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分层与融合
——汉宋之间医疗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我们如何阅读？史料文字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从任一个角度切入观察，都会有不同的维度和感受。尤其在史料如此匮乏的中古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内，几乎九成以上的切入视角都是医者之外的第三者视角，即所谓“他视角”。体会文字背后的动机，把握史料表面意图与真实根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史料话语权掌握者的笔下体会医学、疾病对思维模式的影响，应该是研究中古医疗社会史的重要手段。在此谨以中古医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作为本书的导论。
无论是西汉的平民时代向东汉以后的世家门阀社会的转化，还是至今尚有讨论余意的唐宋变革，核心内容都是阶层的升降、博弈、融合、分裂，而这一切在史料中突出表现为政治形态和观念、思想、学术、文学的变化，但这只是中国传统史料性质所决定的“展示”罢了，在这些史料的字里行间，历来属于末技的医学和“君子不齿”的医者阶层亦有变化的轨迹可以揣摩，这也涉及本书的研究模式与旨趣。唐宋变革论中，中古时代承上启下的地位并非仅是时间轴简单排序的结果而已。这是一个分层的时代，但是又是一个分层逐渐开始融合的时代：世家门阀政治开始向官僚政治转变（显然这是一个不仅涉及唐宋的问题）；士大夫阶层由厌医向好医转变，但是仍然坚守“鬻技”底线，一直到宋代儒医这个兼容各个分层的特殊人群的出现；医学文本的受众由特定人群向全民转变，进而带来医籍本身的变化；医学本身的目的兼有上古神仙思想的残余和后世现实主义的色彩；官方医学在中古时期居于弱势，到了宋代则通过校正医书局和局方强势介入民间医疗，由此带来医学思想、组织的巨变。篇幅有限，备述以上问题几无可能，谨以数例说明这种医疗史的分层现象，展现学界研究的若干主脉。
首先来看古代医者定位中的“我视角”与“他视角”。医者的自我定位以及社会对其的定位，毫无疑问是影响医学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1]医学的定位自然有一个绝对标准——是否可以蠲除人体疾病痛苦。但是上古及中古医者的自我定位似乎并不是从纯技术视角出发，在医者始终不掌握社会话语权的背景下，定位成为医者的千年疑难。汉宋之间医者的定位经历过两个阶段，即道之医、儒之医，陈元朋系统论述过这种观点：“就传统中国医学的传承而言，大抵可分为‘巫医’、‘道医’、‘儒医’三个阶段。春秋以前，医学大抵是操在‘巫’的手中，此即三阶段中的‘巫医’阶段；战国以迄秦汉，‘医’则开始以‘方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汉末魏晋以来的医学传承，基本上是随着两汉以来神仙方术的逐渐变化为道教，而操于道士与崇奉道教的世家大族之手；从传承者的身份与信仰层面观之，则大体可视为‘道医’为主的医学传承阶段。然自宋代以降，‘儒医’则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2]陈元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即认定医者的主流的确是操纵于近道之医或近儒之医的手中。然而，在前印刷术时代，史料文本话语权始终操纵于非医阶层手中，近道还是近儒，实际上是一种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马王堆、居延、武威医书或医简中只关心具体病症和处方的医人，也可以在众多传世文献中解读出将医道上升为道家或者儒家的努力。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里，医者毫无疑问被人定义为工，但医者中具备知识分子身份者却往往不甘于此，拥有话语权的人也会出于各种目的对医人进行形象模塑，所以导致医者定位始终在随着时代价值观的改变而摇摆不定。
先秦医者的定位，似乎只有通过“他视角”才可得以展现。战国前无私家著述之说由罗根泽提出[3]，似应为确论，医者也不例外。在医巫不分的时代（例如殷商），医者的角色是依托于巫者的。在甲骨文中就反映为一切疾病的病由诊断、治疗均操于巫者之手，西周时期亦无大的改观。《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值得关注：“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4]这段话常被后世医者引以为傲，但其背景却值得玩味。这是医者自己的定位，还是其他人给予医者的定位？金仕起在《晋平公病案新考：“论病以及国”传统的一则个案分析》中指出：“晋平公两度发病，卜、医、卿相先后提出的致病之由，主要有二：一、鬼神祸祟；二、体气壅滞。鬼神祸祟，与晋人忘其祖典、荒废国之常祀有关。体气壅滞，则与平公出入不时、妻取同姓、内御不省、德薄淫听，违犯封建礼俗、破坏封建体制有关。说明人君之身为国家、天下之具体而微的认识，以及封建时代的礼俗、伦理是当时卜、医、卿相的普遍共识，也是‘论病以及国’传统所以形成的主要基础。”[5]在《论病以及国：周秦汉唐方技与国政关系的一个分析》中，他又探讨了刘歆与扬雄之间有关方技是不是通人事之变的争论，并指出这场争论所代表的思想大大影响了唐宋时期对医学的态度。[6]
