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的难点

由于经济地理重塑需要依赖地区的发展能力，尤其是内生发展能力，而构建地区发展机制也需要一揽子的行动重点与政策支撑系统，因此各个地区内部所存在的多样性特征必然会影响各个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的绩效。从这个逻辑出发，并结合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态势及其面临的挑战，目前这片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至少需要从内部、外部两个方面重视以下难点：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是人力资本低下、金融要素供给不足、企业空间聚集面临严峻挑战、公共财政需要全面转型等所引致的地区内生发展能力不足；就外部因素而言，主要是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及其毗邻区域的一体化仍然面临着多重制约。

（一）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需要的内生发展能力有待全面提升

正如理论逻辑所一再强调的那样，来自地区内部的发展能力是各个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的关键；因此本研究报告认为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依托“构建边缘增长中心、沿边国际产业合作带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区”等路径来重塑经济地理并以此应对密度、距离与分割的挑战，可以基于一揽子的行动重点与政策支撑系统并顺应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等来构建地区发展机制；但无论是重塑经济地理还是构建地区发展机制，这片地区都必须正视地区内部人力资本低下、金融要素供不足、企业空间聚集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公共财政需要全面转型等内生性的发展因素。

首先就人力资本而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向上流动机制的构建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最终走向趋同的最重要条件，这种趋同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升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生产率水平，得益于此被投资者就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回报并使其走出“贫困陷阱”；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所有个人效果的加总，因而能够推动“来自区域内部”的发展并实行区域之间的趋同与收敛。纵观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人力资本的低下既是地区竞争能力不足的原因，又是地区发展滞后与竞争能力低下所导致的主要后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更重要的不是体现在诸如投资水平、空间距离、产业基础等经济条件上面，而是体现在区域内部的人力资本及其向上流动机制等方面，即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均要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事实上，世界银行的研究就表明——早在2003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标（教育、健康和收入水平的综合指标）就高达0.97，与韩国的水平旗鼓相当；但在西部落后地区，其人类发展指标仅为0.59，与老挝的水平基本相同（World Bank，2010）。需要强调的是，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不足既有资源投入不足所导致的教育供给有限等方面的问题，又有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等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说，较之于其他地区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不可避免会影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

专栏2-4 现代金融体系更容易聚集于经济中心区，欠发达地区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国内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核心区有很强的向心力使得金融体系向本地区集中。具体而言，这种向心力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经济核心区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高的收入，大多数的金融机构更愿意选择经济核心区；第二是金融机构拥有分布广泛且高效的网络，能够将储蓄从欠发达地区吸引到经济核心区；第三是风险投资企业更倾向于投资于经济核心区及其周围的中小企业；第四是一体化的推进过程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流动性，使得欠发达地区在吸引投资方面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因为如此，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均要求银行将它们的部分存款投资到经济欠发达地区，至少是做到将来源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重新投资到存款的来源地；德国甚至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地区银行与区域银行将它们的部分存款重新投资到所在地区。

资料来源：哈维、阿姆斯特朗等：《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其次就金融要素供给而言，由于金融供给能够决定特定地区的各种投资规模及其可获得性程度，而投资规模及其可获得性程度又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之一，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内部的金融体系受到了政府部门与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一方面是由于位于经济中心的微观行为主体具有更快的成长性与较低的信用风险，金融体系并不愿意向发展缓慢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信贷；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低收入水平与市场发育程度等使得这些地区更加需要高流动性的金融信贷，也更加依赖现代金融体系，因此在现实经济中欠发达地区更容易成为全国金融市场的“洼地”，地区发展也更容易面临金融信贷的严峻挑战。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作为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地区内部的金融发展本就严重滞后，加之市场经济的推进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片地区的金融信贷供给的挑战；这就意味着较之于中国发达地区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信贷制约更为严峻。从这些逻辑出发，重塑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还需要突出“加快构建普惠制金融体系”这个特点，即需要让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所有居民均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并以此促进地区发展。

再次就公共财政的转型而言，由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财政不但能够通过控制经济系统中的总需求水平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而且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支出与转移支付等方式降低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公共财政能够全面影响特定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的绩效。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强调来自地区内部的发展，公共财政的重点则不在于将公共财政投资于地区内部的经济生产，而是需要突出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可携带投资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公共财政“公共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地区之间基本生活水平趋同的条件，对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并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吸引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突出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等可携带的公共投资不但有助于突破贫困与人文发展的恶性循环，而且有利于培育地区内生发展能力，从而能够实现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首先由于地区性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以及人口与要素尚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等分割因素的制约，这片地区尚未具备充足的财政资源来实现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无空间差异；其次由于地区内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失衡以及人文发展的严重滞后，这片地区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以及反贫困等可携带型的公共投资严重匮乏。因此，如何通过公共财政的转型与战略性调整来实现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生活水平趋同与内生发展，也是这片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所需要正视的难点。

最后就企业集聚而言，企业的空间集聚不但有助于产业分工与协作以及各种要素的相互关联，而且有助于集聚地区共同的行为并促使形成“学习型区域”。加之，作为介于市场和科层制组织之间的“中间性体制组织”，企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的空间集聚，能够催生一个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效应、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中心；而在现实经济中，地区增长中心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迅速增长，而且通过乘数效应能够推动其他部门的快速增长。因此，企业集聚也是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的关键。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一方面由于地广人稀、企业稀少以及经济发展滞后等方面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内部的工业化进展缓慢以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因此较之于其他地区而言，这片地区要想推动企业空间集聚并以此形成边缘增长中心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二）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及其毗邻区域的一体化仍然面临多重制约

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既需要培育来自地区内部的发展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挖掘地区周边的地理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挖掘而不是平衡区域的地理优势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进一步挖掘地区周边的地理优势就需要充分发挥毗邻东南亚的空间区位优势并全面推进毗邻区域的一体化。然而，较之于其他地区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区域一体化尽管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推进毗邻地区的一体化需要发挥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并协调其集体行动，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区域一体化仍然面临着多重制约。这不可避免会影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重塑经济地理与发展机制绩效，因此在重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这片地区还需要正视毗邻区域一体化仍然面临的多重制约。

具体而言，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区域一体化所面临的多重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消除地区之间与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并促进资本、劳动力与中间投入等要素跨边境流动的政策安排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正如在前面分析中所强调的那样，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周边区域仍然面临多重分割；加之周边国家多为最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不但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的非国民歧视，而且缺乏健全的税收、金融、产权保护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础实施，这些都会影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区域一体化。其次是由于跨国界的基础设施不但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支援，而且需要在多国或多地区之间进行协调，毗邻国家的边境地区一体化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基础设施的挑战。目前，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周边的各项基础设施，如促进生产力提升的电力、移动电话、国际互联网的连接等基础设施，提升要素流动性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培训，促进国际贸易的水上、路上与空中运输系统等，都不同程度地缺乏。这些已经开始影响区域内部经济行为主体的各项选择。最后是从政府部门的经济交流与推进国际合作等方方面面的正式协议到微观经济领域私人部门引领的深化经济关系的非正式协议等，都是推进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促进区域一体化还需要各种协调性的干预措施。目前，无论是在解决市场失灵或协调区域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纠纷等方面的公共制度供给，还是在促进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并实现区域生产多元化等方面的跨国政策安排，滇西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毗邻区域都还没有建立全面的区域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这些也会影响毗邻区域的一体化。

[1] 考虑到研究重点所在，此处本研究报告将不构建经济能力外溢的模型，而是选择进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经济合作等简单的统计指标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