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天主之名：中式雕版刻印的早期宣教文献

过去对澳门出版史的研究，多以葡人居澳作为起点，当中最流行的说法是像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73]和吴志良、谭志强合著的论文《中国领土上的第一份外文报纸：澳门的葡文〈蜜蜂华报〉1822～1823》[74]一样，以1588年在澳门出版的拉丁语书籍——《基督儿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作为澳门出版史的开端。另一个较少为研究者注意的是葡裔学者白乐嘉（J.M.Braga）的考证，他根据在里斯本取得的档案文献，力证《基督儿童教育》只是第一部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机印刷的拉丁文书籍，在此之前，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神父（Father Michele Ruggieri，S.J.）已经在1584年用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澳门印刷过中文书籍——《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也就是说，澳门出版业的开端，很可能是由中式雕版刻印出“天主”二字开始的。

1579年7月罗明坚抵达澳门后，随即依范礼安的指示，“学习中国话与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等待一有机会便往内陆”[75]。1580年11月，当时仍居于澳门耶稣会会院的他，打听到自己有机会跟从葡萄牙人以商人的身份前往内地，同年底开始，罗明坚就数度跟随参与每年两季广州贸易[76]的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基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罗明坚最早进入广州的时候，就教导当时的葡萄牙商人“由尊敬而发生的礼仪是怎样重要”，要求葡人在拜会当时的明朝官员时“要跪着，要磕极深而又经过很长功夫的头”，他本人亦借拜谒官员的机会与当时的明朝官员相识，并由此获准于贸易期间在广州留居[77]。

根据罗明坚当年与罗马耶稣会总会的往来书信，罗明坚在1588年以前，也就是在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澳门以前，曾经三次提及自己翻译和出版了宣教作品，最早一次是在1581年。罗明坚1581年11月12日在澳门写给麦尔古里亚诺神父的信件称，罗氏在1581年这次在广州小住期间，已经翻译和出版了一册不知名的中文小册子，并且曾同信件一起寄给麦尔古里亚诺神父：

一五八一年我曾到广东省会广州小住，曾翻译这本中文小册子（不知他翻译的为何书？），兹只给您寄去一本，使您可以知道中国字的写法，同时对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有所了解，并也晓得天主如何使这外教民族深悉伦理道德，以及如何教育他们的子女去实行。中国人没有哲学，但有生活与行动的格言去遵守奉行。我的拉丁文不精，但相信辞尚能达意，是我在广州百忙中移译与印刷的。这本书不大，与其他的中文与西文著作不可同日而语，但内容丰富，甚受中国学人们的推崇。[78]

罗明坚第二次提及自己的中文翻译与出版工作，是在1583年2月7日于肇庆写给耶稣会总会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信中提到：“去年（1582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书，并附有拉丁文翻译，从它神父您可以知道中文的情形，据说即使中国人为能达到相当水准，也须读十五、二十年不可。”[79]关于这段引文提及的“去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书，并附有拉丁文翻译”，学者张西平据裴化行（H.Bernard）在《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的考据，认为指的是罗明坚 1582年寄回罗马的中文出版物《三字经》及罗明坚的拉丁文译稿，因为这个《三字经》罗明坚拉丁文译本并未发表，因而未产生影响[80]。之后他报告了自己的中译和布道工作的进展：

自我来到中国，迄今已三年了，时常加紧学习中文，目前我已撰写了几本要理书籍，其中有《天主真教实录》（Doctrina）、《圣贤花絮》（Flos Sanctorum）、《告解指南》或《信条》 （Conefessionario）与《要理问答》（Cátechismo）等，这一切都是遵视察员神父（范礼安）与其他神父的意思而撰写的，并让我印刷，这样把天主教义的大纲介绍给教外人，方能引导他们进教。

我利用明确的自然推论，并配以中国人的比喻给他们讲道，尤其利用我编写的中文小册子。同时天主也助佑，感化一些中国读书人进教，他们会讲葡萄牙文，因此要他们用中文把要理写出来，目前帮忙传教，有一些回家生活，做好教友。只可惜目前对中国话我尚不能运用自如，而且我学的是官话，在澳门用广东话，因此没有机会实习，只有到中国内陆地方才有实习的机会。因此视察员神父要我无论如何，非进入内地不可。[81]

