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成片的杨树林依然没什么精神，在北风的肆虐中垂下树枝，和这里的人一样，在生活的重负之下低着头，不怎么言语。
村子里为数不多的河流，有的干涸死寂，有的被臭烘烘的垃圾填满，已经污染了。这些发臭的水沟里，有成群的欢悦起舞的苍蝇，它们正在狂欢饱食，它们正热爱着这个地方。
这和我截然相反。
我无比厌恶、极其憎恨、非常仇视这个地方，若不是要来取回遗留的物品，我是万万不会再踏进这里一步的。
如果我会开口说话，我会对着这个地方狠狠地怒骂一番。
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蓟村。
二十年前的某个夜晚，一个婴儿忽然出现在文城外人口最少的蓟村。
茶余饭后，蓟村人开始议论这个婴儿，他们都说，这个孩子是水性杨花的陈虹和哪个不知名的男人偷生下的。
那个婴儿是我，陈虹是我三姨。
因此我有了名字，叫作“野种”。
我从小跟着三姨长大，她用劣质的奶粉、稀薄的米粥养我。在我依稀的记忆里，每当我饿得要哭的时候，她便掐我叫我消停。但她越掐，我哭得越凶，直到没了力气，然后昏昏沉沉地睡去。
其实，三姨并不穷。
在这个村庄里，三姨算得上是有钱人。每顿饭都有酒有肉，穿的衣服也是镇上新到的流行款式，没有人知道不务正业的她是从哪里搞来这些钱的。因此，三姨在流言里是个恬不知耻的破鞋，村子里的人都说，一定是很多男人在轮流包养她。
事实上，这些钱是我父亲给她的。
对于我父亲在经济上的供养，三姨没有一丝的感激，反倒是待我愈加刻薄。每个月父亲都会给她一千块，她只会在我身上花一两百，好像她对我有着天生的恨意。
等到我四五岁，三姨嫌我吵闹，便将我扔给村子里的一个婆婆，每个月付给她三百块抚养费，然后自己搬去了镇里，没日没夜地打麻将。
算了一下，从父亲转给三姨，再到婆婆手里，我是个三手货。
婆婆是个单身女人，见到我的第一眼，眼睛就笑得眯成了一条缝，这么多年了，没有任何人陪伴过她，我是第一个。
仔细想想，不知道是我陪伴了她，还是她陪伴了我，总之我们就像两条相似的可怜虫，在一个又脏又破的小村庄，命运让我们有了交集。
婆婆待我很好，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把三姨给的三百块全花出去。有了我以后，她的生活仿佛有了起色。她努力地烧饭，勤快地换洗衣物，学着养殖家禽，到地里薅野菜，样样活都干得起劲。
她唯独不能和我说话。
因为她是个哑巴。
和哑巴婆婆过久了，没有语言交流，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听力逐渐下降。
不懂表达，不会言语，听不进旁人的话——这种感觉太痛苦了，就好像，明明从未想过会坠入深渊，却不得不每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点沉沦。
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婆婆想把我送去镇里念书，可三姨不同意。她怕我的出现会扰乱她在镇里的逍遥日子。婆婆去镇里苦苦哀求三姨，结果脾气暴躁的她，恶狠狠地将婆婆轰了回来。
她说，就要让我活在没什么希望的蓟村。
在蓟村的生活，确实没什么希望，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彼此不亲热，也没什么往来。没有人谈生活，也没有人聊理想，人们下地耕种，然后回家操持上下老小。
我没有同龄的朋友，因为我既没有和他们一起去镇里念书，又不会讲话，所以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流浪的狗。
“野种！野种！你这个没爹的野种！”这是他们见到我就会说的话。
在这个村子长大的日子，异常漫长。
因为每一天都如同复制，相似得令人惊讶。
每个白天，我都在婆婆的带领下绕着村子跑，有时做个风筝放上天空，有时扑通一声扎进河沟里游泳。
很多个瞬间，我都想过逃离，我愿自己是那只风筝，可以远走高飞，也愿自己如鱼，能潜到深底。
然而事实上，我并没有这样的本事。
偶尔，我会试图逃亡到田野尽头，或者长时间地将头埋在水里，然而看着婆婆在我身后惊恐得手足无措，心也就跟着柔软起来，只好放弃此般念头。
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我就是全世界。
