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农业和畜牧业一直是府村经济的两个支柱。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水利灌溉系统，本地主要的作物品种是谷子和玉米。在本旗政府部门的鼓励下，20世纪60年代引进了专供榨油用的葵花品种。县城建了一个榨油厂，推广葵花种植。当时葵花子收购价为1公斤1.40～1.50元，玉米和小米为1公斤0.20～0.30元，种葵花比种谷子和玉米收益高，所以本地许多农民转而种葵花。这种情况在80年代实行承包制后更为普遍。

有经验的农民告诉我们，葵花比其他作物更消耗地力。种过一年葵花后，棕色土就变得灰白而且地表板结。以本地的情况看，较合理的办法是每种一年葵花后，应当种两年大豆或谷子以恢复地力。在承包制实行之前，公社和大队有计划地安排播种面积和作物品种。但自1982年以后，这种行政控制已经不存在了。

在我们访问的农户当中，有14户1988年在责任田里全部种了葵花，另外10户的葵花播种面积都不同程度地超过其他作物的播种面积，有9户40%以上的收入（1988年）靠卖葵花子（参见表2）。长期以来，政府实行粮食低价收购的政策，而近年来粮食生产成本（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电费等）不断提高，种粮食的收益越来越低。所以农民十分自然地选择种植经济效益高的葵花。“种粮不如买粮”，农民们也很清楚连年种葵花对土地肥力的损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一变再变，农民们不知承包制究竟能持续几年，目前承包的土地是不是还有可能被收回，所以他们“管不了以后的事，赚一年是一年”。在这种心态下必然是“短期行为”的掠夺式经营，同时不肯在土地上做长远的投资。连年种葵花正是这种“短期行为”在本地农业生产中的一种表现。

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近两年本地开始流行一种被村民称为“菌核病”的葵花传染病，引起花盘糜烂。因此种葵花的收入大减，葵花的播种面积也随之减少。有人开玩笑说，这种病也许目前对农民们的钱包不利，但客观上替他们保护了土地资源。

畜牧业是府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28年以前，本地尚无农业生产，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农业才成为本村经济中引人注目的部分。由于政府重视粮食生产，“以粮为纲”，许多草场被垦为粮田，畜牧业降到次要地位。1980年与1930年相比，府村的人口翻了几番，牲畜头数却减少了40%。

1981年实行承包制以后，本地畜牧业的面貌完全改观。首先是开放搞活以后，南方的轻纺业得到很大发展，同时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对羊毛、羊绒的需求急剧增加，收购价格直线上升，直接刺激了农牧民养畜的积极性。譬如山羊绒在70年代初期1公斤只有7元，1985年涨到1公斤76元，1988年私人收购的最高价格达到1公斤220元。1989年夏天供销社系统的收购价约为180～200元。于是山羊简直成了摇钱树。与此同时，绵羊毛、牛羊肉、皮革的市场价格也一提再提，畜牧业在市场需求的强力刺激下迅猛地发展起来。

巴嘎塔拉苏木共有19个自然村（包括府村），自1981年至1988年，短短7年间牲畜总头数翻了一番。其中山羊发展得最快，从1981年的5000只增长到1989年夏天的23887只，几乎增长了4倍。这一数字只是农牧民在政府进行生产统计时自报的数目，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多得多。苏木的统计助理讲道：有1户牧民自报有1100只山羊，但人们都认为他的山羊至少有2000只。承包制实行后，牲畜分到了户，草场也由各户来经营。正像苏木、嘎查无法限制葵花播种面积一样，基层行政机构也无法限制牲畜数目的增加速度和对草场的掠夺式放牧。

养羊卖毛卖绒显然是发财致富的一个好办法。随着村民拥有牲畜数量的增加，牧业收入又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在我们访问的21户村民中，有10户40%以上的收入靠牧业。

但是，养山羊正像种葵花那样，虽然短期经济效益很好，但无限制地盲目发展会导致自然生态的破坏，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山羊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们会干净地剥光树木和灌木的皮，仔细地刨出地下的草根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在缺乏食物的冬季和春季更是如此。根据苏木草原站的一位兽医介绍，一只山羊对草场的破坏可与五只绵羊相比。山羊的急剧增加迅速导致草场的沙漠化，对灌木的破坏导致沙丘的扩大与流动。据旗草原站老技术员介绍，翁牛特旗的沙化面积从1956年的43万亩增长到1988年的500万亩，沙漠面积从1950年的200万亩发展到1988年的860万亩，如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只需16年全旗就只剩下沙漠了。[11]由于生态的恶化日益明显，在草原畜牧工作者的呼吁下，旗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各户人均山羊数目不得超过两只，对于超过的山羊按每只每年15元的标准征收“草原建设费”[12]。

