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充满神奇色彩的“五”

对中国人来说，“五”是一个最不寻常的数字。晚上仰望天空时，中国人看到的是五大行星，即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在观察自然界中的颜色时，他们将其分成五种：青[1]、赤、黄、白、黑。构成世界的是五大元素[2]：木、火、土、金、水。在果园里，人们欣赏苹果树、梨树或者樱桃树的树干或花和果实，也会联想起“五”这个数字。在对空间进行分析时，则有五个方向：东、南、中、西、北。在人体这个小世界中也是如此，构成人体的是五个部分：肌肉、脉络、肥肉、骨头和皮毛。人的体内有五大脏器：肾、心、肝、肺、胃；躯干上也有五个分支：头、双臂、双腿。

依此类推，其他所有东西显然都可以用五来划分。在音乐方面，白种人往往谈起八度音程，其实中间包含了十二个音，而中国的乐声音阶只分五个音级[3]。中国人还讲究五味：酸、甜、苦、辣、咸。在古代那些具有半神话色彩的帝王中，中国人认为有五个帝王最值得记住。在4000年的历史中，中国人还认识到可以把贵族分为五个等级。

对中国人来说，有五种恒久或主要的美德，[4]而对人的惩罚相应也有五种。中国历法取决于所谓的天干和地支，很多这样的事情都记载在“五经”中，而当今中国的国旗上也有五道条纹。[5]

因此可以预期，在提到中国的高山时必然只会用“五”这个数字。而且在诸多圣山中，必然会有五座最为出名，它们也自然要和五大元素、五个方向、五种颜色联系起来。故而我们发现：

东岳泰山对应木和青色，

南岳衡山对应火和赤色，

中岳嵩山对应土和黄色，

西岳华山对应金和白色，

北岳恒山对应水和黑色。

这里可以用“五”这个数字来概括几座名山的神圣之处，虔诚的信徒们会去这些地方朝拜并且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

玉皇大帝为五岳安排了属下的五位神仙，委托他们各管一方，处理那里的人间事务。在此基础上，道教徒创造了奇妙的神话。如果为五岳和四水献上合适的供品，黄鸟这一大地的精灵就会出现。按《述异记》[6]的说法，盘古死后，他的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两只脚变成了江河和海洋，头发变成了树和草，左手变成东岳泰山，左臂变成南岳衡山，腹部变成了中岳嵩山，右手变成西岳华山，右臂变成北岳恒山。

很久以后，佛教传入中国，这一新的宗教不仅试图在这五座圣山上寻找落脚处，就像布谷鸟在别的鸟巢里下蛋一样，而且把其他一些高山当作了自己的圣地。但它毕竟是外来宗教，这一宗教的外来性特征十分明显，其结果是只有四座山峰成为佛教圣山。[7]外来宗教的庙宇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朝圣的目的地就是那古老而具有鲜明本土性的五岳。

无论在动机上有多大的差别，我们都是遵循了千百年来已经根深蒂固的一个习俗，即朝圣的习俗。但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每一种宗教似乎都有一些圣地。如果某一宗教有明确的创始人，人们显然就会对跟他有关的地方感兴趣。因此在西奈、巴勒斯坦、尼泊尔、阿拉伯、波斯和山东，都有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点。重要性仅次于宗教创始人的是伟大的传教士，再次就是当地的圣徒，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也会受到人们的注意。所以，犹太人往往会被吸引到摩苏尔[8]城著名的那鸿[9]墓，巴比伦附近的以西结[10]墓，以及巴士拉的以斯拉[11]墓。后来又出现了两位闻名东方的宗教领袖，在罗马皇帝哈德良[12]镇压犹太人的反抗后，他们为恢复犹太教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第比利亚斯湖边的梅耶拉比墓和梅龙湖边的西蒙·本·约凯拉比墓，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圣地。同样，麦加和麦地那与穆罕默德[13]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后者出生在那儿，生前曾在那儿传道，后来成为那个地方的统治者，最终在那儿去世。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仅仅是对于逝者的好奇心或崇拜便足以吸引人们到那些地方去参观，这是很自然的。此后每经过一个世纪，人们都会赋予这些地方以新的联想，所以感兴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最终整个城市可能会完全变成一个历史博物馆。大多数情况下，到某处参观的人渴望从中得到抚慰，随着圣祠和文物的不断增多，人们普遍会对当地特有的圣迹深信不疑。

