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府村的族群关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自第一户汉族迁入府村，60多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已很难在村民中分辨出谁是汉族，谁是蒙古族。从村子的外貌、房屋的建筑风格、人们的服装等方面看，这个半农半牧区的村子与赤峰南部农区的村子也已十分相似。当蒙古族牧民开始向汉族移民学习务农并把农业当作主要经济生产活动时，这个生产方式上的根本性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各方面（服装、饮食、住房、生活起居习惯等）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

当14岁的苗生随父母一起来此地时，苗家是全村第一家汉人。我们调查时他已75岁，他告诉我们由于那时所有的邻居都是不通汉语的蒙古族牧民，他们学会了用蒙古语与邻居们交谈。随着村民中汉族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随着整个地区汉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强，学习语言的趋势从汉族学蒙古语逐渐转变为蒙古族学汉语。当村中汉族户数超过总数的一半以后，汉族的孩子们可以相互在一起玩耍，与此同时，蒙古族的孩子们为加入这些群体则开始学习说汉语。

周围的村子由于都处于半农半牧区并接受汉族移民，情况大致与府村相似。由于距离县城乌丹镇很近，府村在许多方面也受县城里风气的影响。县城中的行政、工商、教育、医疗、服务等机构和行业都以汉族为主体并通用汉语，这样更提高了汉语作为蒙汉两族相互交流的语言工具的地位。发展的最后结果是：汉族不学蒙古语，蒙古族普遍学汉语。而蒙古族普遍学汉语、讲汉语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其对本民族语言的逐步遗忘。

对于这种变化，许多中年以上的蒙古族居民流露出某种忧虑之情，他们担心随着语言上的变化，今后蒙古族的族群特征会逐渐消失。1985年调查时，我们问到蒙古族户主对他们的孩子在语言学习方面的选择，绝大多数户主都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兼通汉语和蒙古语：学习汉语后可以学习科学技术、进行社会交流和在全国范围内争取更多的个人发展的机会；蒙古语可以使他们继续保持本族群的文化传统和族群意识。

我们在府村访问了一个50岁的蒙古族妇女，她有2个儿子和4个女儿，丈夫已经去世。与她同住的二儿子（26岁）已几乎完全不懂蒙古语而且娶了一个汉族妻子。她很希望两个小孙子能说蒙古语并努力教他们，但是似乎成效甚微。因为小孙子们在本村小学上课使用的语言以及课余与同伴们嬉戏时的语言都是汉语，所以孩子们即使在家中也总是讲汉语，更何况他们的父母都不懂蒙古语，奶奶一个人的语言教学作用总是有限的。

1985年我们在赤峰南部纯农区的喀喇沁旗调查时，发现语言的同化现象更为普遍。在我们进行户访的下瓦房村，350户村民中有48%的村民户籍登记的民族成分为蒙古族，但找不到一个人能讲蒙古语。下瓦房村建村日期为1679年，由于靠近河北省，汉族移民自明代便开始迁入，在清代中叶转变为纯农业区域。村中现有的大部分瓦房都是晚清和民国初年建造的，雕脊飞檐，清一色的华北汉族建筑风格。在汉族的影响下，本地蒙古族几代人从事农业并完全处于汉文化熏陶的环境之中，逐渐忘掉了本民族的语言。

与下瓦房村相比，府村蒙古族居民中50岁以上的人尚能讲流利的蒙古语，30岁至50岁之间的人能听懂和不流利地讲蒙古语，30岁以下的青年基本上听不懂也不能讲蒙古语。如果说下瓦房村蒙古族在语言方面已完全被汉族同化，那么府村则仍然处于语言同化的过程之中。

府村的语言融合过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是汉族学蒙古语，到50年代转为蒙古族学汉语。50年代出生的蒙古族孩子在一个汉语的大环境中成长，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仍能听懂蒙古语，但在与外界交流时则完全使用汉语，因而讲蒙古语的能力较差。到了70年代他们做父母的时候，他们已不能与孩子讲蒙古语，无法给子女提供自己的父母过去曾给自己提供的语言环境，所以70年代后出生的蒙古族孩子就连听懂蒙古语的能力也丧失了。某些家庭的祖父母辈试图教这些孩子们蒙古语，但由于缺乏父母的配合，作用有限。与此同时，学过蒙古语的最早的汉族移民（如苗生）在语言同化的新趋向下，逐渐把早年学习的蒙古语遗忘了。50年代后出生的汉族居民自儿童时代起就没有学习蒙古语的动力与环境，汉语自然而然地被他们认为是家中和社交场合中的通用语言。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在锡林郭勒盟北部牧区当过几年牧民。当年这些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来到草原上的蒙古族牧业社区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能说流利的汉语，这些汉族青年住蒙古包，学习放牧，并为了在生活、生产中与当地牧民交流而努力学习蒙古语，其中一部分人经过几年的努力可以讲得很流利。除知识青年外，迁到草原地区定居的其他零星汉族农民和手工艺人（木匠、铁匠、皮匠、车把式等），为了与主体民族共处和交流，也都学习蒙古语并接受了部分蒙古族的风俗习惯。这可作为另一种导向的语言同化的例子。

由于汉族和蒙古族各自的传统生产活动不同（农业与畜牧业），农区和牧区就成了两个族群各自的聚居地，并在各自区域内形成主体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用哪种语言也可被视为辨别主体文化的一个标志。1985年在赤峰41村调查的结果可以清楚地说明社区中居多数的主体族群对语言同化趋向具有主导作用。从表3可以看出，农区的蒙古族仅占人口的16.3%，其中96.3%的蒙古族户主能讲流利的汉语，而完全不能讲蒙古语的蒙古族户主已多达34%。由于表3只表示户主及其配偶的语言能力，未成年人的语言向主体族群（或称为本地居民中的多数族群）的趋同可能会更加明显。

表3 1985年赤峰调查被访户户主及其配偶的语言能力

牧区的蒙古族占人口的70%，蒙古语的流行程度必然要大大高于农区，许多汉族学习蒙古语。但相比农区蒙古族学习汉语的程度，牧区汉族户主中只有26.8%的人能讲流利的蒙古语，52.8%的人甚至完全不懂蒙古语，而牧区的蒙古族户主中有73.2%的人能讲流利的汉语。这反映了汉语作为我国通用语言（包括在少数族群自治区域）在语言使用方面对各族群的影响。

另外有两个原因有助于说明表3所反映的农、牧区村民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差异。第一是我们调查的主要区域是翁牛特旗的半农半牧区，即农牧交叉并存的地区，相比北部草原的纯牧区，半农半牧区的蒙古族牧民与汉族农民交往的机会和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机会要多得多。第二是赤峰地区靠近河北省和辽宁省，有铁路经过，交通便利，在城镇中汉族的比例大大高于锡林郭勒盟（以下简称“锡盟”）北部的牧区城镇。城镇中的语言使用和文化习俗对周围区域（包括牧区）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牧民来到城镇购物、就医、上学等，必然要与城镇的居民和职工打交道。翁牛特旗政府所在的乌丹镇的商店售货员、医院医护人员中能讲蒙古语的为数不多，与之相比，锡盟北部东乌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的商店售货员的汉语则讲得十分生硬。所以，尽管在户籍和生产活动方面同属牧区，但位于草原纯牧区的牧民与位于半农半牧区的村民，所受的文化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府村可以作为半农半牧区文化融合的一个例子。在从以牧业为主转向以农业为主的过程中，汉族人口的比例逐渐增大，受本村与邻近地区居民民族构成和文化习俗变化的影响，语言学习的趋向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以蒙古语为主到以汉语为主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