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1881—1918）
第一章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我在巴塞尔缔造了这个犹太国。”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今天可以大声说出来，我将遭到普遍的嘲笑。在5年内，或许更确切地说是在50年内，人们将会看到它。”
事实上，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独立宣言》的发表之间仅有51年的时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最为热情的支持者来说，它一开始只是发动了一个短暂的运动，他们从未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主权这个目标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实现，并成为一场塑造社会与民族并建造国家的民族性运动。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于暴风雨般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争论的焦点在不断变化。总之，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一场致力于重塑犹太民族、犹太社会、犹太文化的复兴运动？一场旨在建立犹太领土实体以便犹太人用来进行避难的运动？一场精神或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能否解决在日益高涨的世俗化和同化、宗教不再将犹太人从分崩离析中拯救出来的时代的犹太认同问题？它能否缓解自19世纪的最后25年以来犹太人不断增长的生存焦虑，当时出现的一种种族主义倾向的反犹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拒绝了犹太人把皈依作为逃避犹太命运的选项？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引发了争论，并持续困扰着该运动的后继者，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与发展、优点与弱点赋予了决定性的内涵。
与此同时，围绕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另一场争论也激烈展开，这场争论为其对手所煽动，后者举起了一面揭露犹太复国主义每个弱点、每处思想和实践缺点的镜子。1881年，耶胡达·莱布·平斯克（Yehuda Leib Pinsker）博士出版了题为《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的小册子。它的写作时值俄罗斯帝国栅栏区犹太人遭受集体迫害浪潮（被称为Suffot Banegev，即俄国南部风暴），平斯克深度分析了反犹主义并得出结论，呼吁建立一个犹太家园：一处犹太人在外邦人中间不再是少数群体的地方，将不再作为客民而是作为主人生活。在这块为犹太人所拥有的领土上，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这将彻底改变存在了许多代的犹太人与其居住地其他民族之间扭曲的关系。
这份谨慎的小册子以德文出版，随后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和其他文字，引发了一场公开讨论。平斯克观点的反对者有许多理由。这种观点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建立这个独立或自治的犹太实体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可以假定它将需要几个世纪，正如犹太-俄文报纸《黎明》（Voskhod）编辑阿道夫·兰道所声称的。但与此同时，世界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更合理的做法是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明的社会，接纳犹太人作为平等的权利成员，而不是将这些努力浪费在中东或其他地区的某个角落，在那里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长久安全并给予他们想要的和平与安宁。与将犹太人从欧洲社会隔离开来的观念不同，兰道提倡启蒙与现代主义的理想，一种有关世界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图景。犹太人的拯救将是这种普遍进步运动的一部分，他声称，进步道路上的暂时反复不应使这种正在发生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转变黯然失色。
尽管这种争论是不断变化的，但它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萌发后就从未改变：犹太人拯救的发生是一场普遍的重组，即通过自由民主的胜利或者拯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或者它将需要一种特别的犹太主张以有别于更大的全球主张？争论还包括质疑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可行性，因为奥斯曼帝国反对犹太人的移民以及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行为。巴勒斯坦并非一块空置的土地，大约有50万阿拉伯人居住在那里。犹太复国主义将如何对待他们？将他们用武力赶出，还是允许他们继续居住？他们将在他们自己的家园被宣布为外国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与新移民中间不存在歧视，谁能保证犹太人不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沦为少数、发现他们自己再度处于曾经试图摆脱的处境？
在自由派犹太人抛出可行性问题的同时，革命派犹太人提出了道德问题。他们说，假定存在犹太人成功地克服没有自然资源与无力吸收数百万移民的贫穷落后经济状况风险的可能性，但将阿拉伯人从这块土地的主人变为少数，在道德上是否正当？
反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不仅包括什么是可能的和可取的议题，它也包括宗教层面的议题。平斯克与随后的赫茨尔并不把巴勒斯坦作为设想的犹太国家的唯一可能场所，但他们提及了这一点。然而，从这个观念开始形成之时起，它在犹太大众心目中就只与一个地方相关：他们日夜祈祷和梦寐以求的以色列地，即便他们还没有尝试返回并定居在那里。返回故土的观念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之一。它的批评者声称，与以色列地的联系建立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一个世俗犹太人不应接受这块土地的神圣性概念、“像过去一样更新我们的时代”，以及其他植根于犹太信仰的类似观念。另一方面，对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言，犹太人返回其故土的观念在为他们注定的命运面前溜走了。对他们来说，这种行为违背了犹太民族对上帝所起的三项誓言：不要冲破城墙，不要急于末日降临，不得反抗世界各民族，而上帝则命令世界各民族不得摧毁犹太民族。他们把试图通过自然的、人为的方式带来救赎的行为视为对上帝诫命的违背，正如犹太人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等待弥赛亚的降临。所以，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激烈地反对这种邪恶的异端。
因此，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汇聚了许多不同的团体：极端正统派与同化主义者，革命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梦想家与实用主义者。他们反对这个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更好方案可以在更为普遍的框架中找到。其他反对者是关心他们在居住国作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的地位，而另一些人的反对是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要么太过革命，要么极其保守。