虽然政府有明文规定，但在承包制下的基层干部既没有权威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一规定。在府村所属的苏木，1989年夏天全苏木村民自报山羊数就超过了人均4只，但根本没人交纳“草原建设费”，这个文件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在新的体制下，政府关于保护自然资源、合理限制牲畜头数的政策不但被视为一纸空文，而且被一些人公然嘲弄。我们在调查期间碰巧参加了巴嘎塔拉苏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三级指苏木、嘎查、村民小组，即原来的公社、大队、小队），当苏木书记在会上强调限制山羊数目以保护草场时，一个村干部公然大笑表示不屑一顾。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人至少拥有2000只山羊，卖山羊绒使他1988年的收入超过30万元。这使他成了全赤峰农牧民中有名的富户。他所在的牧业村在1985年也曾是我们户访调查的村子，当时村周围已是一片沙丘，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山羊数目增长到这么惊人的程度，我们很担心附近的生态更加恶化。据说这个牧民曾向人谈到过他的打算：一旦把周围的草场和沙漠里的灌木丛全吃光以后，他便卖掉所有的山羊和羊绒，带着这几年靠山羊积攒的万贯家财搬到赤峰市去开旅馆，继续发财享福。更有人讲他在赤峰已买好了房子。他的邻居们抱怨说：“他将会给我们留下一片不毛之地，但任何人都拿他没有办法。”据说连旗政府还曾向他借过几十万元以填补财政亏空。邻居们所能做的，只是当他去供销社买东西时，悄悄剪去他的马尾巴，或是夜里丢石头打破他家的玻璃。为了对付这种骚扰，他便用好酒好肉款待苏木派出所的警察，请他们“维持秩序”。

由于该村周围草场很差，我们很奇怪在哪里放牧这几千只山羊。人们告诉我们说，附近有个国营的松树山林场。现在各地国营林场管理松懈，这个牧民与林场场长关系很好，他的山羊实际上是在啃这个林场。由于基层干部无力制止这户牧民的行为，客观上是鼓励了其他人为发财也大养山羊，造成本地生态的急剧恶化。同农业的种葵花一样，牧业中的过度发展山羊，也是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期行为”，这给生态脆弱的半农半牧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987年赤峰调查结束之前，我们曾去了一次这个村所属的旗杆嘎查。尽管距我们1985年的调查只有两年时间，南面山坡上原来的两三个小沙丘就已经连成了片，沙漠地带至少扩大了5倍。1989年我们未能再去，但可以料想随着山羊数目的成倍增长[13]，半沙漠地区的生态只能更加恶化。

府村周围的生态变化也非常明显。1985年我们在该村调查时，村边还可以看到一丛一丛长得很高的“德日苏草”，村里还兴办了编织业，组织了几十个女孩子编小筐、小篮向外推销。1989年再去，村外只剩光秃秃的一片地，几乎寸草不见，牧民只好到远处去放牧。植被的破坏使水土无法保持，从而降雨量减少，而降雨量的减少又引起植被的进一步恶化。府村的村民们和他们的邻居们一起陷入这样一个生态的恶性循环之中。

人口迅速增加，草原不断开垦，以及近年来农牧民“短期行为”的掠夺式经营，终于使本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无力维持下去了。1988年和1989年连续两年的大旱灾，便可部分地被视为人们自己种下的苦果。1988年府村的农业几乎颗粒无收，1989年夏天的情况表明该年一点也不会比前一年要好。当我们户访时，村民们向我们述说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第一，1988年的旱灾使人们早早地吃光了存粮，这一年庄稼没有收成，同时葵花也没有结籽以提供买粮的现金。

第二，旱灾使1989年的粮价大涨，人们动用存款或借钱买粮时要大大超出以往的开销。如小米在自由市场上卖到0.60元一斤，玉米0.30元一斤，白面0.80元一斤。

第三，旱灾使1988年干草产量大减，以致1989年春天干草卖到了0.16～0.17元一斤，接近前一年玉米的价格。由于看到前几年卖羊毛、羊绒的经济效益，不少府村村民1987年买了羊，那时人人都买，羊价大涨，1只成年母绵羊卖到210～220元[14]。不料随即大旱，自家打草数量不够，在冬春季人们只好买草救羊，这些牲畜还没有给主人带来幸运，却先侵蚀了他们的钱包。1989年秋天的干草收成只能更糟，冬季的形势将更为严峻。

第四，正当人们预感到1989年冬天干草价格要涨并决定及早卖掉牲畜时，市场上羊的价格又开始大跌，因为大家都持同一想法而急于出售自己的牲畜。一个苏木干部估计，在入冬之前本苏木的牛羊会有近半数被低价卖掉或宰杀，人们预测羊的价格会跌三至四成。高价买低价卖，对这些不富裕并急于求富的农牧民们来说，真是一件伤心事。

人们对干旱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再有公社时代有组织的“抗旱”运动和兴修水利。府村的干部和村民面对当前的困境，不得不思索今后的出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