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不动摇
任何重大的理论争论，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反映。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1]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关头，必须具有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大战略定力，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
我们的理论自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其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适用，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二是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必定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具体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在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防止简单照搬这些原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明确而坚定的理论原则。
近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争论是对我们坚守上述理论原则的重大考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在当代中国则体现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在今天坚持这一理论是理所当然的。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可怕的是一些无端的联想和无稽之谈居然能够作为“常识”去封杀真理，例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制造阶级斗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告别革命”等错误推论，已成为一些人信奉的“常识”。正是这些“常识”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使得一些正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居然就可以引发一些人的大喊大叫、大动干戈，甚至还可能形成气候。这就一再警醒我们，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的同时，更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实际运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具发展性和创新性的宣传。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形成、阶级划分、阶级斗争、阶级消亡、阶级分析等思想的概括，为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生产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阶级消亡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一 在今天为什么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动摇？
第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确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依据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这一基本思想的概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即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地位、阶级斗争的历史主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方向地位，从而完整地构成了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否定这一理论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根本性颠覆。
同时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精髓不在于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而在于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写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原理，划清了这一科学理论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根本界限。它揭示了阶级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趋势，反映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对策。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所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都是围绕着各自的阶级利益进行的，然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扩大本阶级的私利，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消灭阶级”。因此，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类才能最终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镇压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反抗的革命斗争中，所主要依靠的思想武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学说。正是从这一角度，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斗争的规律称为“历史运动规律”，并认为运用这个规律是科学地理解阶级社会历史的“钥匙”[5]。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和实践性，是适用于认识全部阶级社会，并有条件地适用于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趋于消灭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因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之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6]“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7]。列宁强调，在人类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弄清这一切光怪陆离、异常繁杂的情况，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有关的情况，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8]“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9]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10]
第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11]，它是和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观察中国命运的结果。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我们对于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任务及其实践方式就有了全新的认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被肢解，人民受欺压。这一残酷现实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必定要分两步走，即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再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因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12]。包含两大主题的历史任务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实践上看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从理论上说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从历史主体上看则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中国近代以来这两大历史主题的不懈奋斗中，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两大历史结论，支撑着我们的道路自信。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唯心史观的鼓吹者看来，入侵尽管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的现代文明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反抗侵略、搞革命和社会主义则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3]处在没落阶段的资本主义，不仅自己逐步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而且裹挟着依附于它的国家走上邪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附庸，而且在文化上处在“无根”状态，既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无力建立新的文化根基，因而只能如殖民主义者所愿，奴性文化成为国民的普遍人格。这使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空前艰巨，不仅需要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还需要重铸民族之魂。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国家危亡开始了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均以失败告终。“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4]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了中国走“俄国人的路”的力量源泉，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5]，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通过阶级觉醒，引领人民和民族的觉醒，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方向。“十月革命”开创的建设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宣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终结，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的缺失（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要想作为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制造言论说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所谓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涉，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是这样一条路，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在此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行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确实奠定了中国道路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制度的合法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在今天，决定当代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文明的冲突”或全球性挑战，而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抉择。人类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走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全人类的和解、多元文明的和谐及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将是幻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表现在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并不是简单依据当时的一些贫富分化事实，更不是基于道德愤慨的情绪宣泄，而是立足于揭示资本主义的客观本质，并最终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马克思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批判分析资本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不是从“邪恶程度”而是从“革命作用”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从而把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这就是说，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建立在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而不是人类理性的所谓“迷误”上。
其次，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过程。资本主义设定了自身的发展极限，表现为自我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原则，是内在否定原则，即自我否定。内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资本主义的最终否定力量来自资本本身。《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个判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7]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指出资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通过追逐超额利润而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因而需要永不停步地自我扩张，而使其止步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却又恰恰就是资本自身。
最后，马克思依据当时资本主义暴露的典型问题，首先是经济危机这一典型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历史趋势。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和人的异化这两大对抗矛盾，而社会化大生产终究要引领人类跨越这一历史界限。引领人类社会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的社会领导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因此，《共产党宣言》庄严地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18]
苏联解体以十分尖锐的方式告诉我们，丢掉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丢掉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虽然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在西方诱导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发生思想演变时，“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当他观察到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在内政外交有关问题上，发表了超阶级的观点之后，曾写道：“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当然不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19]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改革”是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崩塌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关乎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20]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区分现代化的两条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的确事关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
