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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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有个抗清名臣为褚英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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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祖秘史》中的舒尔哈齐,是其亲哥哥努尔哈赤的第一战将和强劲情敌。

在战场上,他是最勇猛的威武先锋,敌人谈之色变。努尔哈赤起兵,他最能打仗,骁勇善战,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是努尔哈赤不可缺少的臂膀。

在情场上,他是女真第一美女东哥初恋的白马王子,痴爱着东哥,又怯于努尔哈赤的淫威而不得不让出爱人,接受哥哥抢来的仇敌小妾那齐娅做福晋。

在官场上,他是建州女真的二号人物。他的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明朝加封他为副都督和虎威大将军。

然而,二号首长舒尔哈齐的结局不好,最心爱的女人爱上了哥哥,哥哥帮他抢来的媳妇一直深爱着哥哥,最后还被迫还给了她的前夫。

秘史,其实就是虐心的情史,更是悲剧英雄无可奈何的哀歌。

舒尔哈齐最疼爱的子侄——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担心叔叔日后成为权位最强大的竞争者,索性来了一招离间计:先让叔叔离群,制造其自立的假象,以便努尔哈赤将其关押,紧接着褚英将离间计升级,利用东哥的死,引发舒尔哈齐找努尔哈赤干仗。

剧中给这一幕安排的场景,是舒尔哈齐不想离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抱住他:“你不想走就留下吧。”正在这时,门外窥探的褚英见计失败,狡诈的孝心遮掩阴谋的贼心,大喊:“有刺客!”几个护卫破门而入,剑一齐向舒尔哈齐刺去。褚英趁机补刀。

一位可爱的大英雄,就这样死在奸险小人的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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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英离间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使兄弟反目成仇,虽然不见于正史记载,但还是很有这种可能的。褚英自视为努尔哈赤的接班人,但他最大的对手却是舒尔哈齐。尽管舒尔哈齐年长褚英十六岁,但论军功和实力,舒尔哈齐只稍逊于努尔哈赤,远强于后起之秀褚英,这就难免有兄终弟及的可能。

从褚英的性格和后来的作为来看,他是一个自私自利、毫无公正之心的人。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让褚英统兵外征,并参与主持军政事务。他不但对为他们父子打江山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进行排挤和打压,而且在分配掠夺的土地、兵丁、奴隶和财货等方面还抢占属于四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的份额。褚英狂妄至极,损害了诸兄弟的利益,还强迫他们对天盟誓不向汗父告密,甚至扬言:“吾即汗位后,将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褚英对建州“柱石”五大臣,缺乏谦恭亲近之礼,还未正式接班就有了严格的君臣之别;而对诸弟不加笼络而是欺压,公然侵占他们的财富和权利,若其成功上位岂有诸贝勒的活路?

建州没有立嫡以长的传统,诸贝勒不堪褚英主政无仁义、分配无原则、欺辱无亲情的做法。五大臣早年追随努尔哈赤,威望高,权势重,历战阵,建殊勋,也不满于褚英专军机、裁政事的作为。四贝勒告发恐有夺嗣之嫌,而五大臣起首似为二心之举。于是,五大臣和四贝勒腹诽之余多共愤,决计“将吾等难以生存之苦告汗后再死”,内亲外臣联手扳倒褚英。

努尔哈赤素知“长子自幼心胸褊狭,并无治国宽大之心怀”(《满文老档》第三册“努尔哈齐嘱诸子众臣直言进谏”,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而今群起攻之,反复权衡利弊,一方是元妃所生的长子,一方是必须倚重的诸子大臣,于是疏远褚英,尔后两次进攻乌拉都没有派褚英出征,而让他在家留守,并派代善、莽古尔泰监视。

努尔哈赤这样做,也是为了保住爱子,但褚英非但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躬自省,暗自韬晦,反而将努尔哈赤“举用长子,使专主大国,今执掌大政,彼将弃其偏心,为心大公”的良苦用心和期待,撕得粉碎。