方技与人事甚至天变的关系，实来自中国万物一体的固有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在此境界中，个人与‘全’合而为一；所谓主观客观、人我内外之分，俱已不存。”[7]成中英将这种机械化的整体思维称为“非理性直觉”，他指出：“非理性直觉就是不掌握概念、观念，也不凝成概念和观念，而是把握变动不居的、不着形象的整体真实，打破了概念的限制和语言的固定。”[8]它们展现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主客一体相通，构成了一种动态整体框架。通过道、气、太极之属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思想之下，上至治国，下到治病、祛盗贼猛兽、保持家庭和睦的“术”是相通的。这种医与政的连带“宏大叙事”似与后世儒医思想适相神肖，但是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它主要来自士大夫阶层，更像他们在借医说事，秉承的更像是上古的医巫不分思想，对于医者地位、医学思想等各方面都没有明显促进。杜正胜在为金仕起著《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以医史文本为中心的一个分析》所写序言里指出，周秦之际方技与政事紧密连接，由医道可以直指国君得失，但随后古道绝断，“执技以事上者”流落为社会底层，从此与政治无缘，“遗憾中国终于成为专业不具权威的社会，一切唯政治权力马首是瞻”。[9]这种由至高地位的滑落，毫无疑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原先的所谓“崇厚”完全是“他视角”的表述，兴也由“他”，衰也由“他”，医学价值的依附倾向十分明显。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佚书》：“隐居（陶弘景）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10]先秦及至隋唐时期的医学功能还曾经依附于神仙学说，被视为成仙的预备阶段，祝平一说：“医疗、养生乃至成仙都是医史传统的一部分。”[11]林富士指出：“早期道教还进一步将其医疗活动和其仙道理论、神仙思想结合成为一体。强调生命短暂，不应困于俗世的功名利禄以致为老病所苦，应该积极修道，学习各种道法，以医治自己的疾病，作为成就仙道的初阶。”[12]“初阶”的概念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首先，时人观念中将服食、炼丹原料视为上品，这一点以东汉《神农本草经》上、中、下三品划分为标志。它所代表的汉魏医药分类体系是道家或者有道家思想者所为，明显是以服食、长生成仙为目的的。这种分类法对中国药材分类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其次，医人地位也受到巨大的影响，道教徒、炼丹家地位崇重，而一般的医人却遭到蔑视，可以说，此时医家的地位表述仍然是通过“他视角”，而这个“他视角”此时来自占上风的道家。这方面对于医学发展尤其是医学理论内部建构的影响十分显著，基于这个视角的医学本身目的的研究，对医疗服务的对象、医者地位、医患关系的研究都是颇有价值的。
试举一例：古代中国医学比较西方医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世俗化，随着“成仙”与“治病”两者的剥离，世俗医人远离了宗教团体的支持，生存往往依靠患者市场。学界公认中国传统医患关系中患者始终是主动方。那么这种医患关系与世俗化有无关系？尤其比较欧洲中世纪那种医疗掌握于教会之手、患者居于被动地位的状况，不禁令人产生疑问：世俗化对医学思想和诊疗手段有多大影响？被动等待患者召唤的情况下，“医”的涵盖范围在哪里？有多少人能被纳入医患关系范围内？传统医学富有人情味、缜密、缺乏社会整体效率的辨证施治究竟与这种分层有无关系？进而还可以推及医学诸多方面。
以往研究多重所谓官方医学。这种思维模式可谓一以贯之，目前中古医疗史的研究多把视线投向官医，若考量到史料的集中程度和系统性，这一点可以理解，但绝不是应该提倡的。按笔者看来，中古时期所谓官方、民间医学的区分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问题，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两极：一个是和历史学大多数问题一样，偏重官方和上层社会，尤其是上、中古时段，这是前印刷术时代史料话语权偏差的结果，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官本位社会的曲折反映。甚至连词汇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13]要说官方曾把持医学的话，那也是在无私学可言的春秋以前，就中古而言，起码在宋代以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医学。同时也有人认为，民间医学始终是主流，所谓“官方医学”是被动从属的，只能在某些领域凭借行政资源占有优势。[14]