罗明坚第三次记述自己的中译作品，是在1584年1月25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

现在我已校正了我的《新编天主实录》，是用中文撰写的，用了四年功夫，曾呈献给中国官吏批阅，他们曾予我褒奖，要我赶快印刷，越快越好；视察员与其他神父都审察（查）了一番，认为没有问题，也要我快去印刷，只因要改正一些句子，迟延到今年方能出版，如托天主之福今年能出版的话，将把它移译为拉丁文，明年再给神父寄去。[82]

对照这三段罗明坚的自述，从1581年起，他应该曾经翻译及出版过：①不知名的中文小册子；②《天主真教实录》（Doctrina）、《圣贤花絮》（Flos Sanctorum） 、《告解指南》或《信条》 （Conefessionario）与《要理问答》（Cátechismo），从书信内容推断，这些具名的作品完成时间在1582年至1583年2月7日之间，而且，因为“编写的中文小册子”是日常布道的辅助物，这时已有“中国读书人进教”，而这些早期的教友“会讲葡萄牙文”，“在澳门用广东话”，这些细节都说明，罗明坚这些作品，很可能是用于在澳门耶稣会学校的教学和布道工作的；③1584年印刷出版的《新编天主实录》。

而且，罗明坚当时的翻译及出版工作还包括利玛窦记录的这一项：1584年9月13日，利玛窦在肇庆写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先生的信中，说明他们有其他的出版活动：“我们已印刷了中文的《天主经》《圣母经》《天主十诫》，中国人看后都觉得很好，也很高兴地接受了。”[83]也就是说，当时罗明坚曾经印刷出版的还有中文的《天主经》《圣母经》《天主十诫》三种出版物。这些作品中，除了《新编天主实录》，以往均极少为中文研究提及，更鲜为研究澳门史和早期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专著留意，目前可查的，以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d’Elia）的考证最为重要。

编著了《利学资料》[84]一书的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M.d’Elia），曾经翻查各种档案资料，对罗明坚翻译和出版的作品有较为详细的研究。他在《利学资料》（Fonti Ricciane）第四章“神父为传教开始接触中国人（1583年10月至1584年11月）”的第27号注释中[85]，详细考证了罗明坚这些作品的翻译和出版状况：

自1581年起，罗明坚在澳门教区长高麦斯（P.Pietro Gomez）之助下，以对话的形式，将教义翻译成中文，写成Dottrina Cristiana，此书的雏形是三年前做好的拉丁文版本come lo prova l’anno della creazione del mondo，che nel latino è 1547……（《1581年10月25日至12月12日他的翻译家“以其他语言之助”协助其翻译为中文》），（CP，I，p.280，nota）[86]，此为《西〔天〕竺国天主录》的最初版本，手稿于广东和肇庆的满大人间流传（CP，I，p.280 nota；N.2133）[87]。[88]

德礼贤又在其后的另一篇文章中[89]说明，罗明坚虽然在抵澳后“即认为需要一本神学著作，以跟异教徒展开关系”，可是当拉丁文版本完成后，抵澳才两年的罗明坚，中文水平仍未达到可以自己将圣经内容翻译为中文的水平，所以前文罗明坚书信中提及的中文版本，其实是由罗明坚口述，再由“几个在澳门跟罗明坚有宗教对话的年轻中国人翻译的”[90]。他又引述Alfonso Sanchez神父的游记《简短关系》印证自己的推论，因为“1581年他（罗明坚）于该年11月12日前已去了广东三遍（II，404，29）[91]，也是第三次向广东总兵呈献中文手稿，因此对话集应该于1581年10月25日（II，34，n.3）[92]及同年的11月12日（II，404，1）[93]之间译好，即短短两个多星期以内！前者的日期是澳门教区长说‘对话形式的天主教教义’仍未‘译成汉语’及其他欧洲语言，后者的日期是罗明坚在澳门家中写到他给澳门满大人‘一份教义’的手稿版本，因此我们可推断翻译就是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完成的”[94]。

