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党建扶贫30年:基于X县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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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题成果研讨及修改

调研结束后,承担写作任务的团队成员克服了不同单位之间的时间协调、个人和家庭突发事件等重重困难,经过紧张而认真的工作,于2015年10月底完成了一份23万多字的研究报告。虽然凝聚了心血与汗水,但是课题组仍然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希望这份有重大担当的报告能经得起考验,于是,我们将其放到了一个高端的检验平台上。

2015年11月7日至8日,由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及贵州民族大学主办的“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年会(2015)暨第五届中国百村调查研讨会”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嘉宾有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广智,贵州省R机关党组书记、副主任L同志,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贵州省R机关研究室、贵州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移动贵州公司、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望谟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贵州民族大学与组建大民族类学科的相关学院及研究机构、贵州省内其他高校的专家学者,共计200余名参会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特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两位参加相关顶层设计的重要专家莅临并做主旨讲演、听取课题汇报、参加研讨、进行论坛评议和总结。其中,李培林副院长参与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和“十三五”规划文件的起草,黄承伟副主任是《中央扶贫工作会议文件》等多份中央扶贫文件起草调研的负责人之一。他们近年来一直关注贵州的扶贫工作,多次到贵州调研和指导工作。

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设立了“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分论坛”,其中的上半时段专门用于研讨《X县调研报告》。借此次会议机会,将全国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研究领域一流的专家、政策制定和实施领域的党政领导及政府研究机构负责人邀请到一起,深入研讨本报告提出的观点和对策出口,进一步提升本报告的水准,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对策和行动基础,切实发挥对贵州省扶贫开发战略决策的咨政功能,必将有力促进贵州省扶贫开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对于推进全国扶贫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展国际减贫交流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在研讨会上,贵州省R机关党组书记L同志提出,贫困问题是贵州发展当中最大的短板,在“十三五”期间,要补上这一短板。希望在此次会议上,能够从专家学者这里吸收更多的营养,有利于讨论贵州整体工作和扶贫工作,能够在R机关工作中,把大家的意见体现出来。贵州省R机关对于X县的帮扶工作已经整整进行了20年,X县的扶贫工作随着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扶贫工作的成效不是很明显。为什么到了今天,X县还是那样贫穷呢?所以,我们不得不想这20年的扶贫效益到哪里去了?扶贫成果到哪里去了?扶贫工作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要研究在这20年里,扶贫的体制机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要从X县这个点看到全省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聚任教授认为:第一,做这样一个专题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关注的是X县实施了二十多年的扶贫工作,以这样的实地点为工作基础做非常系统的全面调研,目前是非常少的。第二,报告提出了贵州党建扶贫的概念,很有新意,也是我党首创的扶贫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扶贫工作的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路和对策,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同时,有部分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去思考。比如,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是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还是须要转换扶贫的思路和模式?有特色的党建扶贫概念体现了中国扶贫模式的重要特点,党建扶贫与其他扶贫模式的关系应该如何来处理?另外,扶贫涉及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扶贫对象参与性问题,各方与主体参与的问题,以及该项目执行方式的问题等,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观点。报告几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应该如何来处理。在报告的一些内容上,应该做进一步的调整。相关的内容进一步整合,更好地呈现出工作的亮点和分析的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春光研究员认为,贵州的扶贫不只是对贵州本地有价值,对全国推进今后的扶贫也是很有价值的。从X县一个县级扶贫二十年的情况来分析,这项深入的调查研究,谈到了失败的例子,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通过扎实的调查和总结,来规划适合贵州的扶贫开发的一套东西,这是需要我们深入去探讨的。调研报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党建扶贫概念,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做什么?党建扶贫的界限在哪里?它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之间是什么关系?党建扶贫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进行一些改造,在总结上可以进行一些提炼,这是很有意义的。此外,报告的框架需要做些调整和整合,才能充分地运用好调研的材料。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第一,研究选题很有意义。本选题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县域为研究的对象,总结一个县的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问题、挑战、对策。这是我们治理体系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的环节。二是以多年的党建扶贫为切入点,尝试总结在传统扶贫方式中党的组织在基层的作用,以及我们执政党在农村的治理如何探索出一种更好的模式,非常有意义。第二,课题研究报告很有特点。一是实用性。以问题为导向,然后以大量的资料来支撑。二是历史性。总结的时间长度是20年,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感。三是创新性。比如说两线合一,就是低保和扶贫两线合一,这实际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先提出来并明确要求研究的。本报告有些观点是可以吸收的,比如说,报告中提出的扶贫视角,提出的对策建议视角,还是能反映出最新的五中全会的要求,也反映出贫困演变的一些规律。四是理论性。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性观点,提出了一定的理论建议。五是前沿性。就是以后要推进的一些做法或经验。比如说党建扶贫,在共产党的执政体制下,怎么把党的作用和社区的治理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一方面,需要关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建设如何与党的建设、社区治理结合,特别是在未来脱贫攻坚中的贫困县贫困村里怎么更有机地结合,这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黄承伟副主任也指出了报告的不足。一是欠缺全局性。没能完整呈现县一级的整体扶贫。另外,应尝试从几个专项或者社会、行业、教育、卫生、低保等几个角度提炼扶贫开发经验,总结扶贫开发的一些规律,必须对全国的这些领域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二是系统性不够。报告的各部分在逻辑上有一些混乱,比如说专项扶贫含不含教育、文化、低保,系统之间也不关联。每部分之间也是有一些零散,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三是思想性不足。报告资料很丰富,但每一个部分要反映的思想观点,包括整个报告要体现的最终思想,看起来还不是很清晰。四是针对性较弱。针对性比较散,不够系统,带来了对有些问题的判断容易陷入就问题而论问题的困境。贫困问题是整体的、是互动的,加强针对性就要跳出来考虑建议,就会更有针对性。五是指导性需要加强。报告提出很多对策建议,有不少也很有新意,但问题是,如何具体操作?研究的是一个县,基于这个县我们要怎么去改进工作。从一个县提出一揽子问题可能底气不是太足。