这里涉及一个怎样理解医学文本价值的问题，医学文本有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区别。医学文本首先是传授医学知识所用，这一点不需要讨论，但此外的作用呢？李建民认为：“中国医学是‘以文本为核心’的医学。《内经》、《难经》等‘经’在汉代或许还称不上所谓‘经典’，但无疑具有‘正典’概念下的‘规范’或‘标准’意义。典籍在此有着‘社群规范性的功能’……也就是说，医学文本具有建立师徒系谱、区别我群与他群的作用。”[15]但笔者的看法可能与李先生有不同，笔者认为：多数中古传世医学文献例如《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写作对象是上层社会，而非师徒相授的教材，而医者与上层人士之间，起码在唐前期以前是谈不上同属“我群”的。医者撰述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上层人士对医学的重视。然而文本形成之后，其价值是由阅读者决定的，对于今人来说，目视所及多为官方组织与上层社会史料，容易导致研究的侧重。但是就文本本身而言，其实还应该看到，每每有出土文献或者其他考古发现时，总是能展现一种传世文本之外的世界，例如龙门药方洞，以及居延、黑海、敦煌、吐鲁番出土医书（简）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重药方，重操作，轻理论；篇幅短小，经常自创医学术语，无不展现与传世医学文献不同的撰写和“接受”心理；而且高度崇古轻今。[16]甚至包括官方用以普及药方的“榜示”、刻碑等手段，所注重的仍是实用性和易传播。这是当时技术条件所致，而这种现象说明的确存在一个传世文本之外的世界，这种上、下落差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研究尚嫌薄弱。
但也有学者认为，简单以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来区分医疗各阶层是有失偏颇的。李建民指出：“关于古代医疗心态及思考的记录，事实离不开知识精英留下的文献。医者也是广义的‘士’（知识分子）。透过这些层次不一的技术之士所记录的医学知识，很难说即是‘下层’人民的真实反映，特别对医疗知识的整理、系统化以及进一步从事智性上的融会（intellectual coherence）的工作，往往系乎一二人之心，也许我们应该在‘精英与大众’（elites and masses）的上层、下层虚构，寻求一个大多数及主流的‘中层’医疗心态及其实践。”[17]陈昊对此表示赞同：“医学史研究近三十年的路径，都在尝试颠覆历史书写中原有的权力关系，从而发掘不同历史叙述的路径，以病人颠覆医者的权力，以女性颠覆男性的权力，以民众信仰颠覆精英知识，以劳工阶层颠覆精英阶层，以少数族群或种族的文化颠覆强势族群和种族的文化。但是在文本转向之后，这些颠覆也都需要回答一个基本的历史学问题，即如果依据的历史记载都是历史中掌握权力者所书写，那么现代的研究者是否有可能在此之上书写出‘弱者’和‘他者’的历史？……那么要如何同时颠倒文本和社会的权力关系，尝试找到一种具有反思性的历史书写？既不是满足于历史文本中既有的叙事，又不蛮横的‘一味向下’，而成为空洞的批判。”[18]
这样的问题的提出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从实践来看，似乎也只有在仅将“医”看作是观察窗口的时候才能暂时回避对于医的价值判断。这就又回到了医疗史研究的“原问”上，医疗史的研究目的究竟与医学自身的发展有无关系？几千年来对医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民间的实践，还是上层社会的“身体体验”？在维萨里（Andreas Vesaliua）之前，没有哪个民族的医学不是实践性的，即便是《内经》的出现也没有改变中国医学靠实践而非理论进步的基本形态。实践离不开社会背景，近百年的研究始终瞩目于上层社会，医学自身发展要素和游离于其周围的社会要素往往是自下而上发挥作用的，甚至“中间”形态的医者极有可能并不存在。在医学等而下之的时代，要么从考古资料、出土文献来把握基层医者和患者的心态（例如上述敦煌、吐鲁番涉医文书的特点），要么从医者的攀附、回避、申明来揣摩当时医学的社会地位与发展趋势。如果说“历史记载都是历史中掌握权力者所书写”，所以就怀疑现代的研究者是否有可能在此之上书写出“弱者”和“他者”的历史，那么百年以来从贞人所书写的甲骨文研究商代社会、从正史研究农民问题、从男性书写的史料里研究妇女问题就都变成镜中花水中月了。
把这一切理解为“颠覆”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是颠覆，而是从掌握史料话语权者的字里行间体会决定他的笔触的思想动机和社会基础，毕竟没有人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任何史料都有时代的烙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深入骨髓，潜移默化地影响所谓的“书写”，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是完全有必要并且事实证明是可行的。所以，从“上”的史料看“下”在方法上是没有问题的，仅仅数年的“一味向下”还远远不够。史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成于“权力者”手中的史料中体会、把握“弱者”和“他者”的历史，这不仅是医疗史的课题。“上”的历史是显性的，“下”的历史是需要爬梳替他们彰显的，唯有如此，才能接近完整的社会形态。这也是国内目前很多学者心心念念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宗旨。
