡阻隔造成的英国政治法律制度发展缓慢的结果。远离专制文明中心的英国在海峡的屏障下将落后的贵族宪政、有偿司法与不成文的习惯法保留下来，残存的贵族宪政与司法（公共产品）的有偿交易相结合使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显示机制、需求决策机制与供给监督机制经过近500年的演变渐趋成熟。同时，英国岛国地理特征的军事阻隔的影响，一方面使英国从来没有出现欧洲大陆在中世纪以后普遍流行的封建割据，国家的主权不仅从未分裂，而且在稳定的贵族议会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变得更为强大；另一方面，领土战争与本土国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未像它在其他地区那样在公共产品的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以军事强制为基础的君主的控制与行政的垄断因缺乏现实的需要性而从来没有能够成为现实。

英国财政制度变迁与效率提高的实现还依赖于纳税人结构的相对单一与利益的相对集中。由于英国的产权分布非常不均衡，因此与产权分布对应的财政结构使智猪博弈成为英国财政活动中一种非常有效的合作博弈过程。因为严格的参政资格使参与决策的贵族人数始终符合奥尔森（Olson，1995）所推测的合作博弈实现均衡的条件，从而使财政活动中的合作博弈均衡有可能实现，有效的公共财政体制才得以建立。于是贵族主导下的大纳税人议会主权成为英国政治结构中的主体，宪政基础上的预算机制将付费需求者的偏好显示、协调与供求间的讨价还价融为一体，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将财政活动中的执行强制力与对强制力的监督约束完美地结合起来，财政效率得以提高，产业革命最终在英国爆发，人类新的文明在经过了近一千年的尝试之后终于在旧文明的边缘出现了。因此，英国之谜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公共财政制度的变迁与公共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就在于以大纳税人决策为核心内涵的资本主义预算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