针对以上问题,黄承伟副主任还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议:第一,建构分析框架。把整个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理清楚。比如,如何定位几种扶贫模式,党建扶贫是从社会扶贫中萌芽的,这可以说,但不能把简单把党建扶贫归到社会扶贫中。党建扶贫是从原有的历程演化而来的,党建扶贫在贵州扶贫中做了什么贡献,这需要总结,产生了哪些模式哪些做法也需要总结。再有,如果未来贵州要在脱贫攻坚阶段落实贵州第一民生工程,推进扶贫攻坚实验,就需要重新定位党建扶贫,扩充内涵,确定边界,这样才能在扶贫开发新阶段更好地发挥党建扶贫的真正作用。第二,完善篇章结构。在分析框架确定以后每一个部分之间一定要衔接好。每一个部分分析的结构应该是一致的。比如每一个部分分析应该包括总结20年历程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演进的,有什么样的成效,存在什么问题。第三,分析问题及挑战。主要侧重体制机制,分析哪些是体制机制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再来分析怎么解决。从结构上讲需要补充完整。第四,充实相关内容。每一个相关部分相关文献的引用来源是需要加上的,要提高报告的质量。实际上已经有了大量的资料,再加上一些理论性的梳理、总结很必要。另外,要研究X县扶贫治理的演变,扶贫开发的历程。对中国以贫困县为基本单元的贫困治理的历程及政策演变应该有所分析。第五,分析要更准确。有些概念不是太严谨和准确。第六,观点还有进一步提炼的空间。对策的建议要考虑它的可操作性,要结合现行的政策、经济发展的状况、现实的能力和发展的趋势来考虑怎么去采纳和实施。

在认真听取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后,课题组吸纳了这些建议。会议结束后,课题组对调研报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除保留原报告的部分内容外,重新写作的内容占到80%以上,其工作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修改的范围。这充分体现了课题组认真负责的态度。新的报告以党建扶贫为主线,对全国、贵州省以及X县的扶贫做了具有历史纵深的总结,并从中发现问题、提炼经验、思考对策。

新报告的框架为:

第一章 理论综述

第二章 研究过程

第三章 X县扶贫开发二十年的历史前提及党建扶贫在贵州的缘起

第四章 中国减贫战略的阶段及特点

第五章 X县扶贫开发二十年的历程及制度分析

第六章 党建扶贫二十年:担当、困惑与创新

第七章 对策思考

第八章 结语:探索扶贫开发“新路”——社会建设

附:专题报告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