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公元前401年的秋天，在库纳克萨战役失败后，色诺芬带着他的一万名希腊将士几乎全身而退。他们以雇佣兵身份效力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意图反叛，却在这场战役中死于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之手。在这一年的年底，色诺芬率领败军北上至黑海之滨的希腊属地特拉彼祖斯（今土耳其城市特拉布宗）。这支万人远征军绝大部分为重装步兵，他们徒步行军，从巴比伦城外（今巴格达附近）至小亚细亚北部的安全地带，一共要跨越约1300公里的敌方领地。一路上，阿尔塔薛西斯的追兵步步紧逼，他们沿途所经各处的波斯部落也都严阵以待，刀剑相迎。

当他们穿越平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时候，这些希腊人看到了几片蔚为壮观的废墟——比任何一座希腊或波斯城市的规模都大。那曾是真正的大都市，如今却成了荒凉之地，神庙、房屋与城墙一点点被沙土覆盖。其中最宏伟的一片被色诺芬称为“梅斯比拉”，而今天我们知道它就是亚述帝国的都城尼尼微——在一万名希腊雇佣兵于那片废墟上安营扎寨的两百年前，这一文明就已经消失。色诺芬对它的存在与过往都一无所知。

色诺芬把所有这些见闻都写进了他那部伟大的著作《远征记》里，我们今天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仍会像读任何一个冒险故事一样心潮澎湃，可它是独一无二的：偶然发现异域或未知的文明是一回事（正如《星际迷航》），但是目睹一个比你强大得多，而你对它一无所知的文明遗迹，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打开手机就能解决任何疑问，所以不可能理解色诺芬当时有多么茫然和困惑。古代军队依靠星辰与太阳的指引，在没有地图的情形下行进，沿途遇到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没有卫星定位，没有地图测绘，也没有情报机构提前通报前方的情况。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远征记》并不是十分重视那些废墟，实际上，那些希腊人根本没那个时间：一路上匪夷所思的事情可谓是司空见惯，过度驻足惊叹只会给追兵以可乘之机。

我在写《断裂的乡村：走过不曾如此空心的西班牙》这本书时，原本应当更深入挖掘色诺芬这个人物，用他的方式重新观察、刻画伊比利亚内陆地区，以及那些不断消失和被荒弃的村庄。我们作家非常钟爱“夸大”，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方法。如果我当初用《远征记》中的内容来与西班牙对比（西班牙的小山村和辽阔的尼尼微之间相距千里，但这也无妨，因为知道夸张的边界在哪里时，这一手法运用起来反而效果更好），本书的论点会更有说服力。这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人们思考人口减少这一问题总是跳不出几种思路：负面的调子、民族学的笔触、伤怀的心绪、田园牧歌式的描绘；故而粗犷的重甲雇佣军那史诗般的经历，恰好能为这个业已枯竭的领域带来必要的冲击。

因此，我虽未明言，实际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色诺芬的角色。用一些人的话来说，我是在多管闲事。究竟为什么一个局外人，一个连葡萄蔓与常春藤、橡树与橄榄树都分不清的城里记者，会来反思农村、农村的荒弃和其他那些与他完全无关的事情？如果我们已经疯狂到了禁止其他民族、国籍的演员来饰演本国人物的地步，那么我这本书的确是一种文化挪用，应当被谴责。但这样的话，也就只有来自荒弃地区和大学地理系的学者才有权研究人口减少现象。

我和色诺芬一样，都是局外人。我麾下没有军队，各个村庄里也没有人备好石块准备教训我，但我的确在寻求保有那种外来者的目光。我追求那种惊叹折服的体验，因为我身后没有波斯追兵，我有足够的时间来观赏和思考废墟。我进入了一个既熟悉（我的家族与西班牙无人村有着深深的羁绊，那里也保留着我鲜活的童年回忆）又陌生的世界：那里的农村文化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对我们来说又像色诺芬面前那些两百年前即被摧毁的亚述城市一样陌生。

这本书得以大获成功并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和政治辩论，是因为很多西班牙人都大感惊讶：几十年来，我们醉心于成为“欧洲人”“富人”，却忽视了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西班牙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如何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彻底荒芜，我们怎么能任凭它被抛在过去，再也无缘看到未来。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全世界所见证的最惊人的转变就是农村文化的消逝。每个国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这个过程，但通常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的社会影响又极其深远，中国对此绝不会感到陌生。相比于中国的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和东部地区特大城市的崛起，西班牙和欧洲所经历的似乎就显得有点小儿科了。然而，历史的脚本总是相似的。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巨变，以至于那些在变革前出生的老一辈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外国人”。伴随他们成长的文化已不复存在，他们的童年消散在无数个尼尼微的废墟中，而年青一代则仿若色诺芬，惊奇地观察着这一切。

本书探讨了变革的重要性，而大多数社会对这种变革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任何一个经历过农村人口外流的中国读者，或是其亲历者的子女，都会对本书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有似曾相识之感。西班牙的经历很容易引起共鸣，正如一个会爱、会怀疑、会死亡的人与其他任何一个会爱、会怀疑、会死亡的人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于2016年来过中国，就在本书出版前几周。我在北京、苏州和宁波的街头漫步，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品茶，不断惊叹于中国的这些城市，以及大量农村移民的存在——这也恰好是本书的灵感来源。我深知中国也有一片“空荡之地”，尽管我在那次旅行中没有来得及到访，但我一直在思考，离我们不远的过去是如何被势头猛烈的未来所取代，直至被遗忘的。然而，它留下的印迹看似微弱，对有心之人来说却清晰可辨。在从莫斯科到上海那漫长的航班上，我读了一本西班牙作家朋友写的游记，他20年前在中国生活过，而他当时的观察和记录对我的旅行简直毫无用处：仅仅过了这么短的时间，我看到的中国就已经与他所写的完全不同。当我后来与他谈起这次旅行的时候，他觉得我所讲述的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根本不是他以前认识的那个中国。

西班牙也是这样，一个分别在1955年和1975年两次到访西班牙的人，一定完全认不出他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国家。很多1955年时还存在的村庄到了1975年已经消失不见，而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三倍之多。1955年，马德里还是一个低调朴素的首都，带有一股土气。到了1975年，它已经变成了一座拥有摩天大楼的大都市。

《断裂的乡村：走过不曾如此空心的西班牙》也是一个了解西班牙文化的渠道。它不是一本旅行指南，也不是学术专著，但是向任何一个对西班牙历史、文学和现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友好的窗口。我本人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举办过讲座，校方都把这本书列为了解西班牙文化的入门作品。

我不愿逐一列举中国读者会对这样一本极具西班牙色彩的书感兴趣的原因，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动机，我无法预测。我只想在这篇已经过于冗长的序言中再强调一点，即色诺芬的感受是普世的，因为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位希腊将领在尼尼微那片不可思议的废墟前所感到的恐惧和渺小。

塞尔吉奥·德尔·莫利诺

2020年12月于萨拉戈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