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当前增长模式的特点

自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1980～2011年实现了年均10%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要快。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

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的增长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2000年，消费和投资在GDP中的份额几乎没有变化，经常账户大致平衡。1980年中国的消费率为65.5%，2000年消费率为62.3%；1980年中国的投资率为34.8%，2000年投资率为35.3%。净出口的份额波动保持在GDP的±4%以内。在此期间经济主要是由消费增长带动。消费贡献了60%以上的增长，投资贡献了32%。第二阶段是2000～2009年，在此期间消费率发生明显的下降，投资和净出口相应上升。这段时间内，消费率下降了13.7个百分点，投资率上升了8.5个百分点。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积累，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上升了5.3%。有些人认为，中国过高的投资率和贸易顺差证明这段时期出现了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因此，这段时间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净出口拉动也就不足为奇。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5.5%和10.3%，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又一次发生转变。中国的出口在危机期间遭受重挫。2009年，出口下降了16%。危机过后，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复苏，但并没有回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其结果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萎缩，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下降至2.6%，大大低于2007年高峰期的8.8%。虽然外部失衡在危机后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内部失衡仍然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加剧。金融危机发生后投资率进一步上升，从2008年的43.8%上升到2011年的49.2%。消费率则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从2008年的48.6%下降到2011年的48.2%（见图1）。其结果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扩大到60%，而净出口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此期间净出口的平均贡献率为-7%。

图1 1990～2011年中国的GDP构成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图2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总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十年越来越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出口萎缩，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向投资倾斜。然而，对外部门的再平衡到底是暂时还是有持续性的仍然存在争论。一些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信中国的贸易盈余下降是暂时的，预计2017年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将回升至4%～4.5%。[4]

（二）国际经验意义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多数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工业化驱动的投资率上升，中国也不例外。一项多国研究的结论表明，大多数国家在其收入水平上升的过程中其投资率都经历了倒U形的变化。[5]中国的东亚邻国，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都经历了剧烈的结构变化。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正是中国超高的投资率。接近50%的投资率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见。中国的投资率不仅远高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国的亚洲邻国曾达到的最高水平。在投资高峰期，日本和韩国投资率分别只有36.4%和38%（见表1）。中国也经历了与日韩等国相一致的贸易顺差，并积累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外汇储备。[6]

表1 中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推动因素

为什么中国的投资率和经常账户盈余如此之高？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有人将其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另外一些人认为政策扭曲是主要原因。由于人们仍然难以定量判断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提供一个最佳的投资消费比例作为比较的基准，所以争论仍将继续。

那些相信经济基本面因素发挥主导作用的人认为，中国的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高，仅仅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已。中国的消费率前所未有的低，也是因为特殊的内外因素碰头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剩余劳动力群体。剩余劳动力在许多方面塑造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高投资的显然是高回报率。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往往不是建立在创新及其带来的高附加值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低成本的基础之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投资回报，进而带来了高投资率。剩余劳动力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也是巨大的。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抑制了工资的增长，从2000年开始企业部门每年可以实现30%左右的利润增长，大大高于平均每年15%的工资增长率。[7]因此，家庭部门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这也导致私人部门消费份额的萎缩。相应地，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总体储蓄率的上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IT技术的进步、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为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国恰好处于全球化最中心的位置。全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化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市场准入壁垒，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提高了投资回报率。因此，高投资是高回报率的自然结果。全球化也是中国的高顺差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有较高的出口倾向。随着越来越多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迁往中国，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大大减少了贸易壁垒，加快了这一进程。因此，外商直接投资（FDI）加速进入中国，在此期间贸易顺差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989年的34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480亿美元。大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而要进入服务业则面临更多的限制。[8]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使企业有效利用全行业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随着国外企业利用中国低劳动成本优势，以及中国邻近亚洲其他国家的优势，中国已经成为出口加工制造的中心。

虽然家庭储蓄上升并不是推动总储蓄率上升的关键因素，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仍然偏高，2009年家庭储蓄占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30%。[9]文化和人口等因素似乎是这背后的原因。东亚国家普遍存在节俭的传统。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储蓄往往排在世界前列。在中国，特别高的储蓄率与高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然而，消费者的储蓄行为并没有像迅猛的经济增长那样出现变化，因为大多数消费者是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口因素也在推高储蓄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上升了，而这部分人因为正处于工作年龄，其消费更少而储蓄更多。

另外，一些评论者指责政策扭曲是中国经济失衡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有些人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投资的真正动因，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10]为了吸引投资者和削弱其他地区的努力，许多地方政府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低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以及对投资者的补贴。地方政府本身也参与大型的投资项目，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所有这些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高增长。

被压抑的要素价格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投资的一种补贴。除了众多的其他因素外，土地、能源、资金的价格和污染的成本也明显被压抑。较低的土地价格和污染成本通常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继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能源价格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政策，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该机制在能源价格与投入品价格和国际能源价格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这一机制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如果它与其他政策目标，如稳定价格总水平存在冲突，那么该机制的实施就会受到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中国的能源价格仍然低于均衡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能源生产和使用造成的环境破坏。资金成本也因为金融压抑而被人为地压低。政府对支付给储户的利率实施监管，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下应有的利率水平。较低的资金成本，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因素。

高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的“三座大山”，即教育、养老和医疗的压力，这些压力是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造成的，[11]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提供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国有企业和农村改革中被废除，但直到最近，新的社会福利体系仍未完全建立。

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一直在实施促进出口增长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引导相关资源进入出口部门。然而，一些人认为中国未能在生产力迅速上升的过程中成功地调整其政策，导致贸易顺差持续积累。例如，尽管2005年和2009年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但按照真实的贸易加权率，它仍然保持在2001年左右的水平。通过提升外国商品的国内价格，降低国内商品的国外售价，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趋向于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并改变内需的构成。[12]

（四）当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不管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背后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广泛关注过高的投资率以及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

首先，高投资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低效投资，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质疑。如果需求不能跟上产能的快速扩张，高投资的结果将是经济增长停滞。毫不奇怪，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电解铝、水泥和化学品等行业正在经历严重的增速下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该行业是近年来实施了大规模投资的领域之一。高投资不仅会造成产能过剩，还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特别是当投资是由政府主导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政府主导投资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过度投资不仅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还可能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曾警告中国：“令人担忧的是，它（过度投资）比亚洲其他国家的过度投资规模更大且更持久，也比日本1980年代的过度投资规模更大且更持久，而前者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后者是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根源。在这些过度投资之后，都现出了持久的增长和投资下滑。”

其次，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外部失衡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也在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Astley等认为，在危机之前，资金错配和风险低估，进而导致全球经济产生重大漏洞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从顺差国向逆差国的流动。减少全球失衡，同时推动金融部门的改革，将有助于防止未来这种漏洞再次出现。[13]

最后，中国的高投资和不寻常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反映消费支出比例相对较低，表明中国的家庭部门并没有得益于增长数据所显示的巨大经济发展。再加上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公平正义已经受到质疑。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低于亚洲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水平。中国外部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