犹太启蒙运动
尽管犹太人通常在其每日三次的祈祷中提及耶路撒冷和他们返回那里的期盼，但他们并没有打算主动采取可能改变他们生存状况的任何措施，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个世纪。居住在欧洲的绝大多数犹太民族成员接受了偶尔爆发暴力、羞辱与歧视的事实。这种状况在19世纪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而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出现呢？
在18世纪下半叶，现代化开始渗透到犹太社区之中，绝对主义王国逐渐削弱了旧的欧洲团体社会秩序，在这种团体社会中，每个团体实行自治并维持着自身传统的生活与文化。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构成了欧洲社会中的团体，在卡哈尔（社团）中享受着自治和某种较小程度的自我管理，任何不遵守既定宗教律法和社会行为规则的人都将被逐出社团。以这种方式，犹太人根据哈拉哈律法（halakhic law）和传统社会习俗保持了明确界定的犹太认同。然而，绝对主义国家引入了直接统治的系统，使在它们与其臣民之间调解的团体无效。卡哈尔的权威被废止，这种维持传统犹太认同的结构——或者是自愿或者是通过强制——走向瓦解，犹太人面前出现了新的选项。
这个始于西欧的过程逐渐向东蔓延，在那里，19世纪初开始了一场人口革命：犹太人口以其他民族人口好几倍的速度增长。1800年，俄罗斯帝国有100万~120万犹太人，到19世纪末达到了500万左右。人口的剧增使曾经边缘性的问题突然变得尖锐：犹太人不说当地的语言，也不把其子女送到他们所在国家的学校。他们主要居住在波兰、乌克兰西部与立陶宛，从事手工业、小商贩和商品批发等工作，贫困程度不断增加。许多人在大城市谋生，但由于不断发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开始，无法参与其中的他们发现自己注定继续处于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他们因此被视为人口中没有任何贡献的部分。
1781年（针对波希米亚的犹太人）和1782年（针对奥地利的犹太人），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法令，为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犹太人开启了前所未闻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机会。因此，犹太启蒙运动的第一批种子开始萌芽。在其他方面，它为犹太大众带来了进步与所谓的“生产化”（productivization），使他们融入现代化，并将他们变为有用的公民，成为当地经济文化的一部分。而学习当地语言和开展世俗教育是这场运动的基石。
在19世纪6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也为俄罗斯帝国带来了这些变化，而世俗化创造了一个犹太阶层，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犹太传统：一些人在家坚持传统而在外以非犹太人的方式行事。（“在外是人在家是犹太人”——启蒙时代的一位诗人耶胡达·莱布·戈登写道。）其他一些人，脱离了对犹太节日最低程度的遵守，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
直到19世纪初期，犹太人都视自己为一个民族：一个没有领土和主权的流散民族。在犹太意识中，“所有犹太人都互相负有责任”的箴言远不止意味着宗教认同。犹太社区是由宗教与种族的双重身份认同所维系的，尤其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禁止改信犹太教。在危机时期，犹太社区的凝聚力——例如为囚徒提供赎金、血祭诽谤（正如1840年的大马士革）和驱逐犹太人的尝试（例如1744年12月女皇玛利亚·特蕾莎在布拉格所做的）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反犹行为——增强了这些社团的拣选意识和共同命运意识。只要传统认同没有被削弱，宗教与民族性之间的分离就不会出现。但一旦世俗化之风开始吹起，这种宗教联结被削弱，有关犹太认同特征的问题便随之产生：犹太人是什么？他们仅仅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或者一个单独的犹太民族性吗？
法国大革命给予了犹太人平等权利，条件是他们放弃其集体认同。正如克莱蒙-托尼埃尔（Clermont-Tonnerre）在法国国民公会宣称的：作为个体的犹太人，拥有一切，而作为民族的犹太人，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犹太人为平等权利所付出的代价。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摧毁了欧洲保守主义的屏障，并使得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理想在整个欧洲传播。多民族帝国（例如哈布斯堡和俄罗斯帝国）发现它们自身处于民族运动的攻击之下。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德意志与意大利，这些以文化复兴运动形式出现的运动渴望找回民族的文化之根，培育民族语言、文学、音乐与艺术。每个民族文化包括着与基督教某种形式的联系：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与东正教的分支相连，而波兰人则与天主教交织在一起。
民族主义的出现对犹太人提出了双重挑战：首先，他们应当成为他们居住了许多个世纪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应当对庞大的帝国保持忠诚？其次，当欧洲许多民族接纳其民族身份时，犹太人被要求放弃其集体认同以作为获取平等权利的先决条件。犹太集体的边界直到那时才被明确界定，现在又变得模糊：个体犹太人现在必须面对他们的个人认同与命运，这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加以界定。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充满热情地接受平等权利，他们将之视为融入非犹太社会的关键。许多人并不试图放弃他们的犹太认同，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界定。因此在不断增长的世俗化时代中出现了一个悖论，犹太人的自我界定开始主要依赖宗教：具有犹太教信仰的德国人，具有犹太教信仰的法国人，等等。
这种自我界定导致第一次在犹太人的宗教与民族之间进行了区分。犹太人认为解放为他们打开了进步的未来，包括教育、新机会、地理、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将他们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正如一位分析犹太政治状况的作者耶彻泽科尔·考夫曼（Yechezkel Kaufmann）所描绘的。这种同化的驱动意味着一场带有弥赛亚特征的运动将融入犹太人所居住的国家视为正确的道路，即救赎的方向，它构成了19世纪上半叶的主要趋势。
在19世纪，解放在西欧和中欧都已完成，但止于沙皇俄国的边界。作为18世纪末瓜分波兰的结果，俄罗斯帝国现在统治着庞大的犹太人口，在整个19世纪，统治者试图通过法令和压力来教化犹太人，并对其进行改革，让他们对国家更有用。为了提高犹太人的生产能力，他们不仅接受了通识教育，还学会了本国语言。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他们还被给予进入高中学习的机会。而且，亚历山大对居住在栅栏区（俄国从波兰吞并的地区，犹太人被允许居住在此地）以外的犹太人更加温和。但随着亚历山大在1881年被刺杀，钟摆重新回到法令和限制的政策，只是到1917年俄国犹太人才通过二月革命实现了解放。