德礼贤的这部分考证，说明1581年罗明坚在广州致信麦尔古里亚诺神父时提到的不知名的中文小册子，是1584年印刷出版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的最初版本——一个题为《西〔天〕竺国天主录》的手稿中文版本，是由罗明坚口述，再由“几个在澳门跟罗明坚有宗教对话的年轻中国人翻译的”。1584年印刷出版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至今仍然有原件可查：

1582年3月9日至12月31日期间，一些神父认为（中文手稿《西〔天〕竺国天主录》）很有价值，范礼安于12月31日离开澳门前，指示罗明坚尽快印刷，但1583年却一直无法成事，到1584年此事落到福建秀才之手，在11月25日至29日之间，经王泮润饰，中国第一本神学著作终于出版，这也是欧洲人在中国印刷的第一本书籍。封面写成“天主实录正文”，但真正的书题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新编”是因为与之前流传的手稿版本不同。第一版印了1200本（N.2219）[95]，不久再印3000本（N.5329）[96]，很快流传全中国，甚至流传到交趾支那（NN.317，1100）[97]。

这些印刷品之中，只有两份得到整理，现存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两份印刷品的档案编号分别为“ARSI，Jap.-Sin.，I，189”及“ARSI，Jap.-Sin.，I，190”。两份印刷品的差别极少，编号为189的作者没指名道姓，只说是“天竺国僧”，但“190”除有上述资料外，更写明“天竺国僧明坚”。此外，两份的排版与文字整理都一样，唯“190”缺了首页，似乎本来就没有首页，……其他差别微不足道……由于“189”没写明作者何人，我相信是印于“190”之前，……于1584年11月30日从广东寄到罗马。不过肯定的是，两个版本即使不是同时印刷，但必定是1584年的最初版本。[98]

不过，一如前引罗明坚和利玛窦的书信内容，早在《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出版以前，罗明坚应该还刻印了其他中文的宣教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版情况又如何？根据德礼贤在一篇回应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的考证[99]——《首本中文天主教教义书籍1582～1584》（Notes sur la première catéchèse écrite en chinois 1582-1584）的文章[100]，一如前引利玛窦和罗明坚的书信内容，《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出版以前罗明坚的确印刷过不同的天主教经文：

罗明坚于1579年6月抵达澳门，直至1581年中都埋首以拉丁文写作天主教义，这份手稿可能于1581年10月25日至11月20日由跟随他的年轻中国人再译成中文，随后几年在不同的满大人手中流传。1584年9月13日，神父印刷十诫、天主经、圣母经以及可能印刷信经（Credo）的翻译版。[101]

这段引文当中的“十诫”——即《祖传天主十诫》，德礼贤引述另一位汉学家巴托利（Bartoli）说：“神父们用中文写成十诫，拿去印刷，数目以千计。”[102]而且，罗明坚曾经印刷《祖传天主十诫》等经文，在其他天主教考证文章中也有记载[103]。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的考证认为，罗明坚在中国的第一份印刷品在1582年出版，“由一位学识极少的中国人，透过罗明坚口述而以最基本的文字写出来”[104]。德礼贤虽然对这个看法存疑，认为1582年的时间不正确，但他也认同戴遂良在1584年出版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当中附有《祖传天主十诫》单张的记述[105]，因此他也从巴托利神父之说，认为早在1584年罗、利二人定居肇庆以前，《祖传天主十诫》已经印好[106]。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上）》的中文译本，记录了罗、利二人在肇庆定居后为学习中文，散发十诫和印刷出版《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的情况：

为了不使一个新的宗教在中华民族中引起嫌疑，耶稣会的神父们，在公开的场合里，从来不谈宗教。除了应酬来往客人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研究中国的语文、写作及风俗习惯上。……基督教会在困难的开始所得到的评价，并不建筑在它教义的真理上，也不在传教士的神圣的生活上，而有时建筑在本身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举例来讲，在神父寓所的图书中有两册教会法典。这两本书的精致的印刷及装订以及封皮上烫金的修饰，使中国学者非常欣赏。这些学者一来不会念其文字，二来又不知其内容，但是他们却敢断定其内容一定非常重要。因为不惜重金，如此装订。同时，他们（得出）结论，文学及科学在欧洲一定评价很高，因此，拥有这些书籍的欧洲人，在文学及科学方面一定超越其他的民族，连中华民族也算在内。他们承认，如果没有亲眼看到，绝不会相信。他们也注意到这两位神父，有了欧洲科学的知识，犹不满足，还不停地，夜以继日地研究中国的科学书籍。他们花钱请来有名气的中国学者，常住在寓所，来教他们，同时他们的图书中充满了中国书籍。无疑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认为这些欧洲人是有名气的学者。也因了这种名气，使许多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前来要求详细解释十诫的内容。这十诫是神父们随身携带而散发的。[107]

