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口迁移的新趋势

自1985年以来，府村的一些村民便开始把他们的成年子女送到外地的亲戚家以争取其他工作机会，因为这样可以比留在府村有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该地收入比南部的农区要高，仍有一些南部农区的人借结婚或投亲迁入府村。到了80年代中期，迁移的总趋向就从迁入变为迁出。从20世纪20～30年代的“耪青”到80年代的外出打工，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季节性迁移无论就其形式或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形态的农民“北上垦边”到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济，发展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新政策的商品经济发展又推动了新形式的人口流动。

表1介绍了1988年和1989年府村劳动力（季节性或常年）外出务工的情况：外出距离、务工地点和工作性质。全村72户中有43个青壮劳动力（包括7对夫妇）在外地做工。43人中，除了两个蒙古族青年去其他苏木的亲戚处从事牧业劳动外，其余的人全都从事非农（牧）业劳动：油田、砖瓦厂、建筑队、工厂……其中38人的工作地点出了县境，有的甚至远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阿拉善盟。

表1 1988年、1989年府村村民外出务工情况

与沿海地区相比，赤峰地区的乡镇企业起步缓慢。1987年翁牛特旗6镇调查数据表明，全旗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不到旗总人口的4%，在20世纪80年代从本旗乡村进入城镇工作的（包括白天进镇做工、晚上返回农村的“摆动人口”）仅占同期进镇人口的32.5%。这些数字反映了内蒙古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总的来说是比较低的。赤峰地区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不发达，无法吸收较多的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府村村民外出做工要出县甚至出自治区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相对放松了对劳动力的就业地域限制，也使这种外出做工在客观上成为可能。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孙维先家的情况。户主有一个参军的哥哥，退伍后在阿拉善盟的一个国营农场工作。孙维先于1977年去探了一次亲，了解了一下情况，并与哥哥商议好把女儿送过去，让自己的一个女儿去投亲。在嫂子的介绍下，孙维先的这个女儿在那里与一个农场职工结了婚。由于农场收入高，她每年寄钱接济父母。1987年本村收成不佳，孙维先就让小儿子去投靠姐姐。姐姐为自己的弟弟在当地砖厂找到一份工作，他的弟弟随后又介绍同村的3个年轻人去这家砖厂工作。这是典型的“链式迁移”（chain migration），一个环套着另一个环，环与环之间总有某种亲友关系。1989年在这家砖厂干活的年轻人每年可挣3000元，虽然远离家乡，但他们感到比较满意。孙维先的二儿子在县城的建筑队做学徒工，村里只留下大儿子帮助照看农田。由于采用了这种把孩子送出村去做工的策略，孙家成为本村第二个最富裕的家庭，1988年虽然遭受了旱灾，人均年收入仍然达到1625元。

就府村的情况看，当半农半牧区的村民因本村经济不景气而考虑送子女外出做工时，蒙古族倾向于送孩子去蒙古族聚居的牧区，而汉族则倾向于送子女去城镇从事非农业劳动。半农半牧区的蒙古族仍有放牧的技能和愿望，他们对农业劳动以及城镇中的工业、建筑业和手工业劳动不习惯，去一个传统蒙古族社区从事畜牧业是他们所企望及努力争取的。而汉族农民则努力进城镇做工，努力在户籍上实现“农转非”。当年这些农民或他们的父辈迁来时，曾是那么热切地开垦这片“处女地”，几十年后，草原变成了半沙漠化的贫瘠之地，他们逐步对这片土地失去信心。青年人去外地谋生便是对本地前途缺乏信心的明证。

自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形式和流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即是从50年代至70年代从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往地广人稀的西北边疆地区的迁移变为相反方向的迁移。东南沿海地区尽管人口稠密、耕地紧张，但在新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经济作物、养殖业和乡镇企业仍可吸收相当数量的外来劳动力，且收入明显高于西北和北方的农业地区。所以不论是城镇还是基层农村，都出现了从西北向东南较发达地区、从边疆向中原和沿海地区的新迁移潮。图2所表示的府村村民外出做工（非永久性迁移）的地点分布和流动方向，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迁移的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