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华为业务的成长历程

第1节 华为前传：任正非其人

要想深刻地理解一家企业，首先需要深刻地理解企业家。因为企业的文化基因，将会深深地烙上企业创始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印记；而一家企业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是由企业家的眼界和格局决定的。

华为无疑是一家成功而值得关注的公司，理解华为成长与发展的基因，将有助于更好地学习与借鉴华为的成功之道。

任正非于1987年集资两万余元创立华为，自1988年起任华为总裁至今。直到今天，他在华为依然是对重大决策具有一票否决权的最高精神领袖。

因此，任正非在创建华为之前的成长历程，及其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对华为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深刻地理解任正非的成长经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华为的成长与发展，更好地学习与借鉴华为的成功之道。

苦难的少年时期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在贫穷的贵州山区，之后在贵州生活、学习，直到上大学。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他在贵州镇宁县成长。后来因父亲调到中心小城都匀工作，他从初三到高三都在都匀生活。直到1963年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他才有机会离开贵州，去见识外面更大的世界，开启他的另一段人生。

2001年2月8日，任正非在《华为人》发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回忆他少年时期的生活：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亲、母亲，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毫无其他经济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至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

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至5元钱，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

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至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时期，大家都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但都很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

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少年时期的苦难生活经历，一方面让任正非在创建华为之后始终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反复地告诫华为员工，活下去就是胜利，企业首先要活下去，华为的最低纲领应该是要活下去。这也是华为持续不断地进行变革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任正非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之所以这么成功，与他不自私有着很大的关系：作为创始人的任正非仅仅拥有华为1.01%的股权，他能够真诚地与员工共享华为发展的财富成果，分享安全感，分享权力，分享成就感，把钱分好，把权分好，把名分好。这也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只有以奋斗者为本，才能够激励奋斗者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勤奋的青年时期

1963年到1968年，在重庆上大学期间，任正非始终牢记离别时父亲的教导，“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溜”,“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背负着父亲的重托，“文革”期间，任正非在重庆的生活很窘迫，但他坚持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在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简易逻辑和哲学等学科上也下了苦功，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并将4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在闲暇之余不断地阅读、品味，慢慢地汲取其中的精华。

1968年，大学毕业时的任正非，在同时代年轻人中算是比较出色的：不仅理工基础雄厚，掌握了数门外语；而且文科实用水平颇高，对毛泽东思想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按照当时的通例，任正非应当成为工农大军中的一员，然而他毅然地选择应征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从1968年应征入伍，到1982年以副团长的职位成功实现干部转业，14年的军旅时光是任正非自认为最美好的人生阶段。任正非在大学期间主攻技术专业，而当时部队中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基建工程兵中的佼佼者，获得过技术创新能手称号。在部队中，任正非还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赞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因此，他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思想，对如何管理干部队伍是很有心得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国家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使得知识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科学大会的知识精英共计6000多人，35岁以下的青年才俊不到150人，33岁的任正非是其中之一。1982年，任正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达到其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他多年来不断努力所获得的回报。

任正非这段“激情岁月”中的军旅生涯，让他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苦练技能，培养核心竞争力，并紧随社会发展主旋律，不断与时俱进。任正非在青年时期就养成了爱读书、爱交流和爱思考的良好习惯，并一直保持至今。这些习惯让他受益匪浅。

2019年2月19日，任正非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道：“差不多有五十多年，我每天晚上都学习到将近凌晨一点，我并不是像大家想的不怎么学习。我要去学习，不学习就驾驭不了华为。”任何人，如果能够有任正非这种读书学习的劲头，想要不成功也是很难的。

2013年9月5日，在《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一文中，任正非首次提出“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的概念，其后反复借用此概念来强调，为了走向世界、走向开放而与他人进行交流的重要性。

任正非不仅爱读书、爱交流，更爱思考。按照《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的彭剑锋教授的说法：“老任基本上就是‘拿来主义’，然后在其基础上创新……有时候他跟你拍桌子，辩论完他就走了，隔了一会儿，他又晃回来跟你聊，发现刚才你批判他的观点已经变成他的了，而且从他口里说出来比你的水平更高、更有质量。他经常‘血洗’我们这些人大教授的观点。”“血洗”的前提是进行深入的思考，因为知识只有“洗”完之后才是有用的，一个人最值钱的知识就是经过勤学深悟之后，应用于实践并取得了成功的那部分知识。

