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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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与《文学评论》

——纪念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代前言)

王保生

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九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九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上,在它的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2月《文学评论》复刊,开始了它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进入21世纪,《文学评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无论是《文学评论》一茬一茬的编辑人员,还是文学研究所的新老研究人员,都认为今天的《文学评论》是何其芳同志主政的前期《文学评论》办刊思想、办刊风格的继承,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纪念文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的时候,学习何其芳同志的办刊思路,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作为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研究《文学评论》,不能不从文学研究所的办刊方针谈起。文学研究所是1953年2月正式建立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当时文学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郑振铎、何其芳,运用他们各自的影响,把全国一批有影响的知名文学研究专家聚集到所内,展开对中外文学的全面、系统研究。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文学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是何其芳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他创作的所有文章中最大、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一方面他组织了一支队伍,培育了一种作风,为学术骨干人才的会集和后续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创办《文学研究》,为学术探索和交流提供了由文学所牵头、泽被全国文学研究界的园地,影响就更为深远[1]

文学研究所创办之初,何其芳就提出,文学研究所的学风应该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他对之进行的解释是:“谦虚的反面是自满和骄傲,刻苦即是反对不努力,不刻苦。别人对我们有误解,以为我们涣散,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就会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实事求是即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态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它的规律性。学术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之一是臆测,武断,牵强附会;另一表现为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往文学现象上硬套,即是教条主义。”《文学研究》的创办,就是在文学研究所的这样一种国家队的学术定位,所内聚集着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专家学者,以及一种科学的建所方针和学风深得人心的基础上,迈开它前进的步伐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当时指导文学研究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些领导,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亦秉持着一种积极的、科学的促进态度。

现在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说明《文学研究》创办的历程:1955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来文学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周扬同志强调文学研究所要系统地研究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注意吸收外国文艺对我们有用的养料。何其芳在会上说:“我们许多研究论文和当前的需要及刊物的特点不符合,不能发表,这对我们工作不方便,我们准备自己出刊物。”这一想法得到周扬的支持,这可以视为《文学研究》创刊的最初动议。这年7月,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出版,此后陆续出至第5册,这可以视作《文学研究》创刊的尝试。

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宣传部鉴于在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已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应的几个研究所分别主办《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研究》等全国性的学术期刊,因此赞成文学研究所创办《文学研究》季刊,以利于在文学研究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全国文学研究的工作者,繁荣与发展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11月24日,筹备中的《文学研究》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何其芳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关于办刊的思想,提出办这个刊物要抛掉那些束缚研究人员的清规戒律,主要要多发表专家的稿子。编委会上确定了刊物的方针任务,内容范围和取稿标准,同时也通过自选和推荐的方法,确定了创刊前所需的各类稿件。

第一届《文学研究》的编委会由35位学者组成,他们是: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刘大杰、刘文典、刘永济、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罗大冈、罗根泽、陈中凡、陈涌、陈翔鹤、林如稷、陆侃如、季羡林、俞平伯、郑振铎、范存忠、唐弢、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冯至、冯沅君、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黄药眠、杨晦、蔡仪、钱锺书、钟敬文。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年逾九旬的陈涌同志还健在,其余的学者都已作古。认真分析这份编委名单,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没有党政官员挂名,清一色的是当时我国文学研究界最为知名的专家学者,阵容之强,极一时之盛。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占绝对多数。而现当代文学方面,当时尚未形成阵容强大的专家群体。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被划为“右派”的编委就一个个悄悄地被除名了。

这样的一个编委会,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我国学术界的实际状况,它反映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也没有领导题词,只有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交代了创刊的缘起。现在看来,这篇“编后记”是那么平实、谦逊,没有当时一些刊物的高调浮词,也没有我们今天常见的那种张扬夸饰,只是很实在地说,创办这样的一个刊物,是因为“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编后记”着重指出,《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这里的关键词是“长期的”和“专门的研究”,它是社会科学研究出成果、出精品的本质要求,因此“编后记”进一步申论:“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何其芳在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百家争鸣”,他提出,“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上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其芳同志深得学术研究三昧,他真正是按照学术发展的规律来指导《文学研究》的工作的。