对照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上）》的意大利版原文，德礼贤在“很多中国百姓对神父的教义十分好奇，又对自己的民俗信仰充满疑团，故神父翻译及印刷《祖传天主十诫》，分派给前来询问的人，以借此传播教义”[108]这一段文字当中的第16号注释，对《祖传天主十诫》印刷版的发现有详细的介绍，但没被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上）》的中文译本译出，本书将其内容翻译如下：

这是传教士第一本中文刊物，比罗明坚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还要早（cf.N 253）[109]，故应该完成于1584年11月末以前，而同年11月30日罗明坚将此书的一个副本，连同《天主经》（Pater）、《圣母经》（Ave）和《信经》（Credo）的翻译，一并寄到罗马。夏鸣雷神父（P.Havert，II）认为它印于1584年，并声称其名称为《琦（而非畸）人十规》，因而误导了华嘉[110]（Prof.G.Vacca），让其以为可从罗马维多里奥埃曼纽尔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国家中心图书馆的馆藏的利玛窦《天主实义》中找到这份传单（Tacchi Venturi，II，pp.544-545），但事实是该处藏有的四份《天主实录》均无此传单，反而有一份叫《畸人十篇》的传单，在四篇前言之后，有一篇题为《冷石生演畸人十规》（N.711）[111]，跟PCLC，II，ff.1-4提及的相同。这篇文章的题目以“十规”取代“十篇”，令人以为利玛窦于1584年不只作了《畸人十篇》，还写了《畸人十规》，以为那正是《祖传天主十诫》的翻译，其实“祖传天主十诫”才是唯一的名称。该传单于1584年著的《对话集》中找到，现存于ARSI，Jap.-Sin.，I，189，那是一张54cm*24cm的中国纸张，其他资料不详，记录于WIEGER的AHSI，1932，pp.74-84.Cf.CiviltàCattolica，1935，II，pp.40-42。[112]

笔者根据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原件，确认《祖传天主十诫》的内容包括：

一、要诚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别等神像

二、勿呼请天主名字而虚发誓愿

三、当礼拜之日禁止工夫谒寺诵经礼拜天主

四、当孝亲敬长

五、莫乱法杀人

六、莫行淫邪秽等事

七、戒偷盗诸情

八、戒谗谤是非

九、戒恋慕他人妻子

十、莫冒贪非义财物[113]

一如引文中提及的，戴遂良（Léon Wieger）在其《首本中文天主教教义书籍1582～1584》[114]一文中认为罗明坚在印刷出版《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以前，的确曾经印刷《祖传天主十诫》等中文经文，只是目前可考的原件，仅为附带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ARSI，Jap.-Sin.，I，189”《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中的《祖传天主十诫》。笔者也曾于2010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查阅这两个文件，因此确信戴遂良和德礼贤的考证：1584年，罗明坚曾经印刷出版《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这是欧洲人印刷出版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用中式雕版印刷过《祖传天主十诫》等中文经文单张。那么，这两种出版物具体是在何时何地印刷的？

白乐嘉（J.M.Braga）的《澳门出版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是少数曾经仔细考证过澳门最早出版物的研究著作。书中引述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Ajuda Library）的一个档案资料说：“在里斯本（葡萄牙首都）的档案中有一文件谓‘罗明坚神父在澳门准备了一本宗教要理对话集（catechism），该书后来由一位中国学者用中文抄录，……之后，罗明坚神父将这本中文宗教对话要理印刷，然后将其拿到中国去派发’。不知道有这个文件的书目作者，会凭印象认为这本对话集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而不是在澳门。”[115]白乐嘉说明德礼贤神父（Pasquale M.d’Elia）在其意大利文专著《利学资料》（Fonti Ricciane）中记载了该书可能曾经有两册被寄往梵蒂冈，一册是印在丝绸上的。