唐代一度曾经限制技术出身（包括医官）者，规定官位不得过五品。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一文对于这个现象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至神功元年敕，又限定各色伎术官升迁不得超过本色任官的最高位。即，天文至太史令，音乐至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至尚药奉御，就到了仕途的上限，不得进一步向本色外升迁。追求升迁是大多数入仕者的自然欲望，神功元年敕又保证了不让伎术人在功名官位的欲望中迷失正途，流失于从政的空间里去。一般把神功元年敕令看作是对各类伎术人任官的限制。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本色出身本色任官，这不过是对官员任用制度的规范。首先，地位高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在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中，正五品下的尚药奉御地位也并不算低。即使要提高伎术人的地位，从制度的角度也只能是提高伎术官的官品级，而不是让医术人、音声人等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次，敕令所限制的是‘本色出身’，而非所有的医术人，如孟诜等非医术出身者自然别论。”[19]同时她认为：“柳泽批评彭君庆‘邪巫小道’，说睿宗‘轻用名器’。也只是柳泽个人的论调，至多也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论调。‘邪巫小道’并不是国家制度对医人的定位。而人们往往把有一定关系的两回事混为一回事。”[20]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以当时人的人生出口而言，做官，做大官是不二之选，甚至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更不是邪路。官府要是有“不让伎术人在功名官位的欲望中迷失正途，流失于从政的空间里去”或者“要保持住此类专门人才，就需要使其成为一种转迁途径有限的身份”，那就意味着官府未能摆脱将其视为仆役厮属的观念，“学而优则仕”，则意味着未能将其视为真正的“学”，正如《汉书》卷九二《楼护传》所记载的那样：“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说到底，限制医官品级之提升、不将其归为士人就是彻底的歧视。所以前揭李建民语也只能以“广义的士”概括医者身份。
对于分层的把握，可以理解宋代以后医学发展的真正意义。印刷术时代史料的普及化和平民化[21]、人生思想的实用主义倾向、神仙道的没落其实都对中古医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儒医、局方的出现，意义重大，要说有“中间”的话，儒医、局方似乎标志着士大夫的医学与平民医学的合流、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的契合，而且也是“心理”的一次整顿。一般认为宋代医学进步之处在于：1.官方医疗机构由州一级普及到县一级；2.校正医书局的成立；3.惠民局的设立和《局方》的出现。以上可参看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22]、陈元朋《两宋的医事制度及其社会功能》[23]、刘淑芬《唐、宋时期僧人、国家和医疗的关系——从药方洞到惠民局》[24]、张哲嘉《官方医学分科与医学发展：以北宋疾病分类与伤寒研究为线索》等[25]。
其实宋代尤其官方对于医学的推动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古时代种种分层的或继承，或摒弃，或整合。比如儒医的崛起问题。儒医是对中古时代“士人”与“医者”“鬻技”与“医学爱好”诸多分层的一次整合，宋代儒医秉承唐后期士人阶层对医学的爱好，但突破了鬻技的心理障碍，从而带来了医人阶层乃至医学的巨变。陈元朋[26]、余新忠、祝平一的研究可看作是构成阶梯化的态势，陈元朋对于儒医的崛起、地位的论述完整而清晰，余新忠则怀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否出自范仲淹之口，同时指出了宋元时期医人社会地位的抬升到了明清时期则陷入停滞。[27]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的研究也非常值得关注，他对于“文本”价值高度重视，认为文本是儒医用来标榜自身、利用话语权边缘化其他医者的利器：“宋代以降，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医学知识随文本流传之势，益不可挡，其他各种依赖心传口授的技术却有渐被排挤的现象。”