因此，毫不惊奇的是，一些东欧犹太人对他们在启蒙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同胞抱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后者被视为政府试图招安他们的使者。但一旦犹太世俗教育已经开展，就无法阻止。世俗教育渗透到东欧的犹太大众中间需要时间，因为绝大多数人都遵守犹太传统，但犹太生活慢慢地对外部影响开放，从而在沙俄形成了一个接纳现代生活方式的犹太经济精英群体。
遍布欧洲的民族主义最初体现的是文化复兴，返回以方言记载的民族文化典籍，恢复以方言撰写的经典著作，创造一种新浪漫派的文化主体，以表达对本民族的期望。欧洲民族主义在民族的文化遗产与其政治自我表达权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对于某种文化遗产来说，它是一个民族值得被民族大家庭接纳的证明。浪漫主义创造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复兴，尤其在民族文学方面。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精英拥抱自己民族的语言作为文化语言，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文学应运而生。歌德与席勒的作品在德国，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在波兰，以及许多通过语言和文学联系起来的代表性社团，表达并推动了民族的渴望。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一场世俗运动，它赞扬人类自由和渴望自决的行为。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民族性著作也盗用了宗教象征。
这些精神与政治潮流也渗透到犹太社区中。一些犹太人转向所居住地区的大众文化并热切拥抱它，但另一些人将浪漫主义准则引入犹太世界。因此，这种用自己的语言了解民族文化经典典籍的渴望，体现为创造一种世俗的希伯来文化。1853年，立陶宛犹太人亚伯拉罕·马普（Abraham Mapu）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热爱圣山》（Ahavat Zion）。这本书的场景是在第一圣殿时代的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描绘为世俗之城而非天国之城。尽管马普远非传达民族主义观念，但他将圣语用于这本世俗的著作是欧洲浪漫主义对犹太人影响的一种体现，他们现在对世俗文化的影响持开放态度。
体现在文学、诗歌、哲学、语法和自传等领域的犹太启蒙运动，为走向活跃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础。《圣经》的美丽为许多世代传统评注的帷幕所覆盖，现在由于语法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使每个受过教育的读者都可以理解它的文本。这种易接近性将《圣经》带入受教育的犹太大众意识之中，它获得了在新教徒中间所具有的类似的崇高地位。它不再只是神圣经典，也是一部描绘犹太民族过去英勇和神奇的著作。此外，它还是一部赞扬人类和平博爱并普及高尚法则的著作。
因此，在西欧和中欧主导性的现代化趋势使犹太人放弃其集体认同的同时，东欧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在那里，数百万的犹太人居住在村庄、小镇和中等城市中，他们构成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随着许多犹太人涌入地理上与文化上邻近的地区，东欧的世俗化并没有带来让犹太人实现成为整体社会一部分的愿望，而只是带来了希伯来文化的繁荣（至少在开始阶段）。沙皇政权与俄国大众并不赞成犹太人融入他们中间。因此，即使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犹太人可以进入高中学习并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但仅有相当少的犹太人成功地离开了栅栏区，融入正在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成为其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压制，另一方面是世俗意识，它们唤起的剥夺和不公意识构成了新觉醒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
犹太生活的现代化削弱了传统的世界观和空间概念，也扩展了机会的范围。以犹太语言发行的现代报纸的出现把发生在某个犹太社区的情况转变为鼓动和刺激其他社区的信息。例如1881年席卷俄国南部的集体迫害浪潮成为在整个犹太世界被讨论的重要事件。因此，躲避集体迫害的犹太难民问题成为整个欧洲犹太人日程中的核心议题。没有全世界犹太人报纸对它进行的报道（尽管存在着沙皇的审查制度），就无法理解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的惊人影响。对犹太人问题即犹太民族的未来的辩论，是希伯来文报纸和俄国犹太人报纸的主要话题。
火车和汽船的出现使长距离旅行更加安全、舒适以及相对廉价。一个人的出生地突然不再界定其认同：某个人可以从一个小镇或村庄迁移到中等规模的城镇或是大城市，例如华沙（欧洲最大的犹太社区所在地），或者试图穿越边界进入由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统治的加利西亚。更为大胆的和更有策略的是跨越边境进入德国，这里为他们开放了大量的机会：继续待在德意志帝国，移民英国，或者渡海前往美国、阿根廷和南非等国家。还有一些人通过火车或船只从第聂伯河到敖德萨，然后航行前往巴勒斯坦；或者他们到达哈布斯堡王朝对巴勒斯坦的出口海港的里雅斯特。在19世纪末，从许多省份移民到国家的中心，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甚至移民到不同的大洲，都是可行的选项。
现在许多机会都对犹太人开放，包括生活方式、语言、行为、文化与认同的选择，这些削弱了他们与其出生地、当地文化、既定习俗和宗教的联系。许多犹太人现在接受了居住国的民族认同，将他们与它的联系视为神圣的同盟，甘愿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结果是，许多犹太社区走向分解，被他们的生活方式、既定行为规范与文化所分裂。于是在西欧、中欧犹太人与其东欧同胞之间，即在说俄语、德语、英语者之间产生了区别。意第绪语仍是维系所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的语言，但许多第二代的成员在融入后将之视为一门低端的、不光彩的语言，认为有教养的人不应该使用它。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全球性的犹太组织，它们把保护犹太人、推进现代化作为有价值的事业。例如，世界以色列人联盟致力于在中东和北非犹太人中间推广法国文化，同时努力保护犹太人，并帮助他们朝现代化和生产化迈进。1870年，世界以色列人联盟创建了米克维·以色列农业学校，以教育巴勒斯坦的犹太儿童在当地进行耕种。德国犹太人互助组织有着相似的目标：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德语教育体系。犹太垦殖协会寻求在阿根廷和其他地区安置犹太人，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也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的犹太人，并鼓励生产化。
与这些现代性和解放的离心趋势一起的是，存在着一种对立的趋势：犹太媒体创造了一个国际共同体，曝光同样的信息，热心同样的事件，认同犹太大众，即使当他们生活在对其他人来说在语言与文化上都陌生的社团。
挫折与背叛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使人们相信教育的力量将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繁荣并消除偏见、歧视与不公的乐观趋势受到扼制。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寻求推翻其专制政体的革命者刺杀。其密谋者包括犹太人，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个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不仅犹太与非犹太的革命者一致行动，而且最近才打破传统文化束缚的青年犹太妇女与男性及非犹太人一起合作。这是亚历山大二世教育改革的后果，犹太与非犹太学生在世界改革与建造新社会的崇高愿望中有着共同的语言，而在这个新社会，某个人的宗教不再是融入的标准。