就拿坎特伯雷[14]来说吧，我们且不提那儿的罗马大道，朱特人[15]的文学遗产，所有其他世俗的遗迹，以及1825年制造的蒸汽机车，这个地方最古老的教堂是专为纪念法国武士兼牧师马丁而建的，另一座教堂是威尔士人为纪念罗马士兵潘克拉斯修建的，此外还有意大利传教士奥古斯丁[16]的许多遗物。这里还有一些著名大主教的纪念物，其中有邓斯坦[17]和奥非基，后者被丹麦人残忍杀害后，丹麦国王克努特[18]极其隆重地将其埋葬在这里。另外，其他一些殉教者，如托马斯·贝克特[19]、托马斯·莫尔[20]，以及托马斯·克兰麦[21]，也都葬在这里。就因为有这样一座历史博物馆，这个肯特郡的小镇游人川流不息。现在小镇上的人以接待朝圣者为生，对此又有谁会感到奇怪呢！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来到此地，并不只是出于好奇，也不是仅仅为某种情绪所打动，或者是为了重温一段历史，而是把这儿视为圣地，他们到这里不单单是为观光，更是来朝圣。他们旨在加深自己的宗教情感，陶冶自己的情操；他们被告知来此朝圣是获得上帝恩惠的一个手段，这样一种善行在上帝对他们做最后审判时会起作用。有些人因此把朝圣看作自己的使命，年复一年，从一个圣地漫游到另一个圣地，希望借此积累自己的美德，直到后来整个朝圣的体系受到了伊拉斯默斯[22]的嘲笑。在遭到一个离经叛道的暴君[23]的破坏后，坎特伯雷的旧秩序终于寿终正寝。

当今这个时代，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在东方人身上也体现出来，就像乔叟[24]讲述朝圣者故事的那个时期一样。日本人曾不辞辛苦地到33座山去朝拜，以表达对观音菩萨的崇敬。在某些人群中，完成了这样一连串的朝拜活动就标志着一个人度过了少年时代，开始步入成年，很久以前中国的故事中似乎也反映出这种愿望。中国佛教徒长途跋涉到尼泊尔的圣地取经的经历被详细记录下来，堪与同时代到圣地朝拜的早期基督徒的经典著作相媲美。只有中国的习俗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由此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佛教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的香客们经常到哪些地方去朝圣？原因又是什么呢？

如今的印度教徒崇拜水，尤其在两河交汇处。但黄种人并不在黄河或其他经常吞没他们家园的大江大河边上举行宗教活动。过去人们曾经向河流献祭，但是现在，人们朝拜时不再选择河流，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山峰。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山是怎么出名的？我们会发现这儿没有穆罕默德或佛陀[25]之类的人物，这样我们就必须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穆罕默德和佛陀释迦牟尼游历过的地方成为圣地，而在中国没有一个堪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宗教人物。中国的许多地方原本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却在很久以前就被看作圣地。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发现朝圣场面显然是把现代的基督教思想移植到一个非常古老的种族身上，这种情况绝非罕见。在布列塔尼[26]，农民们在2000年前人们就曾朝拜过的巨石阵前举行赎罪仪式。在格拉斯顿伯里[27]，尽管有关于圣杯和神圣荆棘[28]的传说，它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证明墨林[29]的玻璃房子就在这里，并且这里还是传说中的天堂岛阿渥伦[30]——曾经有一个善良的少女掌管着这个地方，她使受伤的人恢复健康，并且永远过上幸福生活。沙特尔[31]曾是德鲁伊特教[32]宗教仪式的中心，吸引了众多的朝圣者，很久以后才有传教士进入此地，开始讲述关于圣母的新故事。在穆罕默德之前，麦加是整个阿拉伯的神殿——供奉阿拉伯三百六十五位神灵的地方。尽管他曾努力摆脱这种影响，但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保留了祭品和为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所不知晓的野蛮做法。

中国的那些圣山也是如此，其中一些圣山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佛教表皮很容易剥去。剥去这层表皮之后里面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说的果实本身，但这仍然不是本质。在核心部分我们发现了某种远比老子的思想或后人关于老子的说法更古老，也远比孔子搜集整理的文献更古老的东西，某种属于更原始的宗教的东西。这些山并非因为道教徒的存在而扬名，其本身便有一种古已有之的神圣气息。人们相信山神、风水变化的影响和山中鬼怪的存在，而那时还没有思想家想到要对这些信仰进行梳理并做出合理的解释。远在尧帝受命来掌管群山或皇帝开始于每年夏至那天在地坛举行祭奠仪式之前，人们便本能地向各地的山神献祭，尤其在他们要穿越或攀登这些山之前更是如此。他们在做必要的准备时有自己的一套迷信做法，往往要进行斋戒和洁身礼，以便能顺利通过山口，至于和尚、道士们有组织地在山上建庙修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具有“五齿之智”的学者现在是否应该更认真地来研究一下中国——这个庞大、专制和不朽的中国呢？某个似乎牙齿还没有长出来的人却花了不少时间去探讨短暂而浅薄的激动所引起的转瞬即逝的泡沫。这一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并不足以阐释中国农民古朴的思想，但这一努力将继续下去，它表明了占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长期以来的发展趋势。作者并不敢声称已就此得出科学的结论，但本书或许会使更有才干的研究者认识到在中华大地上所蕴藏的可能性，因为那儿生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

