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内部倾轧下败北

随着“76号”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中越来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丁默邨与李士群围绕着“76号”的权力而发生的争斗，也开始趋于表面化与公开化。

“76号”与汪精卫集团合流后，李士群觉得搞特工除了可以弄钱外，还有很大的“政治前程”，而本来应该归他做的“一把手”，都给丁默邨揽去了，好处也都让丁默邨占去，于是深悔当初的做法。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丁默邨是一个阴险毒辣、心胸狭窄、野心很大的人，他认为自己已搭上了汪精卫这条“大船”，尤其是他与主管特工的周佛海同为“CC派”，关系不错，于是处处以老大自居，压李士群一头，独揽特工大权。

参加“76号”的骨干人物，很多都是通过丁默邨所主持的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关系进来的，这批人越来越多，形成一股势力。他们心目中只有丁默邨，而没有李士群。而且其中不少人原来在蒋介石特务系统时，地位就远高于李士群，根本看不起这个当年月薪只有80大洋的小特务。这一切，使李士群对丁默邨恨之入骨，必欲除去而后快。

丁默邨与李士群的较量表现在“张小通事件”上。

张小通，江苏松江人，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党皇帝”吴开先手下的一员大将，曾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组织部任职，后调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从1932年开始，先后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候补监察委员、市党部委员。

1939年夏，张小通与汪伪中央委员、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科主任黄香谷暗中接洽投汪，不料为刚刚到达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开先发现而被制止。

但丁默邨并未就此罢休。他认为张小通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内专搞特工的人物，而且此人的地位在“中统”中比李士群高得多，拉进“76号”对李士群就是一种威胁。

丁默邨越是对张小通感兴趣，李士群就越不能让此人成为自己的对手，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1939年冬的一个晚上，根据黄香谷提供的线索，李士群秘密逮捕了张小通，由苏成德、马啸天进行审讯，要他参加“76号”，并交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组织名单。

当张小通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传到丁默邨耳朵里之后，他立即写“手令”，这才使张小通免受一顿刑罚。张小通被带回看守所后，不少有势力的人去见李士群，为张解释、求情。

阴险毒辣的李士群表面上显得十分痛快，说：“好说，既然如此，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来人十分高兴：“能不能让张小通给他太太打个电话，令其安心、放心，并让她明天给张小通送些替换衣服进来。”

李士群也同意照办。于是，说情者放心而去。

不料，三天后，李士群突然下了一个条子给警卫总队长吴四宝：“未经本人批准，任何人不准会见张小通。”

原来，问题不在张小通本身，而在于李士群与丁默邨的争权夺利。张小通被捕后，丁默邨派的援救、求情，使李士群感到一旦放了张小通，将会让丁默邨“如虎添翼”。而把张放回，也已不可能。于是，对张小通的处置，便只有一个“杀”字。但一时还难以下手，因为一是张小通本来就准备投汪，与“76号”并无“短兵相接”，没有借口；二是一些重要人物不断地在为张小通求情、疏通，情面上难以交代；三是当时“76号”的杀人批准权还在丁默邨手里，他也不会同意的。

为了达到置张于死地的目的，李士群便将张小通秘密押解至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行动科，密令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苏成德将张小通处死。苏成德等人将张小通押至中央路大树根“76号”行动科办公地点，在苏成德策划下，特务们先给张小通吃了砒霜，可能因为药放得少了，张乱跌乱撞，却死不了。于是又用绳子将他勒死，再用刀肢解为数块，放入一个坛子里，倒入硝镪水，毁尸灭迹。最后，将坛子埋在玄武门内中央路大树根“76号”房的后墙脚之下。

当时丁默邨等人只知道张小通被押解到南京去了，直到一年多以后，方才知道他早已成了鬼魂。原来，李士群千方百计地阻止丁默邨的人进入“76号”，目的就是打击丁默邨，巩固自己的地位。

