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随着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国内形势，中国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应对新的挑战并维持一个可观的增长速度，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一）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过去三十年非常好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然而，在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社会发展不应该在政府的发展思路中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高度紧张的社会局势将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这一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新战略需要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些迫切的社会问题。中国需要采取一种包容性的发展战略。政府需要扩大和改善关键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和就业，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重要的是要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社区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向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此外，中国还需要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应从一些社会事务领域退出，并允许非政府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消费者保护、环境、慈善等领域。

（二）创新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在中国实施新的发展模式，培养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中国需要更好地适应和吸收引进技术，以便迅速地接近技术前沿。在激励创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和市场要明确自身应当扮演的角色。市场竞争应该是推动创新的一个基本的动力源泉。政府需要通过分担创新的风险，为知识产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了避免扭曲市场，政府行为应限制在基础研究领域和技术商用阶段之前。实现更好的R&D（研发）资源配置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些R&D资源需要在产业部门聚集，以促进研发成果的商品化。

（三）以消费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

中国需要挖掘内需方面的潜力，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支撑，并帮助人们更好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为了刺激消费，不公正的收入分配需要得到纠正，使收入分配向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发展。覆盖更广、标准更高的社会保障将加强消费者信心，从而有助于刺激消费。中国还需要改善其服务供给，相关领域仍然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和过度监管问题。

（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

城市化是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重要依托。城镇人口每增长1%，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1.2%。城市化进程也将有助于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城市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间是农村劳动力的5倍。城市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比农村地区快5%～10%。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10～15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城乡人口分离户籍制度，导致人口在城乡之间迁移非常困难。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很快，但不够深入。超过1亿的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但无法享受到城镇户籍居民所享有的好处。因此，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好处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更深层次的城市化战略应给予农民工城镇居民的权利，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可以创造大量的内需，从而抵消外部需求放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五）破除资源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强化一方面源于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也是相关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的体现。为了解决资源供应和环境问题的挑战，中国需要发展一系列新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该在资源和环境管理领域推动广泛的改革。首先，应该正确界定政府和商业部门在资源勘探和开发中的角色。这将有利于利用市场机制来激励公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能源、矿产、土地、水和污染物排放领域的产权改革应加快，实现产权的可交易以推动更好更高效地利用资源。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定价，应该以市场为基础，使价格能够提供正确的信号，引导消费者的行为。要纠正市场的短视行为，引导人们对长期发展的关注，资源和环境税收制度应该在合理利用长期稀缺的资源以及推动环保方面发挥作用。环保的实施标准有待提高，决策机制有待完善，应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以确保标准符合公众利益，并能够得到严格遵循。

（六）对外经济的平衡发展战略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需要调整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国需要与外面的世界进行双向互动，进口更多的外国商品和劳务，加大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力度，逐步减少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中国应使其发展更多地惠及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其他成员，对经济增长给这些国家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改革，在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承担与其发展水平相称的责任。

要转向新的发展路径，中国需要在几个关键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

首先，要推动政府改革。不可否认的是，过去三十年中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政府需要对自己在管理经济方面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以促进增长模式的转型。政府应该加强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讲，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其重点是改革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上级政府应该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义务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改变财政关系将有助于削弱地方政府在寻求经济增长方面的冲动。以实现不同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加以改进。此外，政府还需要改变其管理经济的方式，避免直接干预并推动政府监管向基于规则的监管体制转型。中国需要重组其监管机构，以改正碎片化的、缺乏协调的监管机制。监管机构应当实施依法、独立的监管。

其次，要素市场有必要推行新一轮的自由化改革。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商品市场。土地和金融产品等要素市场并没有改变，仍然由政府实施严格监管。在许多方面，受监管的生产要素市场是结构性问题，甚至社会问题的根源。要素市场的改革将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在未来几年内，将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要素市场的自由化势在必行。土地市场的自由化方面，需要有更清晰的产权安排。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及所有权带来的收益应该得到充分保证。土地市场改革也应该终结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垄断供应，并允许土地所有者，包括农户和农村集体，更自由地在土地市场上进行交易。政府对土地供应数量的控制需要废除。土地的供应应该更加市场化，以便更好地平衡供应和需求。金融市场自由化在中国的转型和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将消除对消费的压抑并更好地分配金融资源，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基础。中国需要逐步推动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以便使货币能够流向其使用效率最高的领域。推进新设立金融机构方面市场准入的自由化也很重要。随着逐步放开市场准入，金融结构能够与经济结构实现更好的契合。当前小企业很难从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放宽准入还将加剧竞争，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并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改革的重点还应放在发展直接融资方面，鼓励风险共担，这对于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取消资本市场准入方面过多的行政审批，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市场导向更强的金融体制。应该建立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以满足实体经济不同层次的需求。

再次，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国有部门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比重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并确保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中国需要为政府的经济活动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在某些行业国有企业的无限扩张已经趋于扼杀私营部门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国有企业应该在某些行业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在所有行业全线出击。国有企业应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另外，国有企业的公共属性应该加强。即使已经实施了多方面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留其大部分利润的权力，很少有国有企业向作为其股东的政府支付股息。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国有企业盲目投资，也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因为国有企业内部人士通过他们管理的国有资产获得与其努力并不相称的好处。短期内，应该建立起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股息的机制，长期来看，国有企业应该被限制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范围内。对国有企业在自然垄断行业生产经营的监管也应该得到改善，避免进入那些成本过高或利润过高的业务领域，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利益。

最后，应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国应该纠正其畸形的收入分配结构，当前的收入分配体系中家庭部门过于弱势，应出台措施使家庭收入的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比如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强制分派股息，存款利率自由化，以市场为基础的土地和资源使用补偿等。应该探讨以家庭为基础的税收制度的可行性。不同收入来源承担不同税负的税收制度应该被建立在总收入基础上的税收制度取代。应该降低家庭部门的总税负，并促进税负在不同的家庭之间更为公平地分担。应该建立起诸如物业税之类的财产税制度，而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应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