《文学研究》创刊号发表论文12篇,由于集稿时间关系,只能全部是编委会成员的文章,计有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的词》,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都是国内知名专家经年苦心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豪华阵容”,恐怕是中国期刊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举。文章的大气厚重,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刊风。由于这是我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又值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双百”方针之际,所以它的创刊,立即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首印5万多册,许多没有来得及预订的读者,纷纷来信要求购买或再印。

但是好景太短了,1957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份。等到《文学研究》第2期出版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因为是季刊,刊物无法跟上突变的政治形势,所以这一期除发表了何其芳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而撰写的《回忆、探索和希望》外,重点是刘绶松、刘永济、冯沅君、杨绛等人的九篇学术论文。第3期出版时已是9月中旬,全国的“反右”斗争热火朝天,因而这一期的《文学研究》在刊首发表了署名“《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文章《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专对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方面的进攻作了一些驳斥”,大部分的篇幅给了钱锺书、唐圭璋、夏承焘关于古代诗词的考证文章,仍然跟不上形势。直到年底出版的第4期,才发表了两篇批判“右派分子”陈涌、丁玲的文章,大部分文章还是论述中外经典作家作品,与社会上铺天盖地的批判“右派分子”热潮相比,显得颇为“落后”,当时,何其芳同志经受上面和社会上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何其芳是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年他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文学系任系主任,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曾奉党中央之命,与刘白羽一起到当时的国统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宣传《讲话》的重要精神。1957年和1962年,在《讲话》发表15周年和20周年之际,其芳同志先后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上发表《回忆、探索和希望》和《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充分肯定《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并结合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阐发他的理解。他认为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是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针,因而是努力要把这一方针贯彻到治所和编刊中去的。

还是在1956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座谈会,周扬再次提出学术讨论要贯彻“双百”方针,不扣帽子,畅所欲言。并提出刊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选稿标准。何其芳是完全赞成的。1957年初何其芳在一次会议上说:《文艺报》说我们学院气太重,但我们认为学院气太少。有人批评文学所搞的是学院派,何其芳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搞学院派,马列主义学院派又有什么不对?”为了保持刊物的这种学术要求,其芳同志是一直顶住当时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的。他为《文学研究》定下的取稿标准,始终强调:除了政治标准而外,还需要有一个学术标准,这就是一般的文章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材料,有自己的见解并有科学的依据。此前的《文学研究集刊》曾收到孙楷第先生的有关小说考证的文章,责任编辑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去请教其芳同志,其芳同志坦言,他也并不完全懂,但不要因为自己不懂就不发表,因为有读者会懂,并特别强调《集刊》就应该发表专家的文章,要代表文学所的水平。待发文章要送所内有关专家审批,严格把关。因此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孙楷第先生“小说考证”一类的文章时常刊登。

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经受了全国规模的大批判,但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他的文章,后来即使在反“右派”斗争和“拔白旗、插红旗”的大批判运动中,俞先生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代文学的文章,仍是多次在刊物上发表。在50年代中后期的学术大批判中,许多学有专长的老专家、老学者受到批判,其芳同志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认为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是一种正常现象,学术进步只有在批评和反批评的不断争鸣中才能取得,因而过了一段时间就鼓励那些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老专家写反批评文章。刘大杰、王季思等先生就有关学术问题的反批评的文章就刊登在《文学评论》上,这是其芳同志最为向往的一种学术气氛,这些老专家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经过批评、切磋,才能进一步发展。郑振铎先生是老所长,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在社会上和文学研究所内部受到批判,其芳同志在《文学评论》的“编后记”中,诚恳地欢迎郑先生撰写反批评的文章,其芳同志总是从最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双百”方针。陆侃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家,也是《文学研究》最初的编委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一摘帽子,《文学评论》就发表了他的《陶渊明的田园诗》一文。1962年其芳同志在所内讨论改进工作的意见时提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三者要严格区分,在学术问题上,要反对简单粗暴的批评,反对乱扣帽子,对批评和反批评要一视同仁,对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不用群众运动方式进行批判。