1940年初，汪伪“还都”前夕，围绕着伪“警政部部长”的席位，丁、李冲突发展到了白热化。根据1939年5月丁默邨、李士群与汪精卫的约定，汪伪政权的警政部部长一席，由“76号”头目担任。汪精卫原先内定丁默邨担任伪警政部部长，李士群担任政务次长。丁得意扬扬，以为自己既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又兼汪伪行政院警政部部长，集民运、特务、警察三位于一体，可以完全压倒李士群了。但李士群并不示弱，他先挤掉了丁默邨的伪特工总部主任一职，接着又公开反对丁默邨兼任伪警政部部长，要求由他担任此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酿成汪伪政权建立过程中，人事安排上的一次重大危机。

丁李之争闹到最后，变成“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最后由周佛海以伪特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兼任伪警政部部长，李士群任伪政务次长。1939年底，丁默邨被排挤出了“76号”，搬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家隔壁。很快，“76号”成了李士群的一统天下。

丁默邨被李士群踢出了伪特工总部，后调任伪社会部部长，1941年9月任伪交通部部长，1943年又任伪社会福利部部长；1945年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兼伪驻杭绥靖主任。

日本投降前，丁默邨与陈立夫联系，表示要效忠中央。陈立夫知道戴笠恨透了丁默邨，所以特别要丁和戴笠取得联络，电报由戴笠的电台转给陈立夫，这样戴笠他们也了解这段事的接洽经过，否则“76号”对军统欠下的血债，戴是不会放过他的。

既然陈立夫与丁默邨有约，而且戴笠飞机失事摔死以后，周佛海、丁默邨也被押回南京，丁默邨又去走陈立夫的门路。陈立夫暗示：“汉奸是不能放出来的，但如果有病可以假释。”

丁默邨有肺结核，在白公馆时，只见他成天忙的一件事是自己涂改药方，反复查看后将方子交给负责看守的谭正龙副官，让他派手下满街跑药店抓药。等到把药送到，他又立即回房关门，将买来的药包打开，时而摊开一包中药细细拨弄、分辨，时而捧起另一包送到鼻前反复闻嗅，时而干脆手捻少许送入口中品咂，活似一个药材检验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1946年9月16日，白公馆早餐提前。饭后汽车将周佛海、丁默邨等众奸送往机场登机。10时起飞，下午1时在武昌稍作停留，3时左右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丁默邨从舷窗往外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机场上警察林立，便衣特工巡弋，记者拥挤了一群。

舱门一开，肩佩少将军衔的军统人员脸色呆板地登上飞机，以命令口吻指示众奸一一下机。丁默邨紧随周佛海之后，下机后立即被记者抢拍了几个镜头，随后被两名警察左右挟持，塞入轿车，直驶宁海路军统局看守所。等谭正龙副官带人将行李用卡车送到宁海路，众奸已处于被戒之中。后来谭副官回忆：“周佛海握着我的手流泪，丁默邨哭得更伤心……上峰交给我看管大汉奸的公差，到此就算结束了。”

正好有一天他说肺结核病犯了，要保外去看医生，上下一打点，居然真的从看守所里出来，心情高兴，顺便游览了玄武湖，在水上荡舟。恰巧碰到《中央日报》的记者，这位记者发现了丁默邨，他回去后便在报上报道了一个消息：“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介石看到以后，立即打电话让陈立夫去见他，劈头就问：“丁默邨为什么跑出监狱呢？”

陈立夫说：“待我查明事情真相后向委座报告。”于是他问了一圈，才向蒋介石说明丁默邨因为患病，监狱才准他外出治病，不知道他为何去游览玄武湖。蒋介石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能游玄武湖呢？共产党骂我们包庇汉奸，像丁默邨这样的汉奸怎能包庇？应予枪毙！”

陈立夫又向蒋介石求情，希望永远监禁不要枪毙他，但是蒋没有答应陈的请求。不得已，陈立夫只好派员告诉丁默邨说：“我已没有办法救你了，我虽然向你担保过，可是你自己不好，为什么要逍遥玄武湖呢？”丁默邨被处决前写了一封信给陈立夫，信上说：我很感激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所以陈立夫说是《中央日报》的记者害了他。

其实，中国有句古话：“天作孽尤可活，人作孽不可活。”其实在法庭上向丁默邨讨还血债的还另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