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与汪精卫对跪

公馆派仍不罢休，借口梅思平的“手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搞得梅思平以退为进，向汪精卫大掼乌纱帽，要撂挑子辞职不干了。为此，汪精卫还给梅思平写了一封慰留信，两人又面对面跪着谢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43年4月，上海中储券发行额每月递增超过10亿元，导致通货膨胀。上海、南京等地出现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的风潮，引起物价普遍上涨。

日军强烈要求汪伪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清查和打击商品囤积和投机活动。但是，商品囤积、投机活动的参与者，很多是汪伪集团的军政要员，于是引起了一场内部斗争的轩然大波。当时由公馆派核心人物、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出面，借机攻击伪实业部出卖经济信息，纵容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汪伪立法院、检察院也要求进行彻查。矛头直指梅思平。汪精卫耳根子软，听信公馆派一面之词，说：“查出来的大投机商，要枪毙两个。”

于是梅思平以攻为守，向汪伪最高国防会议提案，要求明令派员彻查上海投机、囤积和扰乱金融的风潮。伪行政院根据伪最高国防会议指令，派出四大要员手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进行查处。果然发现有十几家从事黄金、棉纱布、股票等投机囤积的大户，确有几家与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有直接关系，还有几家的后台老板却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与梅思平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使得调查人员十分为难，又不便向汪精卫据实汇报，只好交由当时兼任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处理。陈公博只处分了一两个无名的不法商户就不了了之。

这样一来，梅思平愤愤不平，向汪精卫要求处理幕后人物，否则就辞职不干。汪精卫在老婆的唆使下，表示梅思平不干就不干吧。此时周佛海也对梅思平感到不满，因为梅思平也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对周佛海也不买账。周佛海日记中是这样说的：“对思平辞职力主挽留。盖思平对余不起之处甚多，本可袖手旁观，但为顾全大局，仍力为之后盾。明知其将来仍有对余进攻之时，余不顾也。其为人多疑多忌，实不易欤，为大局计，忍之而已……”此日记所言，证明周佛海对梅思平的多疑多忌性格和为人处世的不满。由于周佛海等在汪伪集团中属于外来户，如果再内讧，更加势单力薄，于是还得帮其一把。

在出席伪行政院会议后，周佛海避开陈璧君等人，请汪精卫到小客厅，劝说汪精卫慰留梅思平，请将其辞呈退回。汪精卫却不肯。周佛海说，如果批准梅思平辞职，就会助长李士群一派的气焰。汪精卫一听不无道理，但为了要面子，把梅思平的辞职书退还给周佛海，又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梅思平，让他回来。梅思平见周佛海搬了梯子，立即下来，回到南京后，得理不饶人，在伪国防会议上提出“囤积居奇治罪条例”，要求表决通过，却遭到公馆派顾宝衡的坚决反对。

顾宝衡为什么要反对治罪条例呢？原来，他指使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正在强收大米，囤积居奇，坐待涨价。此事，梅思平略有耳闻，他是有针对性的。

梅思平发言说，“治罪条例”如果通不过，我还是要辞职的，并挑明要揭开公馆派是不法商人的后台老板。这样一来，捅了马蜂窝，触怒了汪精卫一伙的利益，汪精卫说：你辞职吧，我批准了。散会后，周佛海陪汪精卫到客厅，进行劝说。这时梅思平到了，“跪地大哭，请求辞职”。汪精卫害怕得罪周佛海一派，无奈之下也双膝跪下了，表示道歉。周佛海开始去搀扶梅思平，还没拉起来，又见汪精卫也跪了，扔下梅思平又去搀扶汪精卫。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还得依靠周佛海、梅思平等实力派，只能放下身段，给梅思平写了一封慰留信。

梅思平的第四条原本就是以退为进，他根本不想，也不可能辞职。有了汪精卫的慰留信，就借坡下驴，表示不再辞职了。

因梅思平在伪实业部部长任上屡与公馆派发生冲突，1943年9月调任伪内政部部长。但公馆派与馆外派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

10月13日，夜幕笼罩下的徐州城，随着汽笛声骤然响起，一列满载着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货车徐徐驶入徐州站。火车刚刚停稳，一个日军少佐接过运粮官手中的“特殊搬运证”，进车厢进行查验。所谓“特殊搬运证”就是粮食准运证，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并实施的“清乡地区米粮封锁暂行办法”规定：凡“清乡”区内的一切粮食运至外地时必须持有“特殊搬运证”。

在检查中，日军发现在成麻袋的糙米下面，竟藏有大量白米，可“搬运证”上却明明写着是糙米。少佐当即下令扣留货车，并报请南京日军军部调查。由此，一起牵动日军神经的特大粮食贪污案浮出水面，引起了侵华日军最高顾问部的重视，伪中央政府不得不予以严办，专门成立了“特别法庭”以审理该案。此案的首犯是伪江苏省粮食局局长与苏南米粮采购办事处处长勾结，背后的后台竟是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和次长周乃文。他们在苏州、无锡、常州、松江、太仓一带的米粮采购业务，用先付款不提货的方法，坐等粮食涨价，再以最高价进行结算。不法奸商勾结汪伪粮食部高官，在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使得粮价日益上涨，老百姓怨声四起。伪粮食部向粮商们解释说，大部分粮食都被作为军粮供应皇军进行圣战了。同时打着为日军代办军米的旗号，在市面上抢购大米，并封存粮商的粮库，再将这些大米转运到北平，在糙米中夹带好米，以图再大发横财，这才导致了徐州火车站的粮食贪污案案发。1944年3月8日，顾宝衡被日本宪兵逮捕，并免职。

