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鉴真东渡与传入戒律

在日本掀起的学习和引进中国文化高潮中，我国高僧鉴真应日本学问僧荣叡、普照之邀，将中国唐代律宗正式传入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鉴真（688-763），江苏扬州人，俗姓淳于。少年时代开始随信仰佛教的父亲到大云寺参佛，见佛像心生感动，求其父让他出家，父遂其志，他于14岁进寺当了沙弥。18岁成年后，受菩萨戒，学习律学。22岁上，登坛受具足戒，配住大云寺，经多年潜心钻研律学，获得了讲经弘法的资格。鉴真前半生在淮南教授戒律，抄经万余卷，弘传佛法，济化群生。

天平十四年（742），正是圣武天皇在平城京兴起建寺造佛事业之际，需要有与之配套的高明传法人，入唐多年的学问僧荣叡、普照遂邀请律学造诣颇深的55岁的鉴真，赴日弘传戒律。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叡、普照至大明寺，顶礼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

因为日本国太远，沧海渺漫，海盗横行，性命难存。当时众僧默然，鉴真即曰：“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说罢，弟子祥彦接着表示：“和尚若去，彦即随之。”道兴、道航、思托等21位弟子也当场表示“愿同心随和尚去”。但是，鉴真东行受到了当朝严格限制渡航海外规定的阻挠和自然天候的障碍，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苦斗了整整12年，终于在天平胜宝六年（754）又率大批弟子和工匠，第6次东渡，从扬州出发，踏上了东瀛的国土，最后完成了他的宏愿。这6次东渡的具体过程，根据《唐大和尚东征传》的记载是：

第1次东渡，天平十四年（742），鉴真立誓不惜性命后，随即与荣叡、普照及众弟子等开始造船、备粮，为东行做准备。此时，海盗在台州、温州、明州海域横行，鉴真弟子道航建议：“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高丽僧如海闻之大怒，上告官府，诬称道航“造舟入海，与海贼连。都有若干人，已办干粮”，等等。官府便差官人去各寺庙捉“贼人”，搜干粮。不仅唐僧道航被禁狱中，而且日僧荣叡、普照也受牵连，被拘禁多月。以后事情虽弄清楚，但船被没收，首次东渡计划就这样宣告失败。

第2次东渡，日僧荣叡、普照出狱后，担心未能实现鉴真赴日传戒法之愿，与鉴真商议。鉴真曰：“不需愁，宜求方便，必遂本愿。”于是，鉴真亲自筹办，从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处买到军船1艘，雇船工18人，备足干粮，并准备携带金字《华严经》《大品经》《大集经》《大涅槃经》各1部，杂经、章疏等100部，还有金漆泥像等佛法用具。随行的有日僧荣叡、普照以及祥彦等弟子共17人，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师、修文师、刻缕工、刺绣工、镌碑工等工匠85人，同驾一舟，于天平十五年（743）十二月，“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击，舟破，人总上岸”。第二次东渡，最终未能成行。

第3次东渡，鉴真一行上岸后，在下屿山住了一个月，将舟船修复后，于天平十六年（744）一月，重新出航，可事不凑巧，又遇“风急浪高，舟垂着石，无计可量；才离崄岸，还落石上。舟破，人并上岸。水米俱尽，饥渴三日，风停浪静，有白水郎将水、米来相救”。这样鉴真一行暂上岸，被安置在县（今宁波）阿育王寺。

第4次东渡，与第3次东渡同年。鉴真留住县阿育王寺期间，越州（今绍兴）、杭州、湖州（今吴兴）、宣州（今宣城）等地众僧相继邀请鉴真讲律受戒。但鉴真对荣叡、普照等求法之志始终不渝，深受感动，欲遂其愿，遣人买船备粮，率弟子三十余人，准备与荣叡、普照一起再次东渡。此时，其弟子灵佑与诸寺众僧商议：鉴真“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生死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于是，便告于州县。官府寻踪至禅林寺，将鉴真追回，押送回籍。诸州县众僧闻鉴真还至，竞来庆贺和慰劳。鉴真“呵责灵佑，不赐开颜”。灵佑日日夜夜地谢罪，整整过了60天，鉴真始开颜。第4次东行计划就这样结束了。