1959年2月《文学研究》(季刊)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编后记”中说:“《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事实上是从“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被批评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食人间烟火”,为此要求《文学研究》改变编辑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方向”,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文章,为此文学研究所领导小组决定,大力革新《文学研究》,改刊名为《文学评论》,同时创办《文学知识》月刊,以便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其芳同志主持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政治运动频繁,批判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国家的总体思想和文化格局放在反修防修之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声浪持续高涨,作为一个国家级刊物,《文学评论》当然不能置身于这个风浪之外,它也遵照上面的指示,发表过一些“有时间性”的表态式的文章,发表过一些批判“右派”或“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但总的来说,不仅数量少、火力弱,缺乏所谓的“战斗性”,因此并没有改变《文学评论》作为一本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刊物的宗旨。其芳同志在艰难的条件下坚守学术的尊严,尽可能地把大批判引向学术探讨、学术争鸣的领域,在社会上大批判的杀伐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文学评论》还是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并且一次又一次引领了全国的文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诸如:诗歌形式的讨论,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的讨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等等。何其芳自己也执笔参与其中的一些讨论,比如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他先后写了《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再谈诗歌形式问题》,他的这些文章挥洒自如,文采飞扬。他坚持自己关于诗歌形式的看法,为捍卫自己的学术认识,他不惧权威意见,也不怕与众多不同意见对垒;不管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还是像张光年这样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他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百家争鸣的景象。事后康生曾严厉地批评何其芳:“这哪像共产党员写的文章!”

作为主编,其芳同志还必须承受种种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有时候还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学术信念。1963年初,柯庆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写十三年”的要求,紧接着张春桥又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列举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这时候姚文元给《文学评论》送来了自己的稿子《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大力宣传“写十三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文章翻来覆去讲的是“坚决与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火药味很浓,不像是一篇文艺批评,作者似乎也有些觉得这篇东西有些不伦不类,特别声明:“请不要以为我说的是题外的话,不,这对于评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口气蛮横,完全是一种有大人物撑腰的自得劲头,主编何其芳、副主编毛星对发表这篇东西颇为难,学术观点可以讨论,但这种学风文风是与他们一贯的信念格格不入的。但基于当时那种形势,又不得不同意发表,心中的憋屈和无奈,是可以想见的。

看了这几年的《文学评论》“编后记”,真叫人百感交集,何其芳这个主编真是难当啊!当了主编,他似乎没有舒心过,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刊物无论如何“紧跟”也赶不上趟。因此其芳同志只有在“编后记”中反复地检查自己政治敏感不高,跟不上形势,一遍又一遍地从自己主观上寻找原因,每一期都诚恳地与读者交心,恳切地希望读者多批评,多提意见,惴惴之心,溢于言表。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按计划发表了多篇欢呼新中国十年文学艺术各方面成就的文章,谁知却引起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不少读者的批评,认为这些所谓“欢呼”的文章对新中国文学成就叙述得不全面,对十年来文学发展的道路和一些重大斗争没有着重说明,对待文学遗产偏于强调继承而忽视了批判,过分强调了反对简单化,因此1960年《文学评论》第1期的“编后记”,完全成了一篇自我检查。又如1964年的第五期《文学评论》的“编后记”,竟然占了两页,主要用于检讨自己在“写中间人物”问题上的错误:发表了康濯称赞一些写中间人物的文章,发表严家炎三篇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梁生宝形象塑造的文章,贬低英雄人物形象,吹捧中间人物。