可对婆婆的怜悯，并不能唤醒我对活着的渴望，我依然是那个沉默不言的小孩，憎恶着周身的一切。
我唯独偏爱日落时刻，坐在田埂的边缘，抬头看天边的火烧云，淡粉的，赤红的，浅黄的，连成一片，偶尔也四散分离。
天色像是怕我厌倦一般，总是变些花样，这画面充满凄怆感，却真让人着迷。
我捉过野地里的刺猬，追过奔跑的猎犬，还曾骑在缓慢行走的羊背上，在宁静的夏日里酣睡一整个傍晚。
那时的我整日发呆，思考的都是关于蝉何时鸣叫、飞鸟何时回徙等无所谓的事情。
我不知道，何时才能长大。
一个夜晚，三姨从镇里回来，婆婆示意她，我不会讲话了。婆婆焦急地望着三姨，本以为她会错愕，接着产生巨大的愧疚感，没想到，三姨满脸不在乎。
“这个鬼东西精得很，就是在跟我抗议，不愿意说话就算了。”三姨不相信我是哑巴，觉得我只是在胡闹。
她又瞥了一眼婆婆，补充说：“刚好，你们一起做哑巴。”
随即，她从柜子里翻出来一张照片递给我。那上面是一家三口——一对年轻的夫妻和他们的宝贝千金，他们站在北京天安门前，笑得温情脉脉。
“你别恨我，要恨，就恨他们。”三姨一只手揪着我的耳朵，另一只手指着照片说，“看见这个女孩了吗？她能过得这么幸福，而你就只能在农村过苦日子。”
我茫然地看着她。
等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三姨的意思。
是的，我从来就不是野种，出生于文城的我，家庭显赫。
我出生不久后，父亲就升任了文城审计局的局长。不巧那一年，母亲怀了我，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每个家庭只能生一胎，如果私下偷生，任领导干部的要遭处罚。父亲为了保全自己的前途，和母亲商量好，把我送到乡下老家，由老家的亲戚代为养育，打算等将来政策松一些，再把我接回城里。
母亲原本打算回蓟村暂住段日子照顾我，却不想生我时难产，落下了一身毛病，以致她卧病在床好几年。无奈之下，只好把我交给三姨抚养，听三姨说我白白胖胖的，她也就放了心。
总之，没有人留意到我所遭遇的事情，我就在这个盲点和缝隙中被遗忘了。
我常想，姐姐运气可真是好，只早我几年出生，就成为家里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孩子。
大家都称她“审计局局长的千金”。
而我，除了“野种”之外，连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字也没有。
当父母终于来蓟村探望我时，我已然成了那个又黑又瘦、见人闪躲、闷声不吭的哑巴男孩了。
为此，父母跟三姨大吵了一架，母亲甚至甩了三姨几个耳光。三姨凌乱着头发，蹲坐在角落，发痴地大笑起来，这么多年的怨恨在此刻得以充分地暴露。
原来三姨不是只憎恶我，而是憎恶我们全家。
在母亲小时候，外祖父和外祖母离婚了，外祖母在文城找了新的男人，想带一个孩子进城。几个孩子里，她最偏爱的就是三姨，可外祖父不同意，坚持要把孩子们都留在蓟村。
后来由于母亲常年低烧，寻医无果，无奈之下，外祖父同意让外祖母把母亲接去文城医治。等母亲被医治好后，她也就跟着外祖母留在了文城。
再后来，母亲接受了城市里更好的教育，相继考入了文城最有名的高中和大学，一路顺风顺水，最终嫁给了父亲，成为令蓟村人人艳羡的女人。
而三姨，则一直跟着外祖父留在蓟村。
三姨始终认为这不公平，母亲所得的这一切本不属于她，当初那个该被送进城的人，明明应是自己。
所以当我被寄养到蓟村时，三姨恍惚中看到了往日时光的影子，我仿佛是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她。因此我越落魄不堪，三姨内心的缺口便越能得以修补。
她说这就叫报应。
这一顿争吵后，父亲还是没有把我接回去，他仍旧要为自己的仕途着想，否则，他先前的努力就都功亏一篑了。
我恐惧地躲在婆婆的身后，在这个满是陌生人的房子里，只有婆婆可以依靠。父亲见状，便再也不让三姨照顾我了。他在镇上租了间房子，花高价从文城雇用了一个专业保姆，怕我不适应，又把婆婆请了过去，托她们一起照顾我。
临别时，父亲嘱咐我，要性格开朗，要多讲话。
直到十岁那年，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松动，我才被接回了我出生的地方——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