沙皇的遇刺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并在乌克兰地区导致了大量的集体迫害。教会与政府并没有尝试去制止暴民的行为，并怀疑犹太人与革命者合作。这种破坏主要针对财产，其震动是巨大的：东欧地区在前一个世纪并没有发生针对犹太人的群众暴乱。人们曾设想绝对主义国家的增强能确保公众的秩序和安全。现在突然表明，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多数地区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但俄国大众却发起了暴乱，而政府要么消极地置之不理，要么自己也卷入到暴乱中。
集体迫害不仅削弱了犹太人的安全感，而且动摇了他们对进步的信仰，因为俄国革命者并没有保护犹太人。这些革命者认为，俄国大众对革命宣传所体现的冷漠和他们自己的克制是通向革命之路的主要绊脚石。他们将针对犹太人的暴乱视为大众暴怒的体现，预示着意识的变化，将导致那些大众觉醒并推翻沙俄政权。犹太人口中的开明的、受教育的成员，对这种反应受伤害最大；他们曾经认为俄国革命者支持他们，而现在察觉到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坚强的基础，而是站在流沙之上。
这种背叛在这一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许多次，例如1903年的基什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10月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爆发的集体迫害。每次集体迫害浪潮在其残酷性、受害者的数量与破坏的程度上都比之前更甚。在每次集体迫害中，地方政府的软弱与冷漠，没能唤起开明的俄国大众反对集体迫害的情形一再发生。而且，在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当局于1882年通过《五月法令》，可谓“冷酷的集体迫害”，犹太人被限定居住在栅栏区，并被削减了进入高等教育、成为更具生产性和从事农业的机会。沙俄政权为给这些法令正名，宣称集体迫害是对犹太人剥削大众的回应。
现在俄国犹太人获取平等权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生存安全感的丧失不仅影响着遭受过集体迫害的社团，而且对犹太人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对任何改善其命运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犹太大众试图离开俄国。从这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的犹太人不再被动接受其命运，而从东欧移出寻求建立一种新的生活。绝大多数移民前往美国，那是一个拥有不受限制的机会的地方。一些人从东欧移民西欧，前往德国或英国，而其他人则前往南美与南非。另有数万人前往巴勒斯坦。
第二个影响就是犹太大众的激进化，这来自三大因素：被当局剥夺和歧视的意识；由于不断面对更广阔世界而产生的新的自我意识；犹太社区的世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的俄国革命者是受过教育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选择为了解放大众、建立公正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青年男女，他们“到民众中去”的口号寻求唤起成千上万受压迫的农民意识到他们的悲惨处境及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在那些他们拯救的人那里遭遇的不只是冷漠，还有敌对——后者将他们交给当局。他们最终的命运是长年遭监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疯癫，乃至死亡。
对于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这种殉道行为都带有神秘色彩。俄国青年提供的先例被犹太青年牢牢记住，他们为自己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利条件感到痛心，寻求一个高尚的理想——按照天国的形象改造这个世界。一些加入俄国革命运动的人对犹太人的命运并不感兴趣，这些人包括列夫·托洛茨基和尤里·马尔托夫（Yuli Martov），他们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他人试图组织一个犹太工人运动。1897年，他们创建了崩得（Bund），一个致力于保护犹太工人免受其雇主剥削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政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犹太人。由于建立在明确的群众基础上，崩得成功地吸引了底层阶级。另一部分犹太青年也受到俄国革命党殉道者神话的影响，对于犹太人在任何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获得公正对待感到绝望，选择在一个将来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改革犹太社会。这些人都是学生，他们创建了选择定居在美国的“永恒之民运动”，以及比卢（“雅各家啊，让我们行走”的缩写）协会，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他们的活动为其他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团体所仿效。
新的犹太民族主义
随着犹太人在东欧的安全感不断被削弱，现代反犹主义也在西欧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憎恨并非新事物，但这一次它以种族主义和宿命论为特征，其目标指向不是犹太宗教而是犹太种族。宗教可以改变，但种族不能。在日益世俗化的时代，宗教憎恨似乎已成为过去，但种族仇恨是现代的和最新的：它以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语言被叙说。
针对犹太人的旧有憎恨的目标是外来的、不同的犹太人，而反犹主义的目标是与其他人相似的犹太人，他们操着当地语言，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是中产阶级的，他们参与甚至创造了民族文化。反犹分子指责犹太人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邪恶，煽动革命，破坏现存秩序。他们将犹太人描绘为寄生虫，无法创建他们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他们骑在其他民族的背上，模仿或歪曲后者的文化。由于犹太人无法真正融入一种文化中，他们的文化创造是虚假的，既非真实的也非原创的。
传统上，守教的犹太人将旧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视为既定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认为直到弥赛亚降临不会改变，这个裁决犹太人必须接受和忍受。新的反犹主义伤害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其居住地民族一部分并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因此不再是一个犹太“社团”。现在他们发现，他们所有人都被归并在臭名昭著的称呼——“犹太人”之下。正如耶彻泽科尔·考夫曼所写到的，这种被异化的拯救，即犹太人融入主体社会的期盼和希望，现在表明是一座海市蜃楼。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带来社会融合，德国人或法国人当然也不会承认犹太人是他们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回忆录中，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描绘了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兴起的不同反应。一些人选择忽视它，因此肖勒姆的父亲认为实际上他是德国人，即使他因为对犹太会员不断增强的敌意而被迫离开他所属的俱乐部。肖勒姆的一个兄弟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是一名德国爱国主义者，声称希特勒不能决定他是否为一名德国人。另一个兄弟是共产主义者，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他本人则由格尔哈德（Gerhard）随后改名为格尔肖姆，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