但是,不管其芳同志和编辑部同人如何努力,《文学评论》还是在劫难逃。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年6期刊物,现代文学方面总共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理论方面发表了两篇文章,但“读者论坛”就发表了18篇文章,主要是批评《文学评论》的方向错误,以及工农兵读者高昂的战斗要求。“新书新作品评价”栏,发表了诸如对《连队故事会》《劳模嫁女》之类的赞美文章26篇,这两类文章成了《文学评论》的主角。秉持学术理想的何其芳,尽管心力交瘁,但已是无力回天。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文学评论》无论如何不断检讨,无论如何表现“积极”,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都无法避免像国内大部分学术刊物一样,遭遇停刊的命运。这一年共出了三期,每一期都像是大批判专栏,最后一期前半部是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的批判“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文章,以及《解放军报》社论,后半部通栏标题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署名作者50多人,创《文学评论》的纪录,全是“斗倒”“捣毁”“声讨”之类的鼓噪和谩骂,完全是大字报汇编,编辑部已经拿不出一篇可以发表的学术论文来,作为主编,何其芳的悲愤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从1957年创刊到1966年6月停刊,《文学评论》就这样走过了近十年的风雨历程。这里,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其芳同志到延安后,根据革命的需要,逐渐变成了一名党的文艺战士,一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员。如今在文学研究所这样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云集的地方,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还是做一个党的文艺战士,或者是既当学者又当战士,何其芳时时感到身份的困惑,这种困惑和内心的矛盾,也就不能不反映在他治所和办《文学评论》的方针上。

倏忽间很快十年过去了,其芳同志经历了“文革”的批斗,经历了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也经历了“五七干校”的磨难,终于等到了1975年,其时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做的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准备恢复一批“文革”中被停掉的刊物,同时也新办一些刊物,以占领部分思想舆论阵地,这批刊物中便有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个:《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学评论》。1975年9月18日,当时学部的临时领导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文学评论〉复刊请示报告》,关于刊物方针、任务的规定,当然还不能脱离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但明确要“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开展文艺上的不同意见的讨论,为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请示报告”还计划刊物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并争取1976年1月出版,显示了一种积极参与学术批判和建设的热情。“请示报告”中第三条表明:“刊物由文学研究所何其芳、毛星、邓绍基、蔡恒茂、张炯等五同志组成编辑小组,何其芳同志为组长,毛星,邓绍基同志为副组长。”

这时候其芳同志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危险的信号,脑血管病变,使他讲话时常会“断电”,但他临危受命,又一次振作精神,满腔热忱地投入《文学评论》复刊筹备的工作中。文学研究所先后抽调了十来名研究人员,分几路外出调查,征集对《文学评论》复刊的意见,出发前,何其芳同志等领导专门同准备外出调查的同志谈话,提醒各种注意事项,特别强调要谦虚,认真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调查组从外地回所内,又向何其芳同志等汇报,他是多么想秉持自己的学术理想,让《文学评论》重创辉煌啊!但形势很快就逆转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了,学部准备创刊的《思想战线》,以及恢复《文学评论》等三个刊物也被作为“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回潮的一种表现受到批判,《文学评论》复刊的种种努力也就“胎死腹中”,这对准备奉献余生于学术事业的何其芳来说,是多么大的精神打击!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文学评论》复刊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党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等四家刊物首先复刊,10月25日,学部负责人胡乔木同志专门找邓绍基同志谈话,就《文学评论》的复刊问题作了一些指示。1978年2月25日,《文学评论》复刊后的第1期出版,但是我们的老所长、老主编何其芳同志却在1977年7月24日就因病去世了,他没有看到复刊后的《文学评论》,可谓“壮志未酬”,令人深深地叹息。但我们可以告慰其芳同志的是,文学研究所以及《文学评论》永远与何其芳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永远怀念他!


[1] 杨义、郝庆军:《何其芳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