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党内妇女工作机构的进一步建立

国共合作后，中共妇女工作的新局面，首先体现为妇女组织建设的进展。中共三大后，向警予担任新设立的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担负起集中女党员的活动与系统指导妇女工作的职责。1925年5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以向警予为主任的中央妇女部。[57]10月，杨之华接替向警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部长，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鉴于没有妇女部，妇女工作一般无从着手的窘境，中共四大强调“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58]在党组织发展女党员较多的地区，妇女部的设置较早。如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由夏松云担任，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由缪伯英担任。[59]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妇女工作的力度，改变党系统的妇女组织，要求一律取消原地方各级党部的妇女部，改组或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妇女运动委员会，并指定一名能力较强的女同志专司妇女工作。10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地方党部因组织活动难以统一，实际存在两种组织形式。地方妇女部或妇女运动委员会，主要分布在两类区域：一是组织基础较好的北方地区，如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设立以刘清扬、夏之栩负责的妇女运动委员会（与团北方区委、党团北京地委合设）；[60]二是两广、两湖、江西等大革命的中心区域，如邓颖超担任两广区委妇女部部长（1925年8月～1927年4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认识到了独掌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更加强调党内权力的集中。是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首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强调“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均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61]这就进一步把妇委纳入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中共中央妇女部、中央妇委是协助中共中央指导妇女工作的机关。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妇女部提交的妇女运动报告，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议决案，检讨了过去妇女工作存在的缺点，要求注意妇女群众的工作，巩固和扩大妇女界的联合战线，加强对女工、农妇和女学生的工作，整顿健全地方各级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发展党员和培养妇女运动人才。中央妇女部对于妇女工作的指导，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要求各地妇女部负责人每月向“中福”（中央妇委的代号）报告当地妇女运动情况，各地党组织亦指定《中国妇女》的通信员，每月与其通信，以了解和报道“下情”；二是根据掌握的全国情况，发布通告，在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妇女团体会议、妇女工作方针等事项上对地方党部提出指导性意见。

按照中共三大的既定方针，各级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不开展独立的公开活动，主要借助国民党妇女部和党外的妇女团体，扩展自身的活动空间。

国民党妇女部是中共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开展妇女工作的主要渠道。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改组后，确认了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目标。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妇女部，曾醒、廖冰筠、何香凝先后担任部长。10月，国民党妇女部建立妇女运动委员会，下设宣传部、调查部，进一步加强了妇女工作。1925年，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确定了妇女运动的目标和具体内容。在何香凝、宋庆龄等人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妇女工作有了进展。根据中共三大精神，一批女共产党员和女团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各地妇女部中工作。1924年3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叶楚伧兼任妇女部部长，共产党员向警予担任部长助理，杨之华、张琴秋配合其工作。同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部长褚松雪，共产党员缪伯英担任部长秘书。[62]此外，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妇女部部长由覃振担任，共产党员夏之栩担任干事。1923年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成立国民党旅欧支部，郭隆真担任妇女委员会委员。1925年，天津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时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的邓颖超遵照党的指示，同时担任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妇女部部长。1927年1月，原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部长的中共党员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工作，先后担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邓颖超、蔡畅、高恬波、谭竹山、冯明光等共产党员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任职。中共女党员在组建国民党各级妇女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更兼许多女党员主持实际事务，再加上国民党女党员中许多是跨党的中共党员，许多国民党党部还由中共党员主持，这些加入国民党后的女党团员，为妇女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和组织的基础。

共产党向国民党的组织渗透，使国民党妇女部成为中共开展妇女工作的“掩体”和舞台。随着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扩张，国民党妇女部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层级式组织系统，成为国共合作在妇女运动领域的组织形式。至1927年上半年，全国先后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直隶、安徽、江西、山东、山西、四川、绥远、云南等国民党省党部建立了省级妇女部，广州、上海、北京、汉口等市党部建立了特别市妇女部。借助国民党妇女部，中共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得以对妇女群众开展公开活动，组织各种妇女团体。

