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的沿边开放与区位演变

尽管我国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既包括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又包括内陆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但考虑到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地理特征——陆路边境的特征，本研究报告将沿边开放界定为我国陆路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

（一）我国沿边开放的初始条件

从整体上看，我国陆路边疆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朝鲜等国接壤。国家层面的沿边开放始于20世纪90年代、深化于21世纪初期。具体而言，1992年，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一方面是陆续批准东兴、凭祥、河口、瑞丽、畹町、塔城、博乐、伊宁、二连浩特、满洲里、珲春、绥芬河、黑河等14个陆路边境城市为沿边开放城市并设立相应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另一方面是逐步给予这些沿边开放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相类似的特殊优惠政策，我国沿边开放战略开始启动。2000年，为帮助边境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国家民委决定在我国135个边境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6个边境兵团开展“振兴边境、富裕边民”的行动，即兴边富民行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沿边开放水平，第二轮沿边开放开始实施，边境贸易开始向国际贸易转变、边境经济合作区开始向跨国经济合作演化，我国沿边开放战略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从初始条件来看，我国沿边开放是国际、国内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从国际层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是我国沿边开放的重要推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抢占国际市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跨国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在推动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方面逐步取得了共识，各国的国内政策也快速朝着减少贸易、投资壁垒等方面改进。得益于此，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后半叶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逐步形成，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补充，是各个当事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战胜竞争对手而设置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就是通过“对内开放、对外排斥，内部合作、外部竞争”的集团式政策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区域（国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成为各个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选择。就我国而言，正是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陆路边境地区的沿边开放。

从国内层面来看，加快陆路边境地区的发展并平衡沿海开放带来的区域失衡是我国在这一时期实施沿边开放的主要原因。在历史上，我国沿边地区就长期处于不发达与贫困状态，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的发展程度。以工业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工业的70%就分布在沿海地区（蔡昉，2003）。不但如此，在20世纪后半叶，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沿海开放及其倾斜式的发展战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并一举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全国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并逐步形成了沿海地区新兴工业省份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格局。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环渤海湾为例，这片地区的面积仅为全国的3.4%，但却创造了全国38.6%的GDP、全国70.3%的对外贸易以及吸引了全国55.9%的外国直接投资（世界银行，2009）。在这样的背景下，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开始日益拉大。经济地理的日趋沿海化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加之沿边地区的发展失衡容易引起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并威胁到国家统一与国防安全。中央政府开始着眼于我国沿边地区的发展。基于沿边地区的资源优势与空间区位的比较优势，并考虑到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产业分工与区域经济合作，1992年国务院正式启动了沿边开放战略。

综上所述，我国沿边开放战略正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为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并矫正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引致的区域之间的发展失衡，而推出的以发挥沿边地区的比较优势并加速其发展的一种地区性的发展战略。

（二）沿边开放过程中的区位演变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我国的沿边开放战略不但能够影响区域内部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而且能够挖掘区域内部自然与经济的地理优势，并推动其区位变迁。

从空间区位的类型来看，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区位包括三种类型：毗邻世界中心市场的空间区位、远离世界中心市场但毗邻大国的空间区位、远离世界中心市场并远离大国的空间区位。就我国而言，东部沿海地区不但毗邻日本、韩国等经济大国，而且通过成本接近于“零”的海上运输条件还可以毗邻美国等世界中心市场，空间区位条件十分优越。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也主要是着眼于挖掘沿海地区靠近经济大国与世界中心市场的地理优势以及海运成本接近于“零”的自然优势，来加强本区域与发达国家的各种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对外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内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这种地理优势的挖掘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目前东部沿海地区不但成为我国面向全球经济大国与世界中心市场的开放前沿以及国内经济的“增长中心”，而且成为跨国资本的聚集场所与世界制造中心，空间地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空间地理优势条件，我国陆路边疆地区则逐步成为对外开放的后方阵地与全国经济发展的“洼地”，不但远离经济大国与世界中心市场，而且远离国内的中心市场，处于边缘化的发展状态。空间地理的这种劣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国沿边地区的发展。

