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松方财政：殖产兴业下的“经济战力”塑造

一 从“地税改革”到“殖产兴业”

殖产兴业是明治政府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显然，低效的农业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尤其欲实现“大陆政策”这一国家蓝图，需要一套强有力的国家军事力量支撑；而欲建立一支足以让日本称雄世界的强力作战队伍，则需要国内坚实的经济基础来发展军备。正是基于这一情势，以商立国的呼声在日本国内愈发强烈，而为回应这种渴求，国家需要最原始的资本积累来攫取今后发展的“第一桶金”，于是类似后来“斯大林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掠夺农业补贴工业）的经济措施——改革地税——成为其选择。

日本于1873年开始实施地税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对耕种农作物的限制，允许农民自由种植；解除田园里栽种植物的限制令，允许农民自由栽培桑、茶、漆树等；废除对土地转让的限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出租，变土地为归属私人的一种商品；改革地税征收办法，先将土地按等级规定地价，以土地价格作为课税标准，按地价的3%向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征收地税，同时不会因年景的丰歉而增减；地税由缴纳实物改为缴纳货币。[36]从表面上看，地税改革似乎让日本农民摆脱了封建领主的剥削和束缚，事实上，地税改革的结果是向农民强制征收高额货币地税（地税约占明治政府初期财政收入的80%），促进农民分化，迫使他们变成廉价的劳动力出卖者，榨取他们手中的货币充作扶植近代工矿企业、扩充近代军备等之用。正是这笔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钱，才使得政府能顺利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得以建立大量的国有企业，然后再将其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因此，日本的广大农村被称作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国内殖民地）[37]。

明治政府基于地税改革而进一步推出了“殖产兴业”政策，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而推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政策，即实行机械化大工业的移植政策。具体而言，政府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有军工业为主导，创办国有工矿企业，保护扶植生丝、棉纺等民间工业，大力保护私人海运实业。在整个过程中，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聘请专家和技术人员，引进近代资本主义。[38]

不过，无论是实施“地税改革”还是推行“殖产兴业”，这些都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出发的应对策略，而为了进一步发挥相关政策的效果，则需要配套实施与之匹配的近代金融政策。

二 财政经济危机和政策构想的对立

明治政府欲废除封建制度而朝近代国家迈进，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撑，然而创立初期的政府仅凭地税而无法维系，故只能通过发行公债和增发纸币来扩大财源。而经费不足的情况，即便在日本进行地税改革后也未能得以改善，特别是为了募集战费以应对1877年2月爆发的西南战争，日本政府又增发了大量不可兑换纸币[39]，导致早就潜存的通货膨胀危机急剧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米价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产业发展不足导致其出口受挫，对外贸易连年处于入超状态，从而使得大量硬通货（此时是银币）外流。而为了抑制通胀蔓延，政府不断上调银行利率，可这又导致投机活动盛行，于是金融业的“繁荣”便倒逼发展生产的实体经济的衰退，导致增发纸币—通货膨胀—上调利率—投机盛行—产业不振—入超—增发纸币的恶性循环。另外，通胀的爆发还对社会财富分配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定额收入者实际上得到的财富不断缩水，其财富不断向因米价上涨而收入倍增的农民转移，主要通过定额地租实现财政收入的日本政府自然也难逃此劫，国家濒临破产危机。

西南战争后，新的日本政府面对通货膨胀、贸易赤字、财政危机这三大难题，决定制定相关政策以抑制通胀、修正贸易不均衡、确立财政金融制度，使日本经济列车回到稳增长轨道。对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部主要有三种见解：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以大隈重信和黑田清隆为代表，认为通货膨胀源于当时流入日本的西洋银币价格上升（银币成为一种投机品，如同今天的黄金或者房地产），导致日本国内日元不值钱；但在国外，日元汇率并未下降，同时日本又不能生产受国外青睐的产品，这又使得日本出口不振。因此，日本应该扩大资本供给来积极培育国内产业，从而解决通货膨胀和贸易赤字问题。与此同时，发展产业又能增加国内税收，从而解决财政危机。[40]支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以大木乔任和岩仓具视为代表，认为通胀源于米价上涨，使得农民购买力过剩，农民购买大量的国外产品，导致国家进口过剩。而究其原因，则在于日本政府的地租是以现金缴纳的，这样便使得农民上缴的票面价格还是和之前一样，而伴随通货膨胀以及米价上涨，农民上缴的现金事实上越来越少，他们通过卖出大米而获取的纯收入则越来越多。对此，岩仓具视等人认为应该变地租为实物上缴（即农民上缴大米），政府有了足够的大米储备便可通过国家配给来降低米价，由此不仅能抑制通胀，还能减少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其购买国外产品的欲望，进而改善贸易收支。与此同时，政府的实际地租收入也会大大增加。[41]支持第三种观点的人以松方正义和井上馨为代表，认为通胀源于不可兑换纸币发行过剩，因为胡乱发行不可兑换纸币导致了通货信用制度解体与资本供给停止（即通货信用制度无法得到人们的信任，最终使人们不愿意去购买不可兑换纸币），最终导致政府没有足够资本来发展产业，自然又导致出口停滞。为此，松方等人认为政府应该实行纸币整理，确定近代财政金融体系，并实施通货紧缩政策。[42]