不过，白乐嘉的考证在众多以在华天主教发展史或澳门史为主题的专著中并没有被引用。而且，这些专著本身对“欧洲人用中文编写并出版的第一本书”的记述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从出版地点、年份到书名均有不同的记载。在出版地的问题上，既有说明是广州的，如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116]和萧若瑟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117]，也有认为是在肇庆出版的，如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18]和顾卫民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119]。书名的差异更大，影响力极大的费赖之的名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记录的是《圣教实录》（Cheng Kiao Ché Lou，Vraie Relation de la Sainte Doctrine）[120]，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和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研究》[121]说是《天主圣教实录》[122]，顾卫民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认为是《天主实录正文》[123]，林东阳的《有关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与畸人十编的几个问题》记述的是《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124]，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记述的是《天学实录》、后改为《圣教实录》[125]。

在笔者涉猎的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著作中，学者方豪的考证最有说服力，引述了最多第一手材料说明问题。根据方豪的考证，“欧洲人用中文编写并出版的第一本书”的正确名称，应该是《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方豪在《影印〈天主圣教实录〉序》[126]中，根据德礼贤的《利学资料》（Fonti Ricciane）第一册第197页注释以及罗马耶稣会档案处的书法原刻本，考证了该书在1584年刻印时名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该书在再版时被命名为《天主圣教实录》。方豪又确认罗明坚是在1581年10月25日至11月12日之间完成该书初稿，在“万历甲申岁八月望后三日”，即1584年9月21日定稿，并于1584年11月21日或25日至29日期间将此书付梓[127]。

对照方豪和白乐嘉的考证，二人均引述了德礼贤的《利学资料》，证明“欧洲人用中文编写并出版的第一本书”为罗明坚所撰并在1584年印刷出版，时间在该年的11月底。不过，方豪在其著述中没有考证《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的出版地点，白乐嘉则引用了一个未为其他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学者引用的档案资料，力证该书是在澳门出版的。正如前引，“在里斯本（葡萄牙首都）的档案中有一文件谓‘罗明坚神父在澳门准备了一本宗教要理对话集（catechism），该书后来由一位中国学者用中文抄录，……之后，罗明坚神父将这本中文宗教对话要理印刷，然后将其拿到中国去派发’。不知道有这个文件的书目作者，会凭印象认为这本对话集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而不是在澳门”[128]。白乐嘉在同页的注释中进一步说明，上面提及的“文件”存放于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Ajuda Library），档案编号为“Codex 49-X-3，f.3 v”[129]。白乐嘉提到的这个文件，是葡萄牙裔神父弗郎切斯科·皮雷斯（Father Francisco Pires，S.J.）所著的《历史论集》（Pontos do que me Alembra）。根据《在华耶稣会列传及书目补编》的记载，皮雷斯神父在1581年末曾陪同罗明坚神父往广州交易两个月，1632年在澳门逝世[130]。皮雷斯神父长期在澳门教区工作，又曾陪伴罗明坚进入内地，他的著述的可信度极高。

根据笔者的考证，阿儒达图书馆所藏的《历史论集》为皮雷斯神父的手稿原件，该书被舒特（Josef Franz Schutte，S.J.）收录在1975年编辑出版的《耶稣会东方传教文献》，即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 I：Textus Catalogorum Japoniae（1549-1654）[131]一书中。皮雷斯神父在《历史论集》中形容，当时在耶稣会院内有一个被称为“宗教对话集之家”（casa de catecúmenos）的房子，那是后来主教的房子，一开始神父和当时的华人学生在房间内用中文写出对话，然后对讲，“后来，这个对话集在房子内印刷好，等广州交易会举行时，由神父跟随葡萄牙商人拿到内地去散发”[132]。

由此可以肯定，当年罗明坚确实曾经在澳门印刷宗教对话集（catecúmenos），再拿到内地派发，只是，皮雷斯神父所指的对话集究竟是《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还是更早的《祖传天主十诫》，《历史论集》当中没有明确指出。不过，综合各种文献来看，1584年印刷出版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以及在此前出版的《祖传天主十诫》非常可能是在澳门印刷出版的原因是两地（广州和澳门）的环境差异。