[28]同时又使得其他文人可以凭借对文本的利用渗透其边界，挑战其权威：“‘儒医’如医之资来自研读医学文本，或宣称掌握了医学经典的精髓。他们强调文本知识的重要，并边缘化了其他不依赖文本的医疗传统。而在商业出版较前代普及的情况下，‘儒医’无法垄断文本知识，其他的医者和文人亦能掌握文本知识而自称儒医，甚或有文人自认研读医学典籍的能力高于医者，反以自己的文本知识与医者颉抗。文本知识因此成为双面刃，一方面使儒医能隔离其他医者，却也使文人学士永远得以渗透其边界，挑战其权威，儒医因而无法排除其他医者，垄断医疗市场；社会上亦无任何标准能确认儒医成员的身份。”[29]他还借助《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的范祖禹反对道士校道书的事例指出，宋代儒士信心满满，认定儒学深入其他知识领域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30]儒医和儒学的全面介入使得中国医者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元以降到明初，世医和儒医之界域混淆。‘家世儒医’的现象相当普遍。从元到明初，地方医学实为此辈人安身之所。正是因为有地方医学为基地，某些占据地方医学的世家可以延绵不断。而且可以由此业医、业儒，在医学与儒业中互相迁转”[31]。
儒医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金元时期医学理论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基础。而它同时也是对“分层”的一次整合，这一点是诸位研究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它将几种本不兼容的层级糅合为一体，应该说折射出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这其中大概也有所谓“唐宋变革论”题中应有之义。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早就论述过阶级升降是此时社会主要特征，而宋代士人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科举失意者从医的转向正是医人阶层价值得以抬升的基础，正如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里所指出的，宋代知识分子由从相信皇帝和朝廷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可以自主地变化这个世界。“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就是最好的体现。而且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是前文所提到的上古至中古早期那种“论病以及国”思想的再度复苏，只是“他视角”这次转变为以儒医为主角的“我视角”，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现象。学界似很少有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的力作。
局方问题应该说是另一个“分层融合”的例证，以往视角一般落在官方如何推动医学等方面，几乎已是定论，兹不赘举。但局方之意义恐怕不仅在于此。中古官方医学是比较弱势甚至从属于民间医学的，[32]《局方》透过行政力量和印刷术等技术手段使得官—民、士—医等各种分层得以糅合，并且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如元代医学家朱震亨所云：“《和剂局方》之为书也，……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33]大约一直要到元、明时期地方医学的崛起，才使这种情况得以改观。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以国家与医学为中心》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超常使用大量香药入手，联系宋代市易务制度，指出惠民局初衷“不是惠泽百姓，在神宗朝，太医局不隶太常寺，与改善医学教育亦无多大关系。熙丰变法下所设修合卖药所，只是配合市易法而出现”[34]。设置初衷既然如此简单甚至功利化，那么局方出现后的洛阳纸贵就更加令人深思：简便、易操作使得民众对其推崇备至，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使得医家也对其产生依赖？这是不是医者内部状况决定的？宋濂《文宪集》卷八《送戴原礼还浦阳序》：“夫医之为道，本于《素问》。内经其学，一坏于开元，再坏于大观，习俗相仍，绝不知究其微指，唯执一定之方，类刻舟而求剑者。”唐开元年间玄宗下令推广《广济方》，大观年间《和剂局方》厘定卷帙，这段话直指医者由此放弃理论之研讨，一味依靠成方。大观年以后医学理论是向上发展的，而民间的确又有过于倚重局方、轻理论的现象，该如何解释？这恐怕应该是所谓分层研究的另外一个课题。它是不是又在暗示着，文本之外的普通医人阶层依旧和普通民众一样追求简便易操作？局方一统江山为何与儒医的崛起呈现负相关？这些都是亟待解答的。