第5次东渡，天平二十年（748）春，荣叡、普照从福建到扬州拜见鉴真，又做东渡准备，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是岁六月，与荣叡、普照、弟子僧众14人、水手18人，及余乐相随者，共35人，于是岁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扬帆起航，又遇“风急浪高，旋转三山”，舟船或行或停，有时停住一月。至十月十六日晨，鉴真云：“昨夜，梦见三官人，一着绯，二着绿，于岸上拜别，知是国神相别也，疑是度必得渡海也。”于是，他们重新出发，当时的景象是：“东南见山，至日中，其山灭，知是蜃气也。去岸渐远，风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音。舟人告曰：‘舟今欲没，有何所惜！’即牵栈香笼欲抛，空中有声，言：‘莫抛！莫抛！’即止。”鉴真一行人在这样既美又险的大海上，漂流了14天，到了海南岛南端。鉴真从海南岛绕道途经广东的雷州（今雷州半岛）、罗州（今廉江县）、辩州（今化州市）、端州（今高要），广西的象州（今象州县）、白州（今博白县）、容州（今容县）、藤州（今藤县）、梧州（今苍梧县）和桂州（今桂林）、江西等地北上。他所到之处，应请传法、受戒、建寺、造佛像等。陪同鉴真东渡的荣叡，至端州途中奄然迁化。鉴真哀切悲切，一行人于天平胜宝三年（751）才辗转回到扬州。此次东行，鉴真也因受尽折磨，患重热病，以致双目失明。然而，这些都没能动摇鉴真的决心。鉴真去岭北，普照告辞。“和尚执普照的手，悲泣而曰：‘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本愿不遂。’”

第6次东渡，天平胜宝五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遣唐使藤原清河以及此前留唐的诗人阿倍仲麻吕等亲自到鉴真所在的延光寺欢喜顶礼，再次邀请鉴真赴日。是岁已是66岁的鉴真，还是应允了。此次东行，随行弟子24人，携带《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涅槃经》40卷、《四分律》60卷、《大品经》和《大集经》各1部，还有真迹行书、杂体书几十帖，以及大量舍利、佛像、佛画等，乘上遣唐使的船，扬帆东去。鉴真一行人先后经日本阿儿奈波岛（今冲绳岛）、多祢岛（今种子岛）、益救岛（今尾久岛）、萨摩国（今鹿儿岛）、河内国（今大阪）等地，于翌年，即天平胜宝六年（754）二月三日抵达京城奈良。鉴真东渡，经逾12年，始终随鉴真经历6次东渡的，只有留唐日本学问僧普照和鉴真的弟子思托。

第6次东渡成功，鉴真弘法初衷终于如愿。鉴真入京城，朝廷令安宿王于罗城门外相迎，引入东大寺安置。后由圣武太上天皇敕令遣唐使正四位下朝臣吉备真备前去宣诏，曰：“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于是，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殿前为鉴真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接着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后于大佛殿西为鉴真特设戒坛院，敕受传灯大法师位和传授戒律的大权，并诏天下僧尼，皆师大和尚习学戒法。但是，这遭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诽谤和排挤。圣武太上天皇逝后不久，他们就以“政事躁烦，不敢劳老”的借口，迫使鉴真离开官营寺庙东大寺。鉴真另行创建了私营寺唐招提寺，收徒弘布律法。

唐招提寺是奈良文化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私营寺院，主要建筑是金堂和讲堂，还有藏经库、藏宝库。唐招提寺的金堂，中央五间，开两板门，两端两间开花棂窗。据说当时的屋顶是较轻盈的四面坡型，现存的是瓦葺的高大屋顶，还有较长的流线型飞檐，在多层架构下向外挑出，并饰有对称古老的鸱尾，有一定的重量感。堂前立有8根巨大的木造圆柱，鼎立金堂，界定出开放式的廊道，其后方的方柱排列封闭成正殿，这些堂前的柱廊成为其主要特色。在屋顶的厚重和圆柱的支力之间，保持着一种安定感。与金堂在同一轴线上的后方，配置大殿式的讲堂；在金堂左右两侧，非对称性地建有开山御影堂、戒坛院、妙智院、鼓楼、礼堂，以及两栋木结构“校仓式”的藏经库和藏宝库等建筑群。它的藏经库和藏宝库是高台式结构，这是由日本本土最古老的高台式土仓库衍生而来。两栋“校仓”成为唐招提寺构成天平建筑文化氛围的重要存在。这种“校仓式”宝库，目前只有东大寺三栋、唐招提寺两栋，以及法隆寺纲封藏的双仓。

唐招提寺的这些建筑物群，外形质朴，技巧精湛，既不失奈良文化时代后期空间艺术的高格调，又略显唐代佛教建筑某些影响的痕迹，置于悠悠绿韵的老松树和老柏树的林间，营造出一种调和之美。唐招提寺与东大寺及正仓院宝库这三大建筑，显示出奈良文化时代独特的建筑模式，代表了奈良天平文化和空间艺术的精华。