[1] 这种颜色，人称“大自然的颜色”，最令人难以捉摸，根据不同情况，可以指绿色、蓝色、黑色或灰色。——原注

[2] 即五行。

[3] 即宫、商、角、徵、羽五音。

[4] 即仁、义、礼、智、信。

[5] 该书写于1926年，在这儿指的是中华民国初期的旗帜。

[6] 中国古代神话典籍，相传为祖冲之所著。

[7] 这四座佛教圣山分别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

[8] 摩苏尔（Mosul）是伊拉克的一个北部城市。

[9] 那鸿（Nahum）是犹太人的先知。

[10] 以西结（Ezekiel）是公元前6世纪希伯来预言家，曾号召犹太人出走巴比伦以回归敬神和信仰。

[11] 以斯拉（Ezra）是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预言家，在犹太人出走以色列以后把他们领回耶路撒冷。

[12] 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曾试图取消罗马和罗马行省间的差别。在122年去不列颠巡游期间，他下令建造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

[13] 穆罕默德（Muhammad）是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先知，40岁时开始作为真正的宗教的上帝的先知传教。穆罕默德在622年以后在麦地那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国家并使阿拉伯半岛皈依伊斯兰教。

[14] 坎特伯雷（Canterbury）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城市。建于11—16世纪的坎特伯雷大教堂是英国教会首席大主教的住地。那儿也是圣徒托马斯·贝克特1170年被谋杀的地点。

[15] 朱特人（Jutes）是日耳曼族的一个部族，5—6世纪时入侵不列颠，定居在不列颠南部和东南部以及怀特岛上。

[16] 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是意大利裔高级教士，他受教皇的派遣，将基督教教义传到了英国，并于598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

[17] 邓斯坦（Dunstan，924—988）是英国高级教士，任温彻斯特主教时曾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试图将丹麦与英国合并为一个国家。

[18] 克努特（Canute，约994—1035）是英格兰（1016—1035年）、丹麦（1018—1035年）和挪威国王（1028—1035年）的统治者，其统治起初非常残暴，但后来又因其睿智和宽容而出名，成为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19] 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约1118—1170）是英国著名的殉教者。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因持己见分歧而失宠于国王，并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里被四个爵士谋杀。1173年他被教会封为圣徒。

[20]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国政治家、人文主义学者和作家，因反对强迫英国臣民承认亨利八世的权威在教皇之上的法令而被囚禁于伦敦塔，后以叛国罪名被斩首。他的《乌托邦》一书构想了一种理想政府之下的生活。莫尔在1935年被教会封为圣徒。

[21] 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是坎特伯雷大主教（1533—1553年），曾参与修订了公祷书（1552年），并着手进行了其他宗教改革。在信仰天主教的玛丽一世统治期间，他被判有罪，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22] 狄赛德留斯·伊拉斯默斯（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是荷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他试图使古代的古典经文复兴，恢复基于《圣经》的朴素的基督教信仰，消除中世纪教会的一些不当行为，他的作品包括《基督教骑士手册》（1503年）和《愚人颂》（1509年）。

[23] 这个暴君就是指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他于1534年跟罗马教廷闹翻之后，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并且没收了包括坎特伯雷大教堂在内的许多英国修道院和教会财产。

[24]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被认为是英国的诗歌之父。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年）讲述一群香客去坎特伯雷朝圣的故事。

[25] 佛陀（Buddha，约前563—约前483），印度神秘主义者和佛教创始人，他在35岁大彻大悟后开始传教。

[26] 布列塔尼（Brittany）原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省，位于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的半岛上。500年，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逐出家园的布立吞人定居于此。1532年该地区正式并入法国。

[27] 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是英格兰西南部一市镇，位于布里斯托尔西南部。附近广布铁器时代村落的遗物。这里是传说中亚瑟王的阿瓦朗岛旧址。

[28] 西方的一个传说中，约瑟夫（Joseph of Arimathea）受到钉死耶稣的古罗马的犹太总督彼拉多的迫害，逃离耶路撒冷，他把圣杯藏在白色的锦绣衣服下面，路上又从白色的荆棘丛中砍了一根木棒做手杖。

[29] 墨林（Merlin）是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顾问，是一个魔术师和预言家。

[30] 阿渥伦（Avalon）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天堂岛，在西海，亚瑟王终老于此。

[31] 沙特尔（Chartres）是法国北部城市，位于巴黎西南方。市内13世纪的大教堂为哥特式建筑的杰作，以其彩色玻璃和对称螺旋体著名。

[32] 德鲁伊特教（Druidism）是古代高卢人与不列颠人的一种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