中古至宋是各种阶层剧烈升降、融合的时代，医学自身出现了适应不同层级的发展样态。就阶级而言，有上层社会医学与下层社会医学的区别，有了这样的视角，就有利于解读传世文本和出土民间文本之间的区别，也可以看到医学人士由受抑到逐步与儒合流，以及医学知识的低门槛和文本传统所导致的各阶层对医的渗透，还有以局方为标志的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的渐行渐近。
就理念层面而言，有宗教医学与世俗医学的区别；就医学功用而言，有医国医政、长生成仙与医病的区别。有了这样的视角，就有助于理解本草学之起源、分类，有助了解传统医学存在意义的前后变化，有利于了解与西方迥异的中国医患关系模式的形成。
就地域而言，有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圈的形象模塑，以及由此带来的基于文化歧视所产生的地域疾病观，有了这样的视角，就有助了解掌握于主流文化圈之手的文本对南方描述的虚与实，以及北人观点逐渐被“驯化”的原因。此外还有性别分层等等。
如果说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前印刷术时代文本自身的“分层”所带来的，所以视角问题是研究的关键，唯有恰当的视角才能消除传世文本自身局限，体会把握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心态，并领悟这种心态的时代背景。而且，唯有将视角延伸到宋代，联系到所谓唐宋变革，联系到宋代文化的平民化和知识的下移，联系到技术手段（以印刷术为代表）对种种分层的影响，中古医疗史研究才会有更高的境界。
[1] 陈邦贤曾将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医家地位的历史。见氏著：《中国医学史·绪言》，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日本早期医史专家富士川游曾将各个时代医学家地位的研究列为医史研究的三大任务之一，这三个任务包括：1.医学知识的历史；2.医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3.疾病的历史。见氏著：《日本医学史》，东京日新书院，1941年，第4页。
[2] 陈元朋：《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 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5年第6卷第1期，第179—203页。
[3] 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68页。
[4] （汉）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780页。
[5] 金仕起：《晋平公病案新考：“论病以及国”传统的一则个案分析》，《新史学》2003年第1期，第1页。
[6] 金仕起：《论病以及国：周秦汉唐方技与国政关系的一个分析》，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7]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9页。
[8]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90页。
[9] 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以医史文本为中心的一个分析》，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年，第2页。
[10] 河北威县张偓南氏旧藏敦煌文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佚书》，《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有关该文书的真伪曾有争议，马继兴、张政烺、李学勤认为该书不是伪造，但也不是陶弘景所著，马继兴认为成书于北宋，张政烺、李学勤认为可能是陶弘景的仰慕追随者编辑而成。但是新西兰注册中医罗鸿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一本忽悠了中医界40年的伪书》，认为此文书是现代伪造。张如青在回顾这段学术公案之后说：“此书确系托名之伪书，但绝非近代或者今人的伪作，而是梁至五代末陶氏后人摘录其说的著作。”（张如青：《丝绸之路医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丝路医药”学术论坛暨〈中医药文化〉第二届工作坊论文集》，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2017年11月，第2页。）
[11] 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77本第3分，第408页。
[12] 林富士：《中国早期道士的医者形象：以〈神仙传〉为主的初步考察》，《世界宗教学刊》2003年第2期，第1页。