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一样，犹太民族主义由一种通过接触现代性而产生的新自尊和一种来自世俗教育的新的社会敏感组成。来自主体社会的民族主义排斥情绪深深地伤害了这些现代的、世俗的犹太人。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与受教育民众数量的增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来的人员、商品、观念和宣传的更大流动性，以及未能实现融入主体社会的期望所产生的挫败感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排斥性族群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步，他们可以通过得到改进的通信方式来传播其信息。可以在犹太人中间看到这种相似的过程：在过去许多个世纪对“犹太人”的本能认同，无须任何民族意识，也没有在政治上表达犹太人情感的欲望，现在成为一种民族意识。
与19世纪犹太社会的主流趋势相对，民族主义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承认有着共同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犹太民族的存在。它将这个民族视为拥有内在价值的群体，并且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裔犹太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中，将国际大家庭比作一支管弦乐队，如果有一种乐器——犹太民族——被忽略，它将无法和谐地演奏。与赫茨尔一样，其他人将犹太民族性的存在视为注定的，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这两种观点都要求承认犹太人的独特性，不仅是作为个体也包括作为集体的独特性。对于中欧和西欧地区的犹太人来说，“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赫茨尔的著名呼吁传递出的是一个解放的信号。相反，对于东欧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政治状况的鲜明表达。
欧洲民族运动（和作为民族运动后来者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寻求合法性，合法性通常有赖于证明该民族古老性的谱系，包括该民族对领土和主权的历史性权利，该民族文化的优美，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犹太民族的谱系依赖《圣经》，但存在悖论的是，由于直到19世纪《圣经》都被视为地位次于犹太口传律法。所以，虽然孩子们在经学堂学习《摩西五经》，但只是把它当作学习更重要的著作，例如《塔木德》和宗教裁决的入门导引。新教徒重新发现了《圣经》，并赞扬它对于教育青年一代的重要性。犹太人回归故土作为拯救世界第一步的想法似乎也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兴盛的英国福音派新教徒的一个特定群体，他们把这个观念传播到犹太人圈中。
很可能返回以色列的观念从远古时代起就是犹太民族精神观念的一部分。毕竟犹太人每天都祈祷返回锡安。每逢逾越节他们都会诵读，“明年在耶路撒冷见”，在每个阿布月第九日他们都哀悼圣殿的毁灭。在17世纪，犹太世界被一位假弥赛亚萨巴泰·茨维（Shabbetai Zvi）的出现所鼓动，他承诺结束犹太人的流放和使犹太民族返回以色列地。对锡安的渴望当然是犹太人精神和情感的内在组成部分。
但在这种渴望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聚焦于奇迹般的救赎，以作为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的灾难性事件的一部分来发生。直到那时，弥赛亚救赎都笼罩在未来的迷雾之中，犹太人安于流散地的生活而不强行推动它的到来。在19世纪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中间传播的这些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与消极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不同，世俗犹太人认为，犹太民族可以将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改变处境。这种概念遭到了保守派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将之视为对神意的违背。另一方面，左派分子反对这种建立在宗教之上的概念——受到一定程度启蒙的犹太人应当与之保持距离。
在反犹集体迫害情况下出现于俄国的“圣山热爱者”群体，不再相信进步可以拯救犹太人，他们规模较小，在组织和创建定居点方面也缺乏经验，但开启了一个重大革新：他们不再将以色列地作为一个神话之地来谈论，而是开始将它作为一个可以定居的实际国家来提及。赫茨尔15年后所做的就是为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增添政治成分，而这在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想要彻底改变犹太人的心理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世界对待他们态度的渴望，是该群体留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印记。号召犹太人行动起来，现在就采取实际行动，这是革命性的。格尔肖姆·肖勒姆称之为犹太人回归历史。正如其他民族运动所做的，这个新的运动借助了古代的神话和象征，绝大部分来自传统和宗教。
赫茨尔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只要人们试图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时，他们都保留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神秘的、神话般的要素。赫茨尔在犹太世界的出现及其充满活力的活动在不到10年内构成了这种现象：一场雷暴照亮了现实并将之唤醒，奠定了未来变化的基石。赫茨尔是一名匈牙利犹太人，他的家庭在获得解放后融入了德意志文化；他对犹太教的知识十分匮乏，对犹太民族的知识也比较肤浅。作为19、20世纪之交维也纳的重要报纸《新自由报》的记者，他通俗小说方式的写作得到了主要是见多识广而愤世嫉俗的犹太人读者的欣赏。赫茨尔也试图尝试编剧，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所展露的坚韧精神、无穷精力、政治敏锐度和无尽的奉献精神，无法在他过往的个人经历中寻得任何蛛丝马迹。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普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变为受其天职驱使的人。
