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十六世纪来澳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和传教活动报告当中，就出现了关于澳门新闻传播史的记载。根据葡裔学者白乐嘉（J.M.Braga）等人著述的早期澳门新闻传播史专著[9]引用的资料，这些记载都以书籍出版和印刷术的内容为主，记述相对简单，目前大多保存在意大利罗马和葡萄牙的相关档案中。以澳门新闻传播史为对象的研究，现已发现的最早著述是葡萄牙学者贾比艾·法兰度（Gabriel Fernandes）所著的《澳门新闻业》（Journalismo em Macau）[10]。《澳门新闻业》为一数千字的论文，1888年由里斯本地理学会出版，以《地理学会会刊》第8（5）期独立增刊的形式刊出。

进入二十世纪，有关澳门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对澳门早期新闻传播史特别是葡语报刊史记述得比较详细的都是居澳葡人的著作。这些著作的数量不多，已知的分别有：白乐嘉在1938年出版的《澳门新闻出版之始》（O Início da Imprensa em Macau）[11]及其在1963年以葡语著述为基础写成的英语同名著作《澳门出版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12]，文德泉神父（Pe.Manuel Teixeira）在1965年出版的《远东出版的葡文期刊》（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13]，以及佐治·欧维士（José Augusto dos Santos Alves）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澳门的公共舆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门报业》（A Opinião Pública em Macau，A Imprensa Macaense na Terceira e Quarta Décadas do Século XIX）[14]。另外，英国的澳门史和东方史学者博克赛（C.R.Boxer）也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和研究，但其内容大部分已为文德泉和白乐嘉所吸收。

上述几部专著中，佐治·欧维士的《澳门的公共舆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门报业》针对的只有《蜜蜂华报》等几份早期出版的葡文报刊，可是，书中以公共舆论如何透过报刊形成的角度研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门葡文报业，很有启发性。白乐嘉的两部作品针对的都是澳门开埠以来的图书和报刊出版活动，书中记述的年份下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其对澳门早期出版史的研究，论出有据，引用了大量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和中国港澳两地的档案材料，书中订正了很多前人记述的谬误，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文德泉神父的《远东出版的葡文期刊》是上述各著述中较为人熟悉的。该书记述了澳门、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等地的葡语报刊出版史，以摘要的方式逐一介绍在这些地方曾经出版的葡语报刊和个别英语报刊，尤其着重介绍报刊创办人的生平，为了解澳门葡语报章的报史和报人，提供了很多第一手材料。可是，由于该书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写作，在叙述史实时添加了不少作者个人的感想和评论，有时评论甚至掩盖了史实，而且全书在介绍报刊时体例不统一，历来为不少研究者所诟病。贾比艾·法兰度所著的《澳门新闻业》，是最早完成的澳门新闻传播史著述，也是最早以1822年出版的《蜜蜂华报》为澳门新闻史起点的专论，内文以摘要的形式介绍了从1822年至1867年在澳门创刊的葡文报章。有趣的是，文中同时收入了当时在北京发行的“京报”[15]，说明当时葡人视“京报”为流通的中文报章。不过，其内容已基本上为文德泉神父的专著吸收，该文很少为后人引用。

此外，澳门土生葡人学者高美士（Luís G.Gomes）在1987年出版的《澳门图书目录》（Bibliografia Macaense）[16]虽然不是正式的澳门新闻传播史专著，可是，因为书中提供了不少澳门报刊的基本出版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这些已出版的葡语专著，除了文德泉和高美士的作品以外，其他的历来都很少为中葡各方的研究者所引用。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专著出版年份早，长时间没有再版，查找并不容易，再加上语言的隔阂，以往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除了葡萄牙和澳门本土的葡裔学者外，中国内地、港澳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研究，此外还有个别英美学者参与其中。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之下，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最早提及澳门新闻传播内容的都是以通史方式写成的中国新闻史专著，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当推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以后，有关澳门早期新闻史的研究，也多以戈氏之说为蓝本。像美国学者白瑞华（Rosell S.Britton）在中国内地写成的英语中国新闻史专著《中国报业》（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17]中就直接引用了戈氏之说，林语堂所撰的英语专著《中国报刊公共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in China）[18]中也部分引用了戈氏和白氏之说。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白瑞华和林语堂的著作是少数以英语写成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对国际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戈公振的记载和论断对后来东西方的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1978年以后，中国内地的新闻史研究进入了渐次繁荣的阶段，此时出现了众多中国新闻史通史类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将澳门纳入研究范围，内容上也多以戈氏的论断为基础再进行发掘、整理、补充与修订，像方汉奇编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方汉奇、陈业劭与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3年）以及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三卷）。其中，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内容上有较重要的突破，书中除订正了一部分戈氏论著的谬误以外，亦大大扩充了与澳门有关的部分，像对林则徐翻译和整理的“澳门新闻纸”的工作进行了较完整的考证和分析，对马礼逊在澳门和广州的出版活动以及维新派在澳门所办的《知新报》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不过，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与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镜海丛报》以及抗战时期的澳门报业都没有必要的叙述，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内地新闻史研究从通史向断代史、地方史、个案史和人物史全方位地开展，加上澳门回归在即，关注各个层面的澳门研究的学者有所增加，研究成果也较之前丰富。同时，研究澳门新闻传播史的专著和论文也有所增加。这些研究当中，较重要的分别有：收入《香港报业春秋》（1990年）一书的钟紫论文《澳门的新闻传播事业》[19]，方积根、王光明编著的《港澳新闻事业概况》（1992年）[20]，老冠祥、谭志强编著的《变迁中的香港、澳门大众传播事业》（1996年）[21]，吴志良、谭志强合著的《中国领土上的第一份外文报纸：澳门的葡文〈蜜蜂华报〉（1822～1823）》（1998年）[22]，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1998年）[23]，林玉凤的《澳门葡文报章的发展特点》（1998年）[24]，费成康的《孙中山和〈镜海丛报〉》（2000年）[25]，汤开建为《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一书写的“前言”（2002年）[26]，查灿长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报业》（2003年）[27]和李长森的《近代澳门外报史稿》[28]。另外，内地的学刊也刊载过不少以林则徐、维新派以及孙中山等个人和团体在澳门展开政治活动为切入点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发掘了与“澳门新闻纸”、《知新报》和《镜海丛报》相关的内容。此外，近二十年来发表的澳门史研究成果，也偶有出现叙述澳门报业等媒体发展状况的内容，可是，这些研究的内容多是已有研究之说或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增补，开拓性的内容不多，在此不再赘述。

上述研究以外，从事早期天主教或基督教在华活动研究的学者也出版过与澳门新闻传播史相关的研究内容，其中较重要的有香港学者李志刚神父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1989年）[29]以及台湾学者苏精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000年）[30]。这两部专著的研究主体都是宗教活动，但对当时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动均有详细的考据与分析，对了解以传教布道为目标的那一部分澳门新闻出版史内容，有非常重要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