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增长极”的大城市与“分割”特征

后发经济体工业化过程，基本上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聚集、形成增长极的过程，以此推动产业复合体在城镇中出现。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通过其推进工业化的一种机制。增长极首先体现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先导产业增长，而后是产业综合体发展。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其物质载体表现形式或包括各类别城镇、产业、部门、新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等，通过产业纵向分工和“扩散-回流”机制进行区域的组织和推进。

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时期的大城市，上海市是中国发展的“增长极”，是中国所有先导产业培植的中心，成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快的典范。2007年工业化带来的高增长阶段逐步回落后，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纵向一体化分割和制度分割显露出来，追赶所导致的经济异质性加剧，构成由高速增长向均衡增长的主要障碍。分割产生的内在原因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下“增长极”对资源的过度集聚和依赖、先导产业的国家战略支持和“选择性融资支持（Selective Financing）”。这三条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了问题，上海在工业化中的高产业关联性主导产业从高度聚集过渡到处迁阶段，如钢铁和重化工、造船和汽车制造等高关联产业因环保、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等多因素要转移，选择性融资支持也失去对象，工业化中的资源集中变得没有方向了。城市中企业空间聚集和创新活动赖以发展的“横向联系聚集-创新模式”——即所谓的“面对面交流”、“劳动力流动”、“企业家创业聚集”和“大学知识外溢”等的创新机制，与原有的工业化推动的“纵向一体化”聚集有着巨大的差异。工业化推动的纵向分割主要表现是各种各样的结构双重性（Dual Structure）；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产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区域间生产率的差异；（在中国）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以及相应工资差异等。

以上海为例做简单的测量，得出上海经济分割现象见下述四张表格表1-1、表1-2、表1-3和表1-4，分别从企业规模、企业所属关系（央地企业）和企业所有制关系三个层面，给出上海效率和工资分割状况的简单说明。前期《上海报告》中，我们已经就二、三产业效率差异问题，给出过比较详细的说明，因此，这里就细分行业和工业企业的问题进行分析。

1.大中小型工业企业效率分割显著

表1-1、表1-2是按照工业企业规模对效率分割给出的比较。截止到2011年，经过30年的规模化扩张，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装备差异比较明显。

表1-1 上海按规模分的工业企业效率双重性：2011年

表1-2 上海按规模分的工业企业效率双重性：2002年和2007年

从2011年与之前年份的总产值劳动生产率对比来看，尽管中小型工业企业与大型工业企业表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但是两者差距依然较大，除去1万人以上的大型企业，3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约为小型企业的2～3倍。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效率差异，主要来源于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差距。从数据可以看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人均总资产的差异，也通常在2～3倍。

一般认为，由于资本存量较低，中小型企业往往比大型企业具有较高的资本利润率，因为只有这样，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才能实现自由竞争的利润均等化和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追赶。但是，上海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在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差距缩小的趋势不显著，这是规模化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2.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分割显著

表1-3中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的分割，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的差异上。从2002年以来的情况看，上海市地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装备，与中央企业的差距愈来愈大。地方工业企业的资产增值能力（资产利税率），在2007年以前与央企有较大差距，但近年来差距逐步缩小，2011年基本与央企资产利税率持平。

表1-3 上海中央、地方工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双重性

3.不同所有制行业分割显著

表1-4提供了上海不同所有制行业的工资比较，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外资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总体印象是，汇聚了中国个体私营小企业的“其他单位”与国有、集体、外资单位的工资差距，在各个行业均比较明显（除去个别行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海国有单位工资与外资单位比较起来，只要是行政垄断程度低的行业——特别是服务业中一些垄断程度较低的行业，外资单位工资都比国有单位高。

