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市场的统治

1.第二只看不见的手

苏格兰的爱丁堡是一个奇特的地方，除诞生了人所共知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外，还有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不列颠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探讨》、常被称为“中央银行之父”的亨利·桑顿，以及新货币（纸币）的发明人、《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的作者约翰·罗。

约翰·罗阐述了“货币需求”的概念，桑顿把所有不同的信用手段看成一个整体。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第一只看不见的手”）也是伟大的思想。然而，桑顿关于信用的研究指出，信用体系是不稳定的，货币增加后只要经济能够随之增长，就会导致就业率提高，并掩盖货币过度供给可能带来的严重问题。但对于增加货币供给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桑顿并不看好，他认为采用这种增长模式的经济系统存在着严重的“内在不稳定”问题。这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理念有着显著的差异。桑顿认为，经济运行具有自我复轨的能力（负反馈现象），同样经济也有自我脱轨的能力（正反馈现象）。这种源于内在机理的自我调节也同“看不见的手”一样干扰着经济系统，我把它称为“第二只看不见的手”。

本人以为，两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更符合经济活动的规律，尤其要承认，正反馈导致经济系统过度扩张以至于走向泡沫破裂的局面几乎都是过度相信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的结果。

桑顿从另一个角度就信用或金融货币政策的使用可能带来的经济扩张或萎缩提出了警告，他认为信用系统是不稳定、不可靠的。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更加关注相对乐观的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桑顿则更加关注不乐观的经济现象，不论采取什么措施，人们都要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系统的基本特质，要更加注意这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对经济运行的破坏力。他对经济运行中的（正）反馈机制可能强化不稳定性的观点持理性的态度，并且其观点与多年后维纳提出的控制论思想基本契合。

在凯恩斯倡导政府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被全球推崇的时候，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影响力就相形见绌了，当然桑顿所说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默默无闻。

忽视第二只“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误区。我们关注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也充分考虑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但对经济系统的“原罪”，即系统自身的“内在不稳定”认识不足，而且这种“内在不稳定”有一定的破坏性，以及自我扩张、自我膨胀和自我繁殖变异的可能性。

2.第三股力量——信息

供给与需求作为经济体系的基础要素，是市场交易的两端。由于形式上相对独立，很多学者把二者分割开来研究。关注供给侧或关注需求侧是相对的，但在经济学上不应该将双方对立起来讨论，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它们的联系都如此紧密，简单地放在一起和分割开来都是错误的。

很多学者喜欢以算术逻辑讨论供给和需求，并且常常把供给的增减对需求的影响或需求的盛衰对供给的反馈当作研究经济运行的工具，在微观上得出物价的变动规律。但将这种微观经济学方法用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是不恰当的，因为没有关注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市场的走势、政策的调整、经济预期等。

本书按照控制论的要求，提出了信息对于供求关系的作用机理问题，希望改变经济学家关于供求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

我们在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观点看问题时，就会发现在供求之外有第三股力量：信息（见图1-1）。信息是媒介，是通信通道，是虚拟要素，也是预期、心理和市场趋势。读者可能一头雾水，是的，我不可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把深奥的“三论”讲清楚，我只想借用信息这个概念，把它植入经济学的供求理论。

把一个非物质的概念放到传统的供求理论中显然有违正统。我并非试图改变供求关系在经济理论体系的地位，加入一个新元素“信息”是想把干扰市场交易的其他要素纳入市场研究。

“信息端”在经济市场中包含了市场趋势、政策预期、杠杆率、集合效应、交易偏好、交易机制、稳定性等因素。凡不在传统的供给与需求分析中，但有利于分析影响市场变动的因素都可以纳入“信息端”。这些游离在供求两端之外的要素的基本特点是包含虚拟要素、运行机制、衍生品及人的“活思想”。人本来是被纳入需求端参与分析的，但传统的供求分析中更加注重需求的数量、层级及有效需求等相对物化的因素，即使把人的需求作为考量，也是按“一人世界”而不是“众人世界”分析的。

实践中，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往往是由人导致的，而不是由供给与需求导致的。不同人群的交流和人群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的引导会大大改变市场本来的轨迹，给相对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增加了不稳定性（熵增）。

我国进入21世纪后，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一直供过于求，但也曾发生类似大蒜的商品被个别人的预期推动而涨价的现象。这些商品的市场量价波动与供给和需求没有关系，是信息端在起作用。

人的干扰无疑是所有干扰因素中最为活跃的，但我们往往对此关注不够。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群”的因素在市场中的作用是复杂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简单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无解，往往需要考量更多参与要素。

而市场机制和信息“变异”问题是传统经济学市场分析的另一个短板。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著作都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认为应尊重市场规律，减少干扰等。但少有经济学家关注市场机制和信息“变异”的趋势，甚至很多学者回避市场信息有“混乱的基因”。信息论的研究结论是，信息“混沌”现象的影响力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愈发活跃，从而导致系统的熵增趋势愈发明显，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3.熵增趋势的必然

信息论的创始人克劳德·香农提出了“信息熵”和“信息通道”，解释了传统经济学无法理解的系统性紊乱的内在机理。我们知道，信息在通信过程中必须克服干扰才能确保准确传递。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所有的交易和信息都会不断地受“人”的意愿调整，也会有各种干扰掺杂进来，包括看见的、听见的，甚至是想象的信息，还有不同人的思维、行为差异的影响。信息在计划—结果—反馈—调整等一连串、多层级的动态链中传递，再加上供给与供给之间、需求与需求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相互干扰、相互作用、相互传导，经过不同人的理解和加工，主观的行为信息和被动的信息变异会再次升级，成为又一个更加复杂的信息端。

经过传导的信息已不是发出时的信息，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复杂性和动态性也越来越强，为此我们用“熵”来描述系统的混乱程度。

在供求关系之外提出“信息”这个概念，是在信息与不确定性、信息与熵、信息与混沌之间架起了桥梁，为解决经济学研究供求关系的单一性、片面性打开了新的视野。

“熵增”是无序的增加，而无序是市场的破坏力，如果不能够控制，无序会成为灾难，所以要引出“控制”这个概念。在控制论中，“控制”的定义是：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影响该对象的变化，称为控制。它的逻辑是，控制的基础是信息，一切信息传递都是为了控制，任何控制都依赖信息反馈。

经济系统的波动一般都是从经济繁荣开始的。经济指标欣欣向荣的局面会把利好信息传递出去，让更多的力量积极参与进来，包括资金、政策、供给、需求及人们的消费意愿。均衡的市场交易被打乱、量价不能同步时，扩张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分歧就出现了，而后市场参与者的心态出现变化，市场中的声音、力量、趋势不协调，产生矛盾，这说明经济系统的熵增局面已经形成。

一般当萧条出现后，系统中“负责任”的积极力量就会实时开始作用，系统的自我修复力量及政府的干预力量会参与进来，继而出现熵减。经济系统将重新趋向另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