首先，罗明坚虽然早在1580年就获准进入内地，可是，当时他都是跟随葡萄牙商人在广州参加贸易，每年两次，每次大概两个月，初期“白天要到城里办交易，晚上都要回到船下过夜”[133]。罗明坚在1583年2月7日致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曾经提到，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他曾经觉得成功正式进驻内地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视察员神父（范礼安）要我无论如何，非进入内地不可。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是超出人力所能做的，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进入，尤其皇帝明文禁止洋人进入——闭关自守。虽然如此，我由于服从，仍有几次伴随葡籍商人一块到离此有七十里的港城，名叫广州（原文广东），在那里和中国人交易，但不能长期居留，三个月之久外人都住在船上。为我最不利的是从前有一位葡籍耶稣会神父，曾归化了一位中国青年，想要受洗，这事在广州曾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中国监察御史与澳门百姓皆群起干涉，因此海道——该城最高长官下令，今后广州不许“窃夺”中国青年的葡籍神父居留，应把青年归还其父母……[134]

后来，罗明坚与“海军司令海道”成为朋友，获优待不用回船上过夜，但当时罗明坚要开展传教活动，还是困难重重[135]。就是1582年底，罗、利二人数次获准进入内地，因为官方命令的反复和民众的猜忌，他们曾经居无定所，必须小心翼翼，活动的自由度不大[136]。像1583年初进入内地后，罗、利二人原本以为可以获得在中国居住的许可，结果不仅没有获得许可，二人在回程时还发现香山衙门贴出以下告示：

为本省公益为布告事，澳门居民应加注意。据人民诉怨称，近在澳门境内不时有破坏法纪之行为发生，此皆因中国籍翻译员所引起。渠等游说洋人并教授彼等学习中国之生活方式。尤有甚者，根据情报，渠等已说服某些神父学习中国语言，研读中国文字，而今此批神父提出在省会居住要求，并拟修屋建堂。本督郑重声明，此种行径，有损国体，盖吾国绝不会因接纳洋人而获益也。今后如再有翻译人员从事此项工作者，格杀无赦。[137]

虽然告示贴出一周后他们又获邀前赴内地，可是，从告示的内容可以推断，当时内地官民对传教士仍然有明显戒心，协助传教士学习中文是死罪，二人要在内地用中文刻印书籍应该会有忌讳。因此，在1584年底肇庆知府王泮公开接纳罗、利二人以及协助其刻印利玛窦的地图以前，他们在内地的行动自由应该相当有限，虽然这种限制与他们能否在内地刻印书籍不一定有关。相对而言，二人在澳门时，既可以自由传教，也早有固定的居所，这个居所不单是他们生活和学习中文的基地，也是他们向葡萄牙人以至华人进行布道的重要场所，更是他们招揽华人入教协助翻译工作的地点，因为当时的耶稣会会院，设有华人也能入读的学校。

耶稣会在澳门创办的圣保禄学院（Cole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138]虽然在1594年才正式成立，可是，“早于1571年，耶稣会已经于名为天主之母的小教堂附近开设小学，教授华人及葡萄牙人子弟写读。……1575年，安东尼奥·瓦兹神父（Antonio Vaz，生卒年不详）任校长，办学成绩骄人，遂成当时名校，家长为子女争相报读。1592年，学生已达二百人。除澳门居民子女外，学生亦包括彼等之童奴”[139]。

1579年罗明坚抵澳时，已经有不少“到澳门售卖食品和其他粮食的中国人”[140]入教。由于入教人数增多，罗明坚就在该年，在当时的耶稣会学校——圣保禄公学[141]中建立了一所传教实习所（Oratorio of St.Martin），“利玛窦称之为‘圣玛尔定经言学校’”[142]。罗明坚称：

我称这座房舍为“经言学校”，因为在这里我们给中国人讲道理付洗。这座学校非常重要，外教人也对它非常佩服，这个学校可谓是归化庞大中国的隆重开始。……

目前我正在这里学习中国语文，……这些教友无疑将是最佳的翻译，为传教工作将有很大的助益。[143]