这仅仅是企业、产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些特性测量，而更深刻地体现在传统体制的分割上，如开发区听其名就知道隶属哪个部委——带有科技的开发区隶属科技部，带有商务开发区的隶属商务部；保税区与海关相关，金融示范与一行三会相关，而部委资源都倾向于自己的孩子，因此开发区也变成了纵向分割的产物。而部委类的监管体制直接妨碍了企业的横向跨界创新，我们调研的大量企业和机构多遇到主管部门监管分割，他们认为当前打破“分割的栅栏，就获得超额的利益”。城市创新的核心是聚集导致的知识外溢，没有横向交流，知识外溢便无法实现。如我们调研的上海三鑫公司通过自己努力打破产学研中的各类瓶颈，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表1-4 上海行业工资的制度双重性：工资指数的比较

若把工业化历程回溯至改革开放之初，即使像上海这样有着深厚工业底蕴的大城市，其增长轨迹也呈现出鲜明的“资源禀赋产业（纺织服装）→规模化重化工业（钢铁石化）→差异化专业分工（机械设备制造）”雁阵追赶模式。上海以其区位优势取胜，其成功之处在于，只是用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迅速的规模扩张。但是，由于创新型追赶能力的缺乏，上海只能算是一个国内工业化的成功领跑者，而非国际市场竞争的合格参与者。换言之，就生产组织而言，上海工业化是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低效率环节上运作，工业规模扩张走的是一条“原材料进口支撑制成品出口”的初级重工业化道路，而非“机械进口支撑机械出口”的高级工业化路径。这种状况下，服务业只是作为工业规模扩张的分工形式存在，高增长的“回波效应”导致优质资源过度向工业集中，工业与服务业分割和效率差异由此产生。高速增长时期，这种差异常常被规模化扩张的追赶动机掩盖，一旦出现减速和规模化扩张约束，由分割、服务业弱质性所导致的结构升级瓶颈将会凸显，可持续的一体化均衡增长诉求将无法达成。

重化工业化时期高增长所造成的经济集中现象，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构双重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导性特征”，将大行业（重化工行业）和小行业（如当时的服务业）、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差异拉开。动态机制是在选择性融资支持下，资本资源向大行业、企业集中，推动大企业资本深化加速，导致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率差异和工资差异。

选择性融资支持是政府主导赶超经济模式下常用的方法，亚洲、拉丁美洲甚至工业化早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使用过。在中国工业化规模扩张中，选择性融资支持一方面表现在区域增长极的发展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央企、地方大型企业的重点支持上，对于遍历工业化各个追赶阶段的上海，这方面的体会尤为深刻。选择性融资支持不仅抑制了中小型工业企业的资本深化，而且以小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更是备受冲击。产业发展极化的回波效应，以及工业部门分割对服务业部门的涓滴效应让人印象深刻。

重化工业时期广泛存在劳动市场分割现象。道格拉斯-有泽广已法则认为：城市家庭财务状况是决定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户主为了养护家庭而工作，如果户主收入降低，家庭其他成员不得不为了获得收入出去就业（因此，户主收入越低，家庭就业率越高。对于农户而言，当农业收入较低，家庭成员为了提高收入，不得不外出寻找副业就业机会，以贴补家用）。以获得基本生活收入为动机、而非以获得竞争性工资为目的就业方式，成为低效率中小企业增长的土壤。由于经济追赶的投资需求成为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拉动能力的低下只是次要问题。但是，一旦经济高增长结束，由分割导致的收入增长差异过大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将会逐渐变成经济稳定增长的障碍。

工业化赶超过程的纵向分割和相配套的管理体制分割在上海市调研和各类指标测量中随处可见，并把城市的“聚集-创新”功能碎片化。当规模化扩张结束，经济减速发生时，分割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规模化扩张的内在机制是“干中学”和模仿，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发生，技术的可获得性加上廉价的资源使用，仍然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但当规模化追赶结束，经济向可持续均衡路径转型时，技术创新的网络化效应将成为必需。上海市必须摆脱增长极堆积起来的城市模式，加快打破“分割”步伐，重塑城市“聚集-创新”功能，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中国经济整体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