1.由于我们始终坚持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因而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出现阶级分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因而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有效地防止了两极分化和走资本主义邪路。这是我们必须认同的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对此邓小平做出了以下判断：“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经过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21]现在人们思想上的一个疑惑是，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和民营经济迅速扩大，是否意味着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出现？的确，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253.9万户，注册资金39.3万亿元，从业人员达到1.25亿人[22]。有人据此认为当前的私营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超过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23]，从而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这种简单的类比是不可取的，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且不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和1956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从根本上说，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我们还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济体系，是独立的私有制，并依附于国际资本，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而必须进行改造。而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营经济，依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民营企业家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普照的光使得民营经济的性质发生了一种双重性的变化，它主流的一面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因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4]
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某些剥削现象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现象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是“一定政策”允许下出现的剥削现象。这种现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在社会关系层面大体上也属于可调控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存在社会对抗全面激化的可能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25]，因此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对私营企业家进行引导和教育，让他们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贡献。
不仅如此，判定一个阶级是否形成，经济并非唯一的依据，政治意识、社会组织等也是考量的因素。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法国农民时明确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26]因此，一个阶级，只有经历从经济上形成，进而从政治上形成的过程，才算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仅从经济规模的量上就轻言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
但是我们丝毫不否认必须严防两极分化、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和多元化，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值得高度重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27]我们要时刻警醒：“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8]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我们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即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消灭阶级阶层间的社会差别。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就是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维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
2.由于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因而大部分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歧见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阶级分析仍不可替代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根源在于：“这不但因为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而且因为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因为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以及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29]因此，“我们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30]
但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并不是用它“分析一切，观察一切”，而是用它来分析那些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分析那些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根本性问题。首先，在根本制度的建构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邓小平在分析“八九风波”时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1]因此，对公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
其次，在道路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32]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道路问题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对那些迷恋封闭僵化的老路或力图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言行，必须进行斗争。
再次，在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33]对西方资本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对“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分裂势力与分裂活动，必须进行斗争。
最后，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上不能放弃阶级分析。当前，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仍然居于支配地位，“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4]所以，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上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必须看到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部分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等行为的根源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遗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35]。
同时，必须看到，我国当今社会生产生活广大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大多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因而必须严格把握阶级分析的界限。不但要善于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的矛盾，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要努力探索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减少社会冲突的途径，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
3.由于当代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得以不断胜利前进，今后如果没有世界大战一类的世界大变局，我们不会改变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大方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在发展实践中付出惨重代价后总结出的宝贵历史经验。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1956年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36]八大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已经蕴含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思想，以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可是此后由于受到匈牙利事件、反右斗争等事件的影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开始在党内发展起来。毛泽东对我国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最终导致全党中心工作的转向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37]“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3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重新认清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9]。“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0]确认这一基本国情之后，我国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面貌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决维护。
但是必须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否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相反，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运用，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41]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工作，而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原则，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42]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不是游离于党的中心工作之外的累赘，而是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织部分。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必须着眼于其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运用
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必须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统一。在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不否定专政，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其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
我们从维护宪法规定的国家国体出发，在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更需要维护国家的专政功能，强调民主专政的内在统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等等，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43]虽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教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但前提是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的不是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这一国体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否定了这个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及其确立的民主法制就没有合法性。
我们还不断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专政功能的实际运用。毫无疑问，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邓小平在总结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生活反复教育我们，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44]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45]同时，我们要看到，现如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我国仍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在国内也还存在破坏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敌对分子，因此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并正确发挥专政职能。“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46]
我们还充分吸取了苏联在进行“民主化”过程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解体的教训，始终坚持民主和专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邓小平强调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4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始终注意发挥专政的功能，保卫和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没有重蹈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覆辙。
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同时坚持党的阶级基础是个难题。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可以在坚持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可以在向全体人民开放的同时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可以在坚持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的同时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广泛吸纳各种思想资源和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党性立场。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依据是，在存在着阶级划分的社会，不存在抽象的人民性，只有先进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广大人民，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在今天依然是人民性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两大创新：一是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把握并不拘泥于其产业特征（如“大工业”一类）和职业身份（如“蓝领工人”一类），而是注重其“社会特征”（是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根据）及历史使命（是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即注重从先进性上把握其阶级性。二是在坚持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同时，推动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在我国的治国思想中，一脉相承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同时也依据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不断解决重大实践问题，创新和发展理论，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就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这样，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实现全社会覆盖的同时，依然保持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就是要不断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特殊规律，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新概括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时曾经多次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8]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它必须同具体的历史实践密切结合、不断发展，如果它脱离实际、脱离实践，“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49]。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不是要简单重复和教条式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理论的一般表述，而是要突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探索。