经言学校既是罗明坚向中国人布道的地方，也是向早期入教的华人学习中文的地方，而且，这些早期的华人教友，应该也是最早协助罗明坚翻译宣教单张和圣经的人。这种可以向华人开教的自由，与当年内地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再者，按当年利玛窦对于中国印刷术的记载，中式雕版非常方便，不用到大城市的书坊，“家仆”已经可以充当印工帮忙，因而对尚未在肇庆稳定下来的二人来说，澳门似乎是个更容易张罗好印刷工作的地方：

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与西方的有所不同。中国字的数目极多，不能用西方的办法，不过现在也采用一种拼凑法。他们最流行的办法，是取梨木或苹果树木板，或枣树木板，因为平滑无节，把要刻的字或画反贴在上面，然后细心把纸拿开，留在木板上的只有字迹。最后用刻刀把字里和字外的地方挖深，只让字迹或画迹凸出。用这样的木板想印多少张就印多少张。这种办法为中国字相当容易，因为常比我们的字大；西方文字用这种办法就不易了。

至论速度，我觉得，西方印刷工人排版与校对一张所用的时间，与中国工人刻一块版的时间不相上下，也许中国工人用的时间还少一点。所以印一本中国书比印一本西文书的费用较低。中国人的办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木板常是完整的，何时想印就印，三四年后，也能随便修改，改一个字易如反掌，改几行字也不甚难，只要把木板加以裁接。故此在中国才印了许多书，每人在家都可以印，从事刻版的人数极多。一本书的版刻好后，印起来就不再须（需）多少费用了，就像西方刻过的几本书一样，想要多少，家仆就能印多少。[144]

上述的环境和技术因素，虽然未能确证罗明坚的早期中文作品是在澳门印刷的，可是，这些因素足以让罗明坚和利玛窦以至其他早期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有条件在澳门的耶稣会会院或学校雇用工人以中式木刻雕版印刷，而且，根据日本学者松田毅一的考证，曾经长期在日本传教的范礼安神父，在1585年从果阿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同时寄去了在澳门雕版印刷的罗马字与汉字对照的字母表，又在1586年1月14日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明确提到在中国澳门印刷可在日本使用的罗马字本[145]。这一段考证可以证明，至少早在1585年，耶稣会神父已经将中式的雕版印刷术应用到印刷西欧文字之上。

耶稣会传教士对雕版印刷术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在他们的中文出版活动中。澳门史学者博克塞（C.R.Boxer）曾经分析法裔东方学者考尔迭（Henri Cordier）编写的书目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e en Chine（Paris，1901），他认为当中有两本被标注为在香山印刷的图书应该是在澳门印刷的。一本为：Relation Sinceray Verdadera，Heungshan（but probably at Macao），1712[146]。此书的书名意为“真诚与诚实的关系”，内容是介绍和捍卫葡萄牙在远东享有的保教权，现仍有原件存于葡萄牙，也被收入了《澳门教区档案》[147]。另一本则是：Jornada que o Senhor Antonio de Albuquerque Coelho…fez de Goa athe chegar a ditta Cide ［de Macao］，by Joao Tavares de Velles Guerreiro，Heungshan（probably Macao）1718。该书记录了澳督古尔路（Antonio de Albuquerque Coelho）从果阿到澳门的行程，现有原件存于美国文尼苏拉图书馆（Manisola Library）[148]。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本书所注明的出版地都是香山（Heungshan）。当时，葡萄牙人在澳门还没有真正实行殖民管治[149]，居澳的华人和华人社区都是归香山县管理的，这说明被注明是在香山（Heungshan）出版的图书的出版地点很可能就是澳门。

值得留意的是，这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距离第一部西方印刷机第二次离开澳门的1620年有近一百年的时间，这说明即使在澳门丧失了西方印刷术的技术条件以后，天主教的传教士还是可以用中国的雕版印刷进行出版活动。最重要的是这些出版物兼有中文与欧洲语言。而且，他们将雕版应用于印刷西欧文字的尝试，早在十六世纪便已开始。

这些都说明，十六世纪天主教入华时，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在1588年引入西学——西方活字印刷术以前，曾经以中式雕版进行印刷活动，刻印了他们首次用中文译出的“天主”二字，这才是中西初识时技术交流的起点，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初，传教士来华后首先进行的，不是西学东渐，而是东学西用。澳门出版史的开端，很可能是由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以中式雕版印刷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