《清史稿·褚英传》记载:“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乃坐诅咒。”努尔哈赤以背盟、囚妻、送人质于叶赫等理由,率代善、阿敏及五大臣等三万大军再征乌拉时,褚英趁机行使萨满教巫术,作书诅咒努尔哈赤和诸弟大臣大败而归,以便归来时将他们拒之城外。孰料,努尔哈赤大获全胜,归来不久,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二十六日,将长子褚英幽禁在高墙之中。

褚英仍不思悔改,两年后被处死。

褚英之死,距努尔哈赤称汗建国不足半年。至于褚英怎样不思悔改,这是监视者们的报告,不一定是努尔哈赤身历目睹、亲耳所闻。

当初,五大臣和四贝勒告发褚英罪状时,有一条是离间计,但被离间者是五大臣和四贝勒,而不是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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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黄道周《建夷考》却将舒尔哈齐的死完全归罪于努尔哈赤,褚英反而成了救叔的受害者:“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锒铛之,铸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两名裨将,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酋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困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明人称努尔哈赤为“酋”“奴”,有“凶逆”“天性”,无疑是民族偏见、种族歧视使然。这段文字中的“弟”即舒尔哈齐,“长子”为褚英。

努尔哈赤幽禁舒尔哈齐,用铁水浇注牢门,仅露出专供吃喝拉撒的两个孔穴。足见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的恨,到了怎样强烈的程度。

努尔哈赤不但杀了舒尔哈齐手下两员勇将,还杀了他两个儿子(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还准备将舒尔哈齐腰斩。

褚英多次向努尔哈赤求情,晓之以大义,动之以亲情,甚至拿努尔哈赤期待入主中原的雄心壮志、宏图大业,来劝阻努尔哈赤不要杀了舒尔哈齐,以免给讲究兄弟手足情谊的中原人士看笑话。这时的褚英,不但军功卓著,而且是努尔哈赤拟定的接班人,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他的话,也说到了努尔哈赤的心里。但在黄道周看来,后来褚英被努尔哈赤幽禁两三年后痛下杀手,与他为舒尔哈齐求情有关,而且“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清史稿·褚英传》)。

黄道周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在天启、崇祯年间先后任翰林院编修、经筵展书官、侍讲学士。崇祯十一年(1638),崇祯帝召开御前会议,黄道周同杨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毫不退让,观者莫不战栗。崇祯帝袒护杨嗣昌,斥责黄道周:“读了几十年的书只成了一张佞口!”黄道周高声争辩:“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夫臣在君父之前,独立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致治?”(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四《黄道周平台抗辩》)

这场有名的辩论之后,黄道周因指斥大臣杨嗣昌等私下妄自议和,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以直谏闻名,以忠孝行于世,被江西巡抚解学龙认为“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相)”。

崇祯一听大怒,下令逮捕二人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由于几位大臣力谏,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此番杖谪,使黄道周声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邵廷寀《东南纪事·黄道周传》)。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暴亡,崇祯回想起黄道周当初的预言,便下旨将黄道周复官召入京。此时,河南已被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关外大明领土皆被清军占领,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

明亡后,黄道周出山抗清,出任南明弘光朝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严冷方刚,不偕流俗”。弘光亡后,隆武帝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兵权落入大将郑芝龙手中。时清廷颁布剃发令,江南人民求救于隆武朝廷,海盗出身的郑芝龙养兵自重,不发一兵一卒。黄道周返乡筹兵筹粮,对抗清兵,甚至主动发起进攻。

隆武元年(1645)十二月,抗清名臣黄道周被徽州守将张天禄俘获,送至南京狱中。清廷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的以身殉国与洪承畴的输诚叛国对比。洪承畴羞愧不已,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

黄道周于隆武二年三月就义,头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百年后,清乾隆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改谥“忠端”。

黄道周虽是当时大学者、儒学大师,但写关外的满洲权斗,未必不夹私造假,以泄国恨家仇。于他而言,努尔哈赤是造反犯边的带头大哥,背叛明朝,对兄弟、嫡子略无亲情可言,冷血无情如野兽一般。故而,他反将野心家舒尔哈齐和褚英视作通好明朝而遭血腥杀戮的牺牲品。

民族仇恨下的原始叛乱,一旦成为一种杀戮文化,无论是历史进退中的新陈代谢,还是皇权裂缝中的真实行为,站在不同山头的人看来,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