[13] 张宗栋《医生称谓考》（《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3期，第138—147页）一文将古人对医人的称谓分为褒义与贬义：褒义者如国医、国手、儒医、名医、神医、医仙、哲医、老医、通医、妙医、高医、高手、明医、隐医、道医、善医、奇手、贤医、上医、良医等；贬义者如庸医、庸手、戕医、妄医、俗医、时医、福医、凡医、矢医、里医、市医、衙推、愚医、下医等。同时根据医学的分科，医生的称谓种类也很多，如周代分疾医、食医、疡医等，扁鹊则“随俗为变”，“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唐太医署设有医师、医工、针工、按摩师、按摩工等。而流动在民间为广大人民治病的医生，被称为走方医、江湖医、游医、游方之医、草泽医、草泽医人、泽医、铃医、民医、走医、下走医、中医等。医人的称谓虽然种类繁多，但是我们看到其中比较流行的几种——诸如医生、大夫、郎中、衙推等——都与官职有关。“医生”这一称谓或许与太医署“医学生”有关系，至于“大夫”，《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大夫’为宋代对医生的称呼，北宋末医官官阶有大夫、郎中等十四阶，南宋又续增数阶。时人遂尊称医生为‘大夫’，后世沿称之。”还有“郎中”，《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宋代对医生的称呼。北宋政和二年以后，翰林医官院有‘和安郎’、‘成和郎’和‘保安郎’的官阶，官场或遂以前代可称郎官为郎中的惯例，称翰林医官为郎中。而民间受此影响，称一般医生亦为郎中。”相关问题请参看宋丽华、于赓哲：《中古时期医人的社会地位》，《唐史论丛》第13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34—249页。
[14] 参见本书第二章《由〈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看唐代官民医学分层》。
[15] 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16] 于赓哲：《“然非有力，不能尽写”——中古医籍受众浅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8—87页。
[17] 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8] 陈昊：《读写之间的身体经验与身份认同——唐代至北宋医学文化史述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48—249页。
[19] 程锦：《唐代医疗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8年，第92—93页。
[20] 同上书，第106—107页。
[21] 有关印刷术普及后对于社会心理、文化传播的巨大影响，可参看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能》，载氏著《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1—244页。辛德勇：《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6辑，2014年，第168—178页。
[22]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219—237页。
[23] 陈元朋：《两宋的医事制度及其社会功能》，《史原》第20期，1997年，第263—316页。
[24] 刘淑芬：《唐、宋时期僧人、国家和医疗的关系——从药方洞到惠民局》，载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45—202页。
[25] 张哲嘉：《官方医学分科与医学发展：以北宋疾病分类与伤寒研究为线索》，“疾病的历史”会议论文，2000年6月。
[26] 陈元朋：《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 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5年第6卷第1期，第179—203页。
[27] 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21—131页。
[28] 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77本第3分，第413页。
[29] 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77本第3分，第402页。相关论述又见第410页。
[30] 同上，第419页。
[31] 同上，第430页。
[32] 参见本书第二章《由〈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看唐代官民医学分层》。
[33] （元）朱震亨：《局方发挥》，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1页。
[34] 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以国家与医学为中心》，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