赫茨尔出版于1896年的小册子《犹太国》（Der Judenstaat），类似于《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以及《常识》；由埃贝·西哀士（Abbé Sieyes）撰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一书，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的火花，而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则为美国大革命争取到了普遍的支持。在赫茨尔小册子之前，耶胡达·莱布·平斯克1882年发表了《自我解放》，尽管平斯克对反犹主义的分析相对深入，但赫茨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这种现象置于现代的背景下并从中得出了具体的结论。赫茨尔阐释了现代反犹主义的多面特征，这些特征之间由相互对立的元素组成。犹太人既作为资本家也作为革命者遭到仇视；既是富人，又是穷人；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无知者；既是接受当地文化者，又是依然特立独行者。
最重要的是，赫茨尔承认反犹主义来自欧洲权力分配中的新现象——民众的政治。赫茨尔断言，随着民族主义和民主化的兴起，民众的力量也在增加，犹太人面临的危险随之增加。他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居住，见证了民众力量的不断增加。在奥地利，反犹主义政客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当选为维也纳市长，但没有得到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批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德意志大众再次选为市长。德国人感觉到波兰人和捷克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威胁，并仇恨犹太人在帝国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成功，仇恨的政治因此非常适合他们。在巴黎，赫茨尔观察到民众在德雷福斯审判后的愤怒。然而，正如通常所认为的，并不是这场审判刺激了赫茨尔对于犹太人问题（反犹主义）的敏感神经。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已经由不断增长的民众力量所唤醒，他在思考这些民众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意味着什么——即使在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近一个世纪的国家。民众对犹太人的愤怒增强了他的信念，即犹太人不能被同化——不是由于他们不想，而是由于他们不被允许。从长远看，进步将改变这种状况，但在赫茨尔的议程上更紧迫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赫茨尔敏锐地觉察到潜在的生存威胁：犹太人的解放无论是已经失败还是获得超出预期的成功，它都建立在宪政平等的抽象原则之上。它并没有赢得民众的认可，那些民众拒绝接受犹太人作为公民整体的一部分。赫茨尔的结论很简单：没有必要去与反犹主义做斗争，以证明它的谬误，由于它扎根于基础深厚的思维定式，它是理性难以克服的，唯一的选择是避开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他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赫茨尔对这种病症的本质及其治疗的毫不含糊的诊断是一种解脱：它结束了“假装所有事情都很好、解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半真实状态。受过良好教育的、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发现自己被自认为所归属的文化和国家所拒斥，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赫茨尔坦率而自豪地宣布：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
赫茨尔的这一结论增加了另一层最初的概念：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只有通过大国的帮助才能得到解决。用“问题”一词来讨论犹太人是一种贬低和居高临下的态度。人们提及“奴隶问题”和“妇女问题”都暗含着这些群体在地位上低下和需要获得解放。相比之下，将犹太人问题定义为一个国际性议题，赫茨尔将它从许多国家社会和族群政治的次要地位拿出来置于国际议程中。他辩证地看待欧洲国家公开的和隐秘的反犹主义，将之视为推动欧洲国家帮助建立犹太国家的力量。为了使它们摆脱难以控制的犹太知识分子、成功的犹太中产阶级、西方过多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东方的犹太穷人，欧洲国家将为开展一场现代版的“出埃及”提供帮助。
赫茨尔对反犹主义的理解是极其敏锐的。他在日记中，将犹太民族比作一块滑向深渊而无法中途停止的滚石。“他们将要驱赶我们，他们将要谋杀我们？”他在一次演讲中发问道，并计划将这些想法传达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有这些噩梦，他仍然相信欧洲的人道主义和进步，认为欧洲人想要使自己摆脱犹太人，方式就是通过帮助后者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他无法想象的是，这个“出埃及”有朝一日被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所取代。
赫茨尔深深扎根于现代世界，热爱并欣赏欧洲文化、歌剧、戏剧和音乐。他看到了缩短距离的新技术的潜力，使在50年前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以实现。现在短时间内将几百万人从一个大洲转移到另一个大洲是可能的，无须很大的痛苦和烦恼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化运动。赫茨尔对现代世界如何开展这个可能让许多犹太人着迷的工程进行了描述。事实证明，犹太国家不是根据赫茨尔的方案建立的；它包括一系列巨大的困难。令犹太复国主义者欣慰的是，他没有预见到那些困难，否则或许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对这个事业感到绝望。
赫茨尔勾勒了将几百万犹太人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他声称犹太人不能也不想被同化。他解释说，这个过程必须得到一份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支持，以特许状社会的模式来保证犹太人在他们新国家的权利。特许状社会之前曾在英帝国建立，要么是为了促进白人殖民化，要么是为了获得贸易和其他特许权。犹太人应组织一个代表团，与大国开展谈判以获取特许状。如果赫茨尔在获得了赞誉并在被翻译成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俄语和其他语言的《犹太国》出版后立即停止了活动，他将无法获得其在犹太先贤祠中不可撼动的地位。赫茨尔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确认了目标，而且他采取了措施，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来实现其目标。
在此之前，他曾尝试积极参与国际犹太慈善协会。这些组织致力于推动犹太人的生产化，教导贫困的犹太儿童一门技艺，以及将犹太人安置在阿根廷。它们由富有而令人尊敬的犹太人建立并受其严格控制，这些犹太人的目的令人赞赏但不带有民族主义主张。赫茨尔在提出其主张的起初阶段，他希望获得主要的犹太慈善家的支持，例如资助了阿根廷犹太垦殖运动的莫里茨·赫尔施（Moritz Hirsch）男爵，以及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但他与这些人的会面并不成功。当他们同意接受他时，他们不是把他视为民族主义的先知，而只是作为知名的记者，并认为他的计划是缺乏现实根基的狂热想象的产物。赫茨尔的魅力，曾便于他与政客们的交涉，却没能征服这些慈善家。在与犹太富豪们的不成功交涉后，他决定写作《犹太国》——对于一个以记者为主业的人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一步。