专栏1-1 国际市场更加重要

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世界银行认为国际市场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超过了国内市场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得益于全球市场，尤其是新兴国家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全球贸易出现了持续、快速的扩张趋势，其增长速度约为全球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今贸易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达到了1820年水平的25倍多。从这个逻辑出发，在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一个国家通过实行保护主义来发展区域经济还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在今天，要想通过封闭与保护主义来发展区域经济则十分困难。事实上，这一点在东亚地区与南美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正是为了平衡沿海开放所引致的上述区位变化，我国沿边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全面启动。从整体上来看，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首先是成功地提升了我国陆路边疆地区的开放水平，并使其成为与沿海地区同样重要的开放前沿。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与沿海开放相比，我国沿边开放的情况较为复杂与特殊。这一方面是因为沿边地区的陆路运输成本接近于“无限的冰山成本”，因此沿边开放主要是着眼于各个地区的邻国，其中东北地区主要面向朝鲜、俄罗斯、蒙古国等国开放，西北地区主要面向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与西亚各国开放，西南地区主要面向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以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开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陆路边疆的邻国除了俄罗斯为经济大国之外，其他各国均为发展中的小国（地区）或最不发达的小国（地区），这也就是说我国陆路边境地区的空间区位不但远离世界经济中心，而且远离经济大国。因此尽管在沿边开放战略下我国沿边地区也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但这种前沿主要是面向邻国或不发达国家的开放前沿。其次是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沿边地区与全国经济地理的空间联系，这一方面表现为沿边地区已由远离国际市场转化为临近国际市场并开始融入国际市场[1]，另一方面表现为沿边地区已转化为联系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中间桥梁，与国内市场的联系由单向联系转化为双向往来。

专栏1-2 毗邻国家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毗邻国家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毗邻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很高，且毗邻国家的市场规模庞大，区域增长的溢出效应将能够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相反，如果毗邻地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且毗邻国家为穷国，国内经济增长将很难享受区域增长的溢出效应。这一点在欧洲南部地区与南美洲南部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欧洲南部地区本来就是欧盟一体化的重要区域，加之毗邻德国、法国等经济大国，欧洲南部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增长明显受益于区域增长的溢出效应，1986年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超过了3个百分点；南美洲的南部地区则与之相反，由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都遵循着类似的保护主义，区域一体化程度很低，加之这片区域本就远离世界中心市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很难享受区域增长的毗邻效应。1950～2006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远远低于欧洲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约为1.7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综上所述，沿边开放战略不但使得我国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后方阵地转变为与东部沿海地区同样重要的开放前沿，而且使得沿边地区由远离国际市场、国内市场转化为临近国际市场，并成为联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中间桥梁，空间区位的地理优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见图1-1）。

图1-1 沿边开放战略前后我国沿边地区的区位变化

（三）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在沿边开放中的地位及其区位演变

考虑到沿边开放战略中陆路边疆的地理特征，本研究报告将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界定为云南省内所有与邻国接壤的州（市）（见图1-2），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些州（市）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并与柬埔寨、泰国、尼泊尔、孟加拉国等14个东南亚、南亚国家毗邻，拥有4060公里的边界线并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1/5。

图1-2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范围

尽管在我国沿边开放战略中，云南与广西的定位均是面向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开放，并在国家全方位、各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如果考虑到广西只与越南一国接壤的特征事实，而云南则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并是我国从陆路、空中进入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最为便捷的地区，云南在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尤其是在沿边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正是由于云南在沿边开放战略中具有这种重要地位，2009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考察云南后，就明确提出要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从这个逻辑出发，既然云南在我国沿边开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作为云南重要组成部分的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也在沿边开放战略中具有这种重要地位；事实上，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涵括云南省所有与邻国接壤的地区，这片区域在我国沿边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就更为重要。

图1-3 沿边开放中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区位演变

由图1-3可以看出，得益于沿边开放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空间地理重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区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而言，这种空间区位的变化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是在云南省内的区位变化，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成为云南省对外开放的前沿以及云南参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经济合作的战略高地；第二是在全国层面的区位变化，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国际门户与重要支柱，是我国来往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陆路国际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联系东南亚、南亚各国市场的重要桥梁与战略纽带；第三是在全亚洲范围的区位变化，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成为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一体化、构造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战略支撑点，并具有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增长中心的潜力。

专栏1-3 地理空间的三个层次——地区、国家和（次）区域

地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属于地方地理空间层次，包括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总面积约为199347.45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861.6万人。

国家：中国属于国家地理空间层次，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3亿。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与生机勃勃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距离超过了2000公里，内部的分割与限制又进一步拉长了两地之间的距离。

区域：中国云南及其毗邻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包括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家，属于国际地理的空间层次。边界将这些区域进行了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