“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50]邓小平在认清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国情后，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51]阶级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5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试图探索出一条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能充分地利用资本的活力，同时最大限度限制资本消极作用的道路，这是一条通过劳动调动引领资本发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求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又要求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劳资关系不仅存在着对立，而且也存在着可调和性，这是我们坚持不断探索建立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劳资关系的依据。所谓新型的劳资关系就是要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5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从完善劳动合同、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地位等方面，在逐步淡化雇佣劳动的剥削性、不平等性的基础上，探索出走向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大创造性运用。
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分配方式、组织形式、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更加明显，社会分化和利益分层日益凸显，信息化时代的思想多元、多样、多变以及相应的求新、求变、求异，考验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凝聚力，挑战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不断探索通过大众化的、人类化的甚至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坚定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大众易于、乐于接受的情况下内化于心，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又一个创造性运用。中国梦思想是这一创造性运用的最新表述，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集团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同时还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政治性与生活性的统一。[54]
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实际运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下，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阶级斗争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就必然是范围不断缩小、程度不断缓解、作用不断下降，并最终导致阶级彻底消亡。
3.应着眼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支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断解决“西强我弱”条件下的理想信念问题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是重中之重，又是难中之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55]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的“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等一系列问题，是党在今天首要存在的不适应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在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缺乏足够经验依据的前提下，如何确立共产主义的科学根据？今天的现实状况是“西强东弱”，世界社会主义依然处于低潮，我们如何确立必胜信心？答案是必须借助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
理想信念和哲学世界观紧密相关。“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56]这种不牢固根本就在于对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将信将疑，甚至完全不信。事实证明，树立《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两个必然”）的信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信仰共产主义，必须相信共产党，而相信共产党，则必须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
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论，不是主观的、纯经验性的评价，即不仅不以其他阶级、阶层和个人的评价为依据，甚至也不以无产者当下的自我感受为依据，而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定位现代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中确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因此，马克思关于现代无产阶级的分析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现。
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如同考茨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养活者”。二是现代无产阶级有一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来进行，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问，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与其他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也因而称无产阶级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57]。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三是现代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被剥削阶级，也是唯一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是唯一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阶级。加上自觉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以及一些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加入都给工人阶级的队伍注入了文化的血液，使得作为劳动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终于打破了剥削阶级对文化的垄断。四是现代无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具有严密分工、严格纪律、严酷生活的训练，成为一支可以被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现代无产阶级虽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但它并没有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和奴隶阶级的依附性。这正是工人阶级可能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依据。
有了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才能有纯洁的党性和崇高的情怀，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58]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要让全体党员特别党的领导干部认清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应坚持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要“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总而言之，从目前的情况看，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价值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历史叙述看，阶级斗争是我们分析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根本性话语。历史领域历来充斥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无数杂乱无章的事实、无数堆积如山的史料，只有寻找到令其变化绵延的客观依据，历史才能成为科学。如果说唯物史观开创了历史科学的航道，那么其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一航道上的航标灯。由于我们今天远远没有超越阶级社会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叙述必须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展开，而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例外的情况模糊以致根本否定这一叙事方式。
第二，从当今现实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必须内外有别。就我国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言，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当，还有重新激化的可能性；就当代世界的整体格局而言，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或所谓“全球性问题”决定历史的方向，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决定着当代人类命运和出路，因而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将长期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在增加，其冒险性和侵略性在积累和上升。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判断依然是我们观察当代世界变动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三，从我国实际运用上看，必须着眼于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应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不断巩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实际运用，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已不复存在的国情出发，在慎提慎用“剥削阶级”以及“剥削”、“压迫”一类提法的同时，不仅不削弱，反而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及其阶级意识，在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群众基础的同时，不断强化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基础；二是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主要矛盾的实际出发，在强调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着眼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慎将社会矛盾上纲为“阶级斗争”的同时，在重大社会矛盾（例如防腐倡廉建设）的观察分析上，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三是从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轻言贫富差距过大或存在分配不公现象为“两极分化”“阶级分化”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防止两极分化、贯彻共同富裕，不断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侯惠勤）
[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83、114～1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8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7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25～4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67页。
[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14页。
[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81页。
[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0页。
[9]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4页。
[1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7页。
[11]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第3～4页。
[12]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50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3～1514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3页。
[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17页。
[19]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162～169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8、158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57～158页。
[22]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301/100409426.html.
[23]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以资本2000元、工业雇13人、商业服务业雇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认为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并对其进行“和平赎买”。
[24]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86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62页。
[27] 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29]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第37页。
[30]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第37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03页。
[3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第10页。
[3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844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0页。
[35]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83页。
[3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341页。
[3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23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82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8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8页。
[4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40页。
[43]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2，第6～7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73页。
[4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第25页。
[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69页。
[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9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88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1页。
[50]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40页。
[5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82页。
[5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8页。
[5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第36页。
[54] 郝保权：《中国梦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5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15页。
[56]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16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页。
[5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