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山上忆良与他的《贫穷问答歌》

2019年4月1日，日本改了新年号，“令和”。而“令和”恰巧就取自《万叶集·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我们前面讲的日本人戴柳蘰也是始于这首和歌的。在参加梅花宴的歌人中，山上忆良是一个特别的歌人，就是他从唐代长安带回了上巳节柳圈的信息。

为什么是山上忆良？山上忆良为何能够参加遣唐使节团呢？

这在日本的学术界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大多数学者是从山上忆良的生平来寻找答案的，尽管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定的结果，但一部分学者认为山上忆良的身份相当特殊。

山上忆良（665—731年）是《万叶集》第三时期的代表性歌人，他是一位具有良好中国文化修养的歌人。他的生平存在着许多疑点，其中最重要的疑点之一便是山上忆良可能是渡来人（移居日本的朝鲜人或中国人）的后代。

从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来看，山上忆良并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但是他对中国文化却极为精通。山上忆良曾随遣唐使来到中国，在参加的遣唐使之中，他作为录事排在最后，另外两位录事都是渡来人后代。

后来由于卓越的才华和在遣唐使团中的良好表现，山上忆良曾担任过地方的最高长官。山上忆良并不显赫的身世是不可能使他具有如此良好的修养和才华的。他的和歌显示出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作品也显露了当时在唐代流行的儒释道思想给他留下的印痕。

山上忆良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表现人间苦难。

他的这一类作品不仅描写了他自己的苦难生活，也真实地表现了社会贫穷百姓的困苦。其中《贫穷问答歌》被誉为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贫穷问答歌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

瑟瑟冬日晚，难御彻骨寒。

粗盐聊下酒，糟醅权取暖。

鼻塞频作响，背曲嗽连连。

捻髭空自汗，难御此夜寒。

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

虽罄我所有，难耐彻骨寒。

比我更贫者，听我问数言：

“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

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

日月虽云明，不照我身边。

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

老天偶生我，耕作不稍闲。

身着无絮衣，条条垂在肩。

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

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

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

举家无大小，呜咽复长叹。

灶头无烟火，釜上蜘网悬。

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

声微细如丝，力竭软如绵。

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

里长气汹汹，吆喝到房前。

手执笞刑仗，逼讨田税钱。

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

忆患兮人世，羞辱兮人世！

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贫穷问答歌》是日本文学史上极具独特性的长歌，在《万叶集》中长歌并不多见。那么什么是长歌呢？长歌是《万叶集》和歌的一种形式，上面引用的是根据中国五言诗的形式来翻译的，看不出日语原文的诗歌形式。

日语和歌一般以五音、七音为基本形式，不需要押韵，不像中国的韵文那样通过押韵来体现韵文的特殊形式。短歌是五音、七音、五音、七音、七音，长歌是以五音、七音交替出现的节奏形式不断地循环往复，最后以七音、七音结束。

长歌在《万叶集》中的数量很少，《万叶集》之后的日本文学中长歌更是罕见，由此可以明白万叶长歌在日本文学中的特殊意义。此外，这首《贫穷问答歌》还有两个形式的特点：一是最后的反歌，反歌的内容是总结长歌前面的内容，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形式来自《楚辞》的“乱曰”，一些楚辞在最后有一个“乱曰”，来总结前面的内容。

二是《贫穷问答歌》具有叙事性，整首长歌写了饥寒难忍、雨雪交加的夜晚，主人公遇里长来催债的情景，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这是在短歌形式中不可能见到的内容。短歌是《万叶集》的主要形式，由于受到形式的限制，短歌无法具有叙事性。长歌由于没有长短的限制，就可以写一个相对完整的情节，这样就产生了叙事性。

当然，此类具有一定叙事性的长歌与真正的叙事诗还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叙事诗的长度会更长一些，故事情节也会更为完整。然而此类具有叙事性的长歌在日本文学中已经相当稀见，日本古代文学中没有出现过叙事诗或史诗，因而这样的叙事性长歌就具有了代表性。

不过《贫穷问答歌》最为独特的地方，还不是长歌的形式与叙事性，它更重要的地方是直笔记述了贫困带来的痛苦，因而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日本古代和歌的鲜明特征，它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直接描写百姓疾苦的长歌。