这本庄重的小册子带来的反响使赫茨尔得出结论，他必须创建小册子中提及的“犹太人协会”，它将代表犹太人根据章程进行协商。他有关代表大会的想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犹太历史上，根据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组成的国际代表将首次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开会。尽管参加代表大会的成员是能够负担差旅费用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中产阶级，但会议的理念是代表全体犹太人，并在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基础上与外部人士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了1897年的代表大会，在三天的会议过程中，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模型。永久性的机构建立起来了。作为某种形式的议会，代表大会每年或每两年召集一次。主席和执行委员会组成了一个执行机构，以在不同代表大会期间开展活动。地方的协会也形成了，其成员交纳会费——使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货币谢克尔——和根据交纳会费的会员人数派遣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在那几天内，赫茨尔奠定了后来被称为“犹太国家雏形”的组织和政治基础。因此，它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赫茨尔宣称“我在巴塞尔缔造了这个犹太国”。
这个神奇的行动创造了犹太人的代表机构，它将作为法律代表与许多国家首脑开展谈判以帮助获取特许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向世界宣告一个新的民族运动的形成。作为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人，赫茨尔很快邀请国际媒体的代表报道这个事件。他确保了会场的庄严，代表们身穿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现代性与古代符号的混合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的图像中十分显著。例如，代表证一面是西墙（圣殿城墙的废墟）的插图，另一面是耕种其土地的犹太农民形象。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建立在犹太祈祷披肩塔利特之上，中心是大卫之星，这是赫茨尔的主意。纳夫塔里·赫尔茨·伊姆贝尔（Naphtali Herz Imber）创作的希伯来文诗歌《希望》（Hatikva）被采用作为这个运动的圣歌，不过代表大会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因为绝大部分代表的德语比较流利。
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理查德·李希特海姆（Richard Lichtheim）将犹太复国主义定义为“欧洲给犹太民族的礼物”，他的话强调了这场运动的民族主义新特征，这成为犹太民族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因素。这种叙述也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接受了源自欧洲的政治组织和外交行动模式。赫茨尔把他在巴黎期间从波旁宫学到的政治悟性以及当时盛行的大世界概念和实践——国民大会、宪章、高层谈判、广泛行动等等——带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这些活动领域在此之前对犹太民族来说一无所知。这就是这么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青年领袖来自西欧犹太人的原因，他们都是解放运动的毕业生。
与之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试图拯救的大众却生活在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的东欧。当地许多犹太人仍然沉浸在宗教生活方式中，遵守着哈拉哈和传统。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的加速现代化影响了这个人口的广泛阶层：铁路使犹太小贩变得多余，载运等传统职业成为不必要的，许多手工业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丧失了它们的经济地位。这些生计来源的失去，结合着1800—1900年沙俄犹太人中间的巨大的人口增长，导致了大规模的贫困。经济困难、缺乏人身安全保障以及缺乏希望的首选解决方案是移民海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移民美国被视为几百万悲惨犹太人的解决办法，有许多人前往“新世界”，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的犹太人口相比1882年有实际增长。
因此，赫茨尔的呼吁在西欧仅有很少的同情者，它主要是在东欧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解放后的西方领导层回归到犹太人的身份，同时又有一大批讲意第绪语的忠诚支持者沉浸在犹太文化中。这似乎证实了犹太贤哲“囚犯并没有把他自己从囚禁中释放出来”的格言和摩西先例的真实性。因为摩西的例子表明，只有自由的人才能为被奴役的同胞带来自由。赫茨尔对许多素不相识的犹太民众发表演说，而犹太民众则几乎把他视为《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的王。
以敖德萨为基地的“圣山热爱者”运动，在俄国集体迫害的背景下开始在巴勒斯坦建立垦殖点。从1889年阿哈德·哈姆（阿瑟·金斯博格）发表了《此路不通》（This Is Not the Way）的文章开始，他被视为这场运动最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和道德角色。他的力量体现在他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清晰易懂的希伯来风格。他毫不犹豫地发表了《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Truth from Eretz Yisrael，1891年），这篇文章揭露了巴勒斯坦青年垦殖事业中的所有失败。当时有关定居点政治和实践话题深思熟虑的观点十分稀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报纸刊登了对巴勒斯坦生活的浪漫化描述，将之描绘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哈姆的坦率被视为重要的政治行为。然而，尽管他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但他参与行动和领导的能力有限。直到赫茨尔出现在舞台，“圣山热爱者”运动都没有吸引到大众的支持，它只是原地踏步。赫茨尔的突然崛起，他为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和代表大会本身（被犹太和非犹太媒体报道），激发了犹太大众的想象，第一次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同情者群体。
阿哈德·哈姆对此并不热心。大规模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与他对犹太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定义相矛盾。而犹太人问题——反犹主义——对于赫茨尔而言是这场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阿哈德·哈姆来说，这个问题仅是“犹太教的问题”：解放和世俗化导致犹太人与其文化之间的联系削弱了。他不认为巴勒斯坦能为几百万犹太人提供解决方案，他认为犹太人应当移民到美国。他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其特征将是世俗的希伯来文化、希伯来语的复兴以及正直和道德。在那里，上帝选民的愿景将得以实现。作为犹太民族骄傲的源泉和光辉榜样，这个中心将体现出阿哈德·哈姆定义的“犹太教的精神”和发挥犹太人（尤其在西欧）为了同化而放弃其民族认同倾向的反作用力。这个“精神中心”将逐步发展，精心选择那些值得进入者加入，避免走捷径和政治冒险主义以及不切实际的期望。