鉴真在日本还传播雕塑、绘画、书法诸艺术和医药知识，对于奈良时代日本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鉴真在兴建唐招提寺之时，亲自指挥雕塑佛像。唐招提寺金堂本尊卢舍那佛坐像高三米多，是奈良文化时代的脱活干漆造像中规模最大者，它与其他大寺的卢舍那佛像模式也完全不同，本尊坐在雕有释迦牟尼像的九重莲花座上，光背配上千佛小像。坐像发际波纹形，大额头，眉目鼻嘴的轮廓清晰，表情慈祥而沉稳，崇高而威严，身穿的袈裟胸前敞开，衣襞波纹形，膝部的衣襞变化复杂，显示出充分的重量感和动感，是一种自由而充满生机的艺术造型，具体展现了卢舍那佛宽宏的佛心，以及无边无涯无尽藏的宇宙观。本尊卢舍那佛坐像的侍像梵天立像、帝释天立像安置在本尊卢舍那佛坐像左右两侧，他们表情严肃，躯体壮硕，肩宽胸大，很有重量感。他们身披的袈裟，衣纹的雕刻浅而简洁。这两尊木雕像，整体表现了雄壮的风格，不同于当时的佛像那种古典造型艺术，给人一种完全相异的感觉，明显受到中国唐代雕刻艺术的影响。在唐招提寺内的木雕群像中，千手观音像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木雕像。这尊观音像面相厚重，凸显其精神性。从肩部放射性地伸出的千手蔚为壮观，而且自然调和，形成均匀的整体，充分表现了制作者伟大的构思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在木雕像尚不多的奈良文化时代后期，鉴真主持创作的木雕佛像带来了木雕艺术的全盛期。有学者认为：“谈论奈良时代后期的雕刻，不能忽视鉴真的存在。”不过，唐招提寺讲堂内的木雕药师如来立像、菩萨形立像（缺头）还保持某些石雕的残影，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石雕艺术移植于日本木雕艺术的一斑。

在唐招提寺中，安置了一尊鉴真弟子忍基用脱活干漆造的等身木雕坐像《鉴真和尚像》，它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天平宝字七年（763）春，忍基梦见讲堂的屋梁折断，觉得病中的鉴真和尚即将迁化，于是率弟子描摹和尚的面影而制作（另有一说是于鉴真和尚殁后不久制作的）。和尚像中鉴真结跏趺坐，双手交叠在腹前，面相是颊骨稍高，黑线描眉，双目微闭，抿着薄薄的嘴唇，微露笑意，用朱色点唇，一副慈祥、安稳的样子。身披的袈裟，是朱红色，与墨彩的远山花纹相配，整体协调一致，精巧地表现了鉴真和尚的慈悲心和不屈的意志力。这是日本雕刻史上第一尊正式的人物肖像雕刻。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近世俳圣松尾芭蕉目睹鉴真雕像盲目的神态，疑是落泪了，于是写下俳句一首：“采撷一片叶，揩拭尊师泪。”大概芭蕉以其“顺从造化”的闲寂之心，悟出鉴真和尚圆寂之时对“回归造化”的感动而落泪吧。于是，他采撷一片叶来揩拭他想象出来的尊师鉴真的泪。由此可见，这尊鉴真和尚像多么动人心弦啊！

天平宝字七年（763）六月六日，鉴真大和尚无疾而终，享年七十六岁。日本遣唐副使等到扬州传达了鉴真和尚示寂的消息。唐僧侣集于龙兴寺，为在弘扬佛教和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和尚举哀三日。

《唐大和尚东征传》是留唐学问僧淡海三船归国后，受大和尚功德的感化，撰写的第一部长篇汉文传记，高度评价鉴真大和尚的伟绩：“从此以来，日本律义，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该书叙述了鉴真这段赴日传播中国文化的感人故事，尤其是对鉴真遇海难的描写，颇富文学性，可以说这也是一篇优秀的纪行文，显示了作者出众的汉文表现力，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留下了不朽的记录。

此书末还附载了当时的鉴真弟子、官人等悼念鉴真的汉诗，歌颂鉴真大和尚“惟视常修者，无处不遗踪”；“大师慈育契园空，远迈传灯照东海”；“寄语腾兰迹，洪慈万代光”。唐使高鹤林写五言诗称颂曰：“上方传佛灯，名僧号鉴真。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早嫌居五浊，寂灭离嚣尘。禅院从今古，青松绕塔新。法留千载经，名记万年春。”

鉴真大和尚东渡传播戒律和中国文化，成就斐然，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师，被尊为“唐大和尚”“传戒律之始祖”，真可谓“名记万年春”。大和尚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建立起一座丰碑，在日本文化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