无党派背景的妇女团体是中共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开展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具有浓厚党派背景的妇女团体，往往使一般妇女群众心生恐惧，望而却步。中共除利用国民党妇女部公开活动外，注意吸收妇女中的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以扩大党在妇女群众中的影响。中共四大前，党利用国民会议运动的时机，发起组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各地产生了一些影响。四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应勿失时机地利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的目的”。[63]在向警予、刘清扬、杨之华等的推动下，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由上海发起，迅速扩展到天津、广州、北京等大城市，推动了全国妇女组织的大联合。1925年4月29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刘清扬的主持筹备下正式成立，其目的在于“使全国妇女归纳于有系统、有组织、有目标的各界妇女联合会之中，为自己解放和民族利益而奋斗”。[64]此后，各地相继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如上海成立以杨之华为主任的各界妇女联合会。不过，它没有真正成为全国性的妇女组织，1926年后无形中停止了活动。经过共产党的推动，在以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权利为目标的国民会议运动中，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正如向警予指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65]

此外，中共地方党组织如北方党组织、广东区委、陕甘区党组织、南京执委会等在领导妇女工作时，注重发展党领导下的妇女团体，建立了妇女联合会、妇女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名称不同的妇女团体。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是在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下，由共青团外围组织广东新学生社的女社员发起，以劳动妇女为主体，于1925年5月成立的一个重要团体。中共两广妇委7名委员蔡畅、邓颖超、夏松云、高恬波、谭竹山、区梦觉、陈铁军都在其中担任领导工作，夏松云、区梦觉先后任主任。蔡畅、邓颖超、高恬波、谭竹山等以国民党广东特派员的身份到各地活动，推动和帮助各县成立妇协分会，开展妇女工作。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在各地县建立了50多个分会，会员达3000多人。[66]它成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广东妇女工作的一个重要助手，其主要工作是支援省港大罢工、东征、南讨和北伐，开展农妇运动，谋求妇女运动的统一，援助被婚姻迫害的妇女，并同国民党右派做斗争。同时，它针对每个时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发表宣言、告同胞书，领导妇女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地方党部妇女部指导下成立于1925年8月的湖北省妇女协会，是中共实际领导下的又一个重要妇女团体。该协会成立时仅有徐全直、秦怡君、李哲时（李文宜）等知识分子11人，一周后扩大到知识分子120多人、工厂女工60人，其中20多人为中共党员，妇女协会的重要职务均由徐全直、秦怡君、袁溥之、袁震之等党员担任。从1926年2月至北伐军到湖北前，该协会已有6个分会，共计16个组，组织和会员已经发展到农村。[67]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湖北省妇协公开活动，妇女觉悟者纷纷申请加入，以至一星期中登记者多至2000余人。自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湖北全省各级妇协共有会员6万人。[68]在女权运动同盟会、女子参政会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组织各树一帜、互相标榜时，中共借助这些妇女团体号召群众、宣传主张、开展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

依托上述两种形式，中共以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为开展妇女工作的杠杆，推动各地妇女运动有了一定的进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各地党部对上级难以全面及时地汇报工作，党内妇女组织难以健全，中央妇委也难以了解妇女工作的整体情形，这给妇女工作带来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1926年9月，中共中央检省妇女运动时，认为妇女运动形成了“只有机关活动而少深入群众”的缺点，党利用国民党妇女部与妇女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从事妇女工作，大多只是占据这些机关，遇到某种运动就借用这些机关的名义发宣言、发传单、打电报等，容易引起群众怀疑而畏惧，造成党在妇女群众中愈加孤立。为了避免妇女运动变成“机关运动”，中共提出过去各地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很多都组织不健全，不能指挥各种妇女运动，要求各级党部特别注意“今后要想加紧进行加强妇女运动的工作，整顿各级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是一个先决问题”这一点。[69]

总的来看，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旗帜下，至1927年上半年，伴随国民党在全国的扩展，中共借助“党内合作”模式的组织渗透，使党内妇女工作机构粗具规模。不过，这时还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伴随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各级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亦被破坏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