当时日本顾问愤怒地表示，要将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和次长周乃文统统枪毙，为什么会这样呢？日军也不愿意替汪伪背黑锅，于是才发狠要枪毙顾宝衡和周乃文。最后经伪最高法院审理，汪伪政府粮食部部长顾宝衡、次长周乃文被法庭判处死刑。经呈请汪精卫核示，特予赦减，各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所得巨额赃款均予没收。

然而，公馆派与梅思平的斗争还在继续。1944年4月，一直由日方控制的鸦片专门机构“宏济善堂”在梅思平的多次交涉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由伪内政部接收，梅思平在伪内政部设立伪禁烟总局，宣布分期禁绝鸦片。

其实伪府许多机构的经费，都要仰仗烟税来贴补开支，因此这“鸦片公卖”权力，就成为群奸逐鹿的对象。禁烟总局成立时，梅思平选定心腹部下章骏任伪禁烟局局长。

在会计处处长的人选上，伪内政部次长袁愈佺（公馆派）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孙某为处长，由于怕梅思平反对，事先征得伪主席陈公博同意。而梅思平调自己的亲信顾某走马上任。于是在伪局上演了一出真假“双包案”，都拿着部发的派令，各不相让。章骏急忙打电话给梅思平，梅思平在电话中声色俱厉，告诫顾某绝不后退。孙某也将情况告知袁愈佺，袁向陈公博请示办法，陈公博为顾全大局，令袁将孙某叫回，另派新职。袁愈佺千方百计地搜集了伪禁烟总局内部贪污腐败的证据，不断向陈公博告密。

当时上海共有土行大牌照（批发）五十二家，小牌照（零售）二百余家，由行业工会管理。伪局以限期禁烟为名，取消所有大小土行“燕子窝”的牌照，重发新照，谕告烟民办理登记，发给执照，注明吸量，逐步减少，以三年为期戒绝烟瘾。

共发大牌照十五张，小牌照一百二十八张，表示符合“逐步禁绝”的原则，土行老板自然不敢反对。伪局方又通知凡停业土行可以申请核准，须付给保证金大牌照一百万伪币，小牌照五十万伪币。土行老板纷纷都缴纳了保证金。谁知这十五张大牌照，早已暗中内定，局方留下五张，前“宏济善堂”盛老三等分配五张，其余“特业公会”的就只有五张。土商们打听到局方五张大牌照原来是由伪代主席陈公博，伪内政部部长梅思平、次长袁愈佺，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章骏各领一张，交给他们的亲戚出面经营。堂堂主席、部长竟与烟棍争利，这就引起了大小土商的公愤，组织了大批请愿队伍开到北四川路1286号伪禁烟总局办公室，吓得章骏连忙从局长室后窗偷偷溜走。后经部属委婉说明这五张大牌照绝对不能更动，所有原大牌照五十二家，保证发给小牌照，剩下的以抽签方法决定，这样牌照才得到解决。

伪禁烟总局按月配给土行烟土，章骏在烟土配方上大做文章，配给的烟土分量不足，又掺了几成代用品，到了烟民手中就大为变质。章骏还买进一批川沙、南汇土产的土浆，硬要配给土商。这土浆成色好看，实质非常低劣，简直不堪入口。当总务处配给到土行时，遭到拒绝。章骏恼羞成怒，声言如拒绝派货，则以后老北口及西土，亦将停止配给。这种蛮横做法，自然激起了土商的反抗，于是由陈公博、林柏生、袁愈佺三人所开设的土行老板带头，组织土商到南京请愿。

袁愈佺一看机会来了，一面草拟了一个改组伪禁烟总局的计划，一面请示陈公博发出扣留会计处处长顾某、彻查账目的命令。袁愈佺这一招，使梅思平惊惶失措。谁知隔了几天，当伪国防会议举行常会时，陈公博更干脆，提出将伪禁烟总局撤销，另在伪军委会名下设立伪禁烟总监署，由陈公博自兼总监，袁愈佺为副监，章骏着即撤职。梅思平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言不发，暗记在心。

1945年5月的某一天，又逢伪国防会议例会，这次陈公博提出由林柏生出任伪安徽省省长，梅思平开始发难，说：伪安徽省省长人人可去，独有林柏生不能去。因为林柏生曾发动了伪青少年团举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怎么又派他到种烟的省份去当省长，这不是侮辱林的人格了吗？这一席话，居然博得与会者的喝彩，搞得陈公博大发雷霆，拍案坚持要通过这一提议，林柏生的伪省长几乎当不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政府开会商议解散。梅思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准备去找陈公博想办法，不料陈公博等人跑了，不见踪影。此时，一位叫许耀洲的人出现了，向梅思平献上一计，让梅思平听了连连点头，眉开眼笑。这个许耀洲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所献的是什么妙计，能让梅思平转危为安、乱中取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