支持三种观点的各派人士在经历一番针锋相对的讨论后，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大隈重信认为通过增发货币以增加资本供给，便能振兴国内产业以增加出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危机。当时日本采用的是浮动汇率制度，从理论上看，若增发国内货币便能让日元贬值以改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然而，大隈重信希望通过积极培育国内产业来从根本上改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以及企图通过大量卖出银币来抑制国内银价上升的做法，在逻辑上存在两大严重缺陷：第一，当时日本国内已经处于通胀状态，而发行货币会进一步加重通胀；第二，通过增发货币来实现日元对其他货币贬值，但由于受到国际均衡汇率的自动调节，短期内无法实现，长期而言必将受到国外的贸易报复。因此，当人们较为清晰地认识到该政策的危险性时，朝野上下便出现了大量批评大隈政策的声音。之后，大隈为延续其积极的货币政策而使出了最后的撒手锏——募集外债（1880年5月）政策，不过该政策因存在可能导致国家陷入殖民地化的危险而在反对声中流产。[43]

继大隈重信之后，岩仓具视等人的“实物缴租”对策也被否决。1880年9月之后，积极的货币政策路线开始向“劝业政策”（提倡实业）转变，即松方正义所主张的整理纸币、紧缩财政政策。而在紧缩财政政策稳步实施的进程中，大隈重信依然积极寻求积极货币政策的回归，于1881年7月提出募集内外公债的措施。按照大隈重信的构想，可以通过引入外资而一举实现纸币整理。[44]然而，在1881年10月，大隈重信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主张紧缩政策的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大臣，由此奠定日本开始实施紧缩财政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大隈重信所主张的财政路线，不仅不可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刺激国内市场需求，进而导致巨额贸易赤字。即便可通过借入外债填补一时的空白，但将来对于外债不得不还本付息，导致硬通货大量外流，最终自然难逃转换为通货紧缩政策的命运。而身负偿还巨额外债的义务，最终还不得不转变为通货紧缩政策，对于日本而言实属一大悲剧。因此，当时解决国内通货膨胀、修正国内进出口不平衡的最有效政策，便是抑制国内市场总需求、削减进口的松方政策路线。

三 松方财政和通货紧缩政策的施行

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大臣之际，便积极贯彻紧缩财政方针和纸币整理方略，其不仅得到了相关内阁成员的支持，还深得天皇的认可。首先，松方正义通过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来扩大政府财政盈余。政府将盈余的一部分拿来直接兑换之前在民间发行的不可兑换纸币，其他部分则用来充实国家的准备金以备不时之需。然后，修正之前政府预算体系努力实现收支平衡，同时用准备金来支付日常不足的政府常用开支。其次，将一部分准备金作为海外货汇[45]资金贷给日本国内的出口商，出口商有资本后不仅可以发展生产增大出口，而且能够从国外购入原材料等加工后再度出口，而在国际贸易中以硬通货结算，出口商再将从海外赚取的硬通货本息偿还给政府，从而增加了政府的硬通货储备。最后，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设立了近代通货信用体系，通过偿还之前发行的不可兑换货币并将之销毁，以及增加国家的硬通货储备，进而发行可兑换银行券，人们因为对此系统逐渐产生信心而愿意去购买，从而增加了政府的资本积累来发展国内产业，最终形成良性循环。[46]

据此财政方案，从1881年到1882年的20个月间，票面价值为200万日元的不可兑换纸币都被清除，纸币的价值急速下降。这一纸币整理方案，其实就等同于减少货币供给，即实现了通货紧缩。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大力打击国内投机大米的行为，致使米价由1881年的每石10日元以上回落至1882年的每石8日元，而1885年更是降到了每石5日元的水平，这便同时也剥夺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民购买力的大幅降低，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其他工商业领域，导致普通物价下降。这样，纸币整理和米价下跌相辅相成，便又进一步使国家压缩进口，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得到了显著改善，日本迎来出超时代，政府不断积累大量硬通货。[47]

松方正义以纸币整理和通货紧缩政策为手段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将在通胀时期因米价上涨而获得巨额利益的农民的财富，转移到政府的财政建设上，由此缩小了士、工、商阶层同农民的贫富差距，克服了通货膨胀、金融闭塞等问题，实现了贸易收支改善和国内硬通货的积累，并成功确立了近代财政金融制度的基础，为日本“富国强兵”政策所欲实施的军备扩张，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 作为“强兵”基础的“富国”政策

维新政府的三大政策中，以“富国强兵”为首，但事实上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彼此相关，尤其是殖产兴业中对于松方财政政策的确立，成为“富国”政策的关键，从而才让国家有经济基础来实现“强兵”目标。

日本历来认为，若朝鲜半岛落入敌人之手，便会对日本国防产生严重威胁，故而希望朝鲜保持政治中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过事实上朝鲜一直作为清朝的藩属国，与日本的期待形成对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便将“富国强兵”视为国家运行准则，但在1882年中日对立日趋明显后，以国内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财政金融制度的整备、产业发展为优先的“富国”取向，逐渐被以军事部门为中心的对外强硬派所主张的军扩优先的“强兵”路线所抑制，而这在日本的财政政策中也被清晰反映——在松方财政期间，军备扩张盛行，军费开支膨胀。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松方财政的施行是以军事政策为主轴。松方财政的前半期主要以整备纸币为主，后半期则着眼于扶植国内产业而限制军备兵器的进口，即纸币整理—紧缩财政—企业勃兴—维持银本位的“富国”路线。而只有在与健全财政、健全通货不相抵触的前提下，才进行军备扩张，由此来确立近代财政金融制度。

日本的经济发展，是极力抑制军事负担、活用市场技能、激发民间企业独自活力的一套体系，由此导致以出口产业和铁路为中心的经济显著发展，财政倾向紧缩而缓解了租税负担，国库里也蓄积了大量的剩余资金，军备则逐渐得以充实，日本成功迈入近代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