本来日本文学就较少写贫穷百姓的苦难，多是描写自然山水或男女爱情，作为抒情文学的和歌更是具有典型的日本文学特征。如果把这首长歌置于中国文学史上，就不一定有强烈的独特性。在中国文学之中，这样直接描绘社会百姓疾苦的诗歌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之一。可是同样内容的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山上忆良能够创作出《贫穷问答歌》？为什么《贫穷问答歌》与《万叶集》其他作品具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首要的原因，是由于佛教思想对于山上忆良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可以从佛教思想的角度来看看《贫穷问答歌》的内容，佛教的观念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人生来就是受苦的。正是因为这种佛教的思想使他关注社会和人生的苦难，这首长歌所表现的贫穷百姓的苦难也是佛教思想所认为的苦难世界的一种现象。世界本身是苦难的尘世，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贫苦的人们遭受着人为的和自然的双重煎熬。

其实在山上忆良的作品之中并不是只有这一篇作品写贫苦百姓的疾苦，还有《筑前国志贺白水郎歌十首》等作品也描写了同样的社会现象。

山上忆良除了写社会的苦难，也写他自己人生的苦难。他的《哀世间难住歌》等作品对世间无常、浮世虚幻的感叹，实际上与《贫穷问答歌》的苦难世界是相通的。他个人生活中的亡妻之痛，促使他不得不直面死亡，思考人生。所以佛教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才会一拍即合，产生人生即苦的思想。

其次，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关心社会和百姓生活的，这就使得文学作品也一定会对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多加关注。儒家思想尽管早已传入日本，但是在文学创作上一直以来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在《贫穷问答歌》中，除了前面说的表现了佛教思想，还表现了浓厚的儒家思想。

佛教作品一般更多地抒写对佛法的爱，然而在这首长歌之中描写的妻儿的痛苦，蕴含了无比的亲人之爱。佛教思想将社会与人生描述为苦难世界，其目的在于要让尘世中的人们断去俗欲，要使人们睁开佛眼，皈依佛教。在《贫穷问答歌》这首长歌之中，主人公对妻儿之爱一如既往，这种人间至情其实就是儒家伦理的表现。

从这一思想出发，山上忆良并没有把笔墨单纯地停留在苦难现象的描写上，反而还把这个现象和政治联系了起来。《贫穷问答歌》主人公里长的出现正是从政治的角度揭示了百姓疾苦的原因。此类和歌在《万叶集》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以看出《贫穷问答歌》在《万叶集》乃至日本古代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儒家思想对和歌还有其他的影响，也是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柿本人麻吕赞美天皇与皇族的和歌，也与儒家思想存在着较为契合的关联。

如果和歌只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我们不会太关注造成这种苦难的政治因素是什么，但山上忆良的这首长歌明显不是这样。实际上，山上忆良的人生也是如此，在佛教与儒学之间，在彼岸与现实之间，摇摆挣扎。

从《贫穷问答歌》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印迹，这是一个值得特别思考的问题。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政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远没有佛教那样强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日本文学或日本歌人不像中国诗人那样，对政治抱有极大的兴趣，虽然不能认为政治与日本文学没有关系，但二者的关系比较远。在《贫穷问答歌》中，虽然也可以按照佛教的方式解读其中的贫苦内容，但实际上在这首长歌中并没有直接体现多少佛教的意义。

佛教作品在描写这类社会、人生的苦难之后，往往少不了一些佛教式的解释，或多或少会透露出人生无常，生命皆为苦难，要想永远地从无常、苦难中解脱出来，就应当皈依佛教的说法。但《贫穷问答歌》完全没有这一类的暗示或隐喻，因而尽管可以按照佛教的思想解读《贫穷问答歌》，但这样的解读显然与《贫穷问答歌》的内容本身存在一定的距离。

如果按照儒家的方式解读，就会发现《贫穷问答歌》的内容完全符合儒家的思想，这首长歌对苦难的解释重点还是在政治方面，主人公里长就是作为社会政治体制的标志出现的，这种解读显然与佛教不同。

从日本文学的传统来看，《贫穷问答歌》过度地接近儒家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更接近中国文学的传统。那么《贫穷问答歌》为何与大多数日本和歌那么不同呢？由此必然会回到最初的问题：山上忆良到底是什么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

现在虽然没有更进一步解答这个问题的证据，但是日本学者提出的看法确实值得思考：如果山上忆良是中国人或朝鲜人，那么《贫穷问答歌》的独特性就可以理解了。即使山上忆良不是中国人，是朝鲜人，也可以理解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因为朝鲜文学也像中国文学一样，常常以儒家的方式解读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也常以社会制度、政治问题来解释人生的各种灾难。

以上就是《万叶集》的相关内容。我们知道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形式，也了解了它与中国唐代和中国儒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希望你有机会可以阅读这部作品，体会日本和歌与日本文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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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平安时代（794—1192年），是日本古代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开始，到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为止。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国都平安京的名字。——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