正是因为任正非始终坚持学习，所以才能不断地引导华为沿着大致正确的方向前进，也才有了2019年9月10日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的这段精彩对话：

记者：您会不会考虑早一点退休？

任正非：我现在还是才思泉涌的状态，再待几天吧！

受挫的中年时期

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裁军”。任正非作为部队中的技术骨干，本来有留在军事科研基地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机会，但是为了儿女的前途，任正非于1982年选择转业，离开了部队，南下当时最具经济活力的深圳，进入南油集团（当时为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任正非凭借不断累加的业务经验和出色的业绩，被分配到南油集团下属的电子分公司，成了独当一面的经理，由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经商之路。习惯了行伍生涯中雷厉风行和直来直去的任正非，一门心思地想做好本职工作，很快工作便有所起色，却在讲求变通和灵活的商海竞争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场难以预料的变故。那是一项很意外的经济往来，毫无商业经验的任正非被一家居心不良的贸易公司轻易地骗走了200万元巨款。

200万巨款被骗，使得任正非在南油集团里的地位岌岌可危；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地方，不得不在事业上另辟蹊径。2015年，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了这段时间的挫折：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是集体被国家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产，我们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作市场经济。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这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

另外还觉得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什么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人的行为，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只有20多名员工的国企副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啊，我们就去买，我们把钱给人家，这个电视机说没有，什么也没有。

这样我就开始要追回这些款，追这些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并且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我们乱搞，不给钱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追。追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个法律书中，我悟出来市场经济的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中年这段刻骨铭心的挫折经历，让任正非对市场经济有了初步的认识，所以他在创建华为之后一直坚守着三个基本原则。

首先，以客户为导向，用诚信铸就品牌。任正非真正认识到了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2004年4月28日，任正非在广东省委中心组“广东学习论坛”报告会上作专题报告《华为的愿景、使命、价值观》时说道：“从企业活下去的根本来看，企业要有利润，但利润只能从客户那里来。华为的生存本身是靠满足客户需求，提供客户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合理的回报来支撑；员工是要给工资的，股东是要给回报的，天底下唯一给华为钱的，只有客户。我们不为客户服务，还能为谁服务？客户是我们生存的唯一理由！”

其次，努力控制货源，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华为创业初期，是从代理单位用小型交换机开始起步的，最早代理的是珠海一家小公司的交换机BH01，因为卖得好，厂家就不给华为供货了。后来经人介绍，转向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HAX交换机，卖得很好的时候，香港鸿年公司也不给华为供货了，就像现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一样，就这样逼着华为走上了自主研发通信产品的道路。

2002年至2003年，华为发展到了转折点，任正非判断华为未来会在高技术领域的世界最高点与美国相遇，并将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准备以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以避开和美国的尖锐矛盾。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美国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却否决了这个交易。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能够控制货源，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华为就有了“备胎”计划。

正是任正非的远见卓识才使得华为能够在2019年顶住美国的全力打压，躲过灭顶之灾；有了2019年5月17日凌晨，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总裁何庭波发给海思全体同事的那封让所有中国人激情澎湃的公开信：

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数千个日夜中，我们星夜兼程，艰苦前行。

今天，命运的年轮转到这个极限而黑暗的时刻，超级大国毫不留情地中断全球合作的技术与产业体系，做出了最疯狂的决定，在毫无依据的条件下，把华为放入实体清单。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为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

前路更为艰辛，我们将以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奋力前行！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最后，严格地遵纪守法，坚决杜绝经营风险。任正非在经营管理华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遵纪守法，努力使华为成为一家全球化的企业。

2016年5月28日，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及：“华为的市场已覆盖170多个国家与地区，法律遵从是我们在全世界生存、服务、贡献最重要的基础。我们不仅要遵守各国法律、联合国决议，而且在敏感地区视美国国内法为国际法。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全球化。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危机重重。我们要严格地遵纪守法，用法律遵从的确定性，来应对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要严格地管制内外合规，严守商业边界。在知识产权方面，我们的核保护伞覆盖了世界所有的地区与我们所有的产品，进入任何市场已无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