阿哈德·哈姆代表着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他的视角与赫茨尔完全相反。赫茨尔觉得有种强烈的紧迫感，因为他意识到，为维持大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和支持，他必须提供实际的成就，也因为他直觉地发现这场运动的行动时间有限。对他而言，犹太人问题不是像阿哈德·哈姆所理解的一系列抽象的概念，犹太人问题要求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关系到实际民众的生活。赫茨尔计划他的“出埃及行动”首先是一场穷人和简朴者的大规模移民，这个国家将由他们来建设。他设想的不是对受教育的、令人尊敬的少数人进行选择性移民，而是一场几百万人、任何想移民者都可以移民的运动。赫茨尔用于推行这个计划的时间很短，而它的范围巨大，这在阿哈德·哈姆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哈姆批评这个计划的内容——因为他认为该计划提供了这个错误问题的答案——和赫茨尔通过外交手段获取特许状和巴勒斯坦的宏大计划。“以色列的拯救将来自先知，而不是外交家。”阿哈德·哈姆在其《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的文章结论中批评道，他在该文章中对这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回应，并试图降低对新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舞台新角色的期待。
乌干达计划与领土主义
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之后的几年里，阿哈德·哈姆有许多机会说“我警告你们”，他不想浪费任何这样的机会。赫茨尔尝试了与奥斯曼政权、德国皇帝和俄国内政部长进行谈判，但最终都失败了。土耳其人对把额外的非穆斯林因素引入中东不感兴趣，这将为欧洲介入奥斯曼帝国提供更多理由。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发生后，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对当局进行抵制，这场集体迫害使经历了20多年和平与安宁的犹太世界大为震惊。而赫茨尔与俄国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Vyacheslav von Plehve）——他被怀疑对集体迫害负有责任——进行了会谈，希望这种反犹活动能够敦促土耳其政府同意将犹太人从俄国转移到巴勒斯坦。这次会谈没有任何成果，但在维尔纳火车站赫茨尔首次与犹太群众见面，他们前来欢迎他，并显示出对“犹太人的王”和犹太国家观念的赞同。赫茨尔被这些涌向他的人的爱戴所深深感动：这是一个不同的犹太经历，不同于对他而言熟悉的西欧犹太人的克制以及阿哈德·哈姆及其追随者愤怒的保留意见。警察试图通过暴力驱散这些群众，但他们在这种残暴面前显示出勇敢，或许这使他觉得无论如何都有义务拯救他们。
在这次访问维尔纳的几个月前，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给赫茨尔提供了一个有关东非部分地区的特许状，犹太复国主义将之称为乌干达的地方，但现今实际上位于肯尼亚。考虑到他所目睹的困难，赫茨尔无法草率地拒绝这个提议。像大英帝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准备在其帝国范围内提供一块领土，对于成立不到10年、没有力量和基地的新兴运动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是国际上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民族运动的认可，但它不是犹太复国主义阵营愿意接受的馈赠。尽管赫茨尔的《犹太国》对在阿根廷和巴勒斯坦之间作为犹太人定居的场所进行了详细描写，但他与东欧犹太人代表的会面清楚地表明，只有巴勒斯坦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支持，因此他所有的外交努力现在都集中于此。虽然如此，他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英国的提议，并要求代表们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前往乌干达，以考察它吸收大规模犹太移民的能力。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当时意识形态和神话与实用和现实产生了冲突。类似的时刻再度发生在1937年（关于将巴勒斯坦分治成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首次提议）和1948年（宣布以色列建国的决定），毫无疑问也将在未来发生。尽管赫茨尔的提议是在面对俄国犹太人悲惨处境的紧迫感驱使下提出的，但它遭到东欧代表们的反对。德国著名作家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是赫茨尔在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招募的重要人物，他曾试图通过将东非描绘为只是前往巴勒斯坦途中的“夜间避难所”来作为糖衣药丸鼓动犹太人移民乌干达，但失败了。俄国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将赫茨尔想要接受的提议视为对锡安的背叛，并威胁在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将出现一场分裂，以此来拒绝批准赫茨尔的提议。在这时，赫茨尔严肃地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他们才同意返回会议大厅。最后——在赫茨尔威胁辞职后——代表大会决定向东非派遣调查小组。这个团体前去调查提议指定的位置，回来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不适合大规模定居。因此，乌干达计划被放弃了。
这个插曲的文化象征意义要大于政治意义。使天平最后发生改变的是以色列地神话般的力量，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坚持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心目中。对于这些支持者来说，这种深刻而饱满的情感显示出，巴勒斯坦不只是一块领土，它无法被其他领土替代。犹太人返回其故土的观念赋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磁石般的魔力，它超越了经济和政治利益以及短暂的好处。
乌干达计划失败之后的一段时间，犹太领土组织成立了。它由英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领导，致力于为犹太人寻找一个国家。在犹太人中间的所有民族主义流派中，领土主义者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最为接近。他们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领土和自治。与赫茨尔一样，他们由犹太人的苦难所驱动，并相信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乌干达计划搁置一年后，赫茨尔去世，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低谷期，为了应对比之前更为残暴的俄国集体迫害浪潮，以及随后到来的1905年革命，领土主义运动吸引了许多人的支持。但寻找一个合适、可利用领土的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犹太复国主义在当时的虚弱以及其他种种事态，都来自巴勒斯坦的不可获得性，但领土主义也没有更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