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人生就是八圈麻将”

周佛海犹豫不决。他深知蒋介石是个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不敢轻易答应去重庆，那戴笠用什么办法让周佛海就范？

戴笠老奸巨猾，只使用了一招，周佛海就范了。哪一招呢？即兄弟牌。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戴笠与周佛海都是1897年5月底出生，戴笠比周佛海早生一天，为兄。这两人早年家境都不好，父亲死得早，母亲吃尽苦头，因此都是孝子。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日之后，戴笠将周母和其岳父扣为人质，软禁在贵州息烽监狱之中，以此要挟周佛海为军统工作。

1945年6月25日，周母在贵阳医院病逝。戴笠亲自料理后事，披麻戴孝，充当孝子，并特意拍了几张跪在周母墓前哀痛欲绝的作秀照片。

戴笠拿出给周佛海母亲治丧的照片后，还用手绢擦擦眼角，吸吸鼻子。周佛海心理防线垮了，流着泪说：“今生以雨农为兄，万幸矣，弟今后一切听兄的！”

戴笠拍胸脯道：“为兄亲自送吾弟去重庆，保证万无一失。”

正因为有戴笠的担保，1945年９月30日清晨，周佛海与丁默邨等5人，在上海引翔港机场登上飞机，飞往重庆，去向蒋介石当面谢罪。

那么，周佛海能不能见到蒋介石？蒋介石会怎么处置他呢？

当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后，戴笠这才告诉周佛海：“委座去西昌了，过几天才能回来。这样吧，你安心等几天。如果寂寞，过两天我把嫂夫人接过来。”

戴笠果然没有食言。几天后，周妻杨淑慧携儿子周幼海于10月4日乘专机来渝，与周佛海同住进歌乐山松林坡的白公馆，此处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房宅，别号“香山别墅”。一家人在异乡团圆，倒也其乐融融。

周佛海天天盼蒋介石召见，戴笠却以种种借口说委员长日理万机无法相见，后来干脆不再来见周佛海。其实，蒋介石根本就不会接见周佛海，一是他痛恨周佛海对他不忠，不能容忍背叛他的人；二是他完全是实用主义者，目的达到了，自然就不会再理睬周佛海；三是蒋介石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周佛海有请罪的举动，完全是军统的诱捕之计。

周佛海虽然没能如愿以偿地向蒋介石当面谢罪，但是在全国舆论都要求惩办汉奸的形势下，躲在世外桃源之中，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也不失一种被保护。而且在戴笠的安排下，周佛海等人在别墅中被“待之如上宾”，每顿饭六菜一汤，平日周佛海总躺在床上读读佛经、看看闲书解闷。其妻杨淑慧与丁默邨等人成天打麻将，噼里啪啦，搓得直响。有时杨淑慧输了钱就不高兴，周佛海也过去打两圈。别看他不精于此道，胡吃乱碰，也能取胜，从中也悟出不少真谛，他在日记中有如下感慨：“深感八圈牌中表示人之一生，人之一生，得失沉浮，悲欢离合，均受命运的支配。予常以打麻将譬之，麻将之胜负，固决于技术巧拙，精神之强弱，但根本必系于手气。所谓手气即命运也。故有初学者常战胜，手气也；有先胜后负者，有先负后胜者，亦手气也。”

因此，他也觉得自己的命运不济，该走背字了。前途茫茫，吉凶祸福毫无把握。某天，杨淑慧提出要回上海，被军统特务当即阻止。周佛海这才知道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已成为人质，暗暗叫苦，但一想到只要戴笠在，就不会有大问题。他把自己的后半生全押在戴笠的身上。

很快，这场人生的“八圈麻将”他就输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

1946年3月的一天，周佛海独自凭栏。一个军统特务匆忙上得楼来，递给他一张《中央日报》。周佛海接过报纸一看，顿时浑身颤抖，惊得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报上的一则消息是这样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于本月十七日自青岛飞京途中，失事殉职。

周佛海哭了，为了戴笠，更为他自己而号啕。他在日记中写道：

“……三月中旬忽阅报，谓雨农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止。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隐忧也……雨农死，我也完了！”

果然，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报纸登载了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等汪伪政权主要分子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的消息。

同年6月上旬，噩耗又一次飞进了白公馆的高墙，《中央日报》一条通栏黑体标题赫然醒目——“巨奸陈公博在苏州伏法”，周佛海看得目瞪口呆。紧接着8月下旬，三号大汉奸褚民谊也被枪毙了。接下来，自己的命运又如何？周佛海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

怕什么来什么，果然，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开始拿周佛海开刀了，决定先从周妻杨淑慧身上做文章。一天，军统局负责人来看周佛海夫妇，满面春风地说：“给周先生和嫂夫人道喜。”周佛海问：“戴罪之身，喜从何来？”负责人说：“奉毛局长手谕，嫂夫人可以回上海了。”这个消息的确出乎意料，周佛海拿不定主意，但杨淑慧认为出去以后可以找些关系救周佛海出来，于是她在特务“护送”下先回上海。

谁知军统特务一下飞机直接押杨淑慧回家，让她交出周佛海藏匿的财产。杨淑慧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军统特务只得将杨淑慧和女儿慧海抓了起来。几天后，军统将慧海放回家，让其给周佛海写信，劝其父与军统合作，拿钱赎命。这一下，周佛海才搞懂了毛人凤的真正目的，是要他的钱，一旦“榨”出了钱，再将他移交法院，要他的命。一着急上火，周佛海心脏病犯了。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周佛海强撑病体，给毛人凤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财产并不像外间传的那么邪乎，已经付给戴老板不少，现在“拟将所有财产贡献国家”，希望军统局放了他的老婆与女儿。他又给杨淑慧写信，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看得开一些。杨淑慧接到周佛海的信后，忍痛将几处房产、几辆汽车以及一些金条和首饰交了出来。不料，军统认为还大有潜力，继续要“榨”出油来。这一下彻底激怒了杨淑慧，她将一枚金戒指吞到肚里，以死抗争，幸亏发现及时，救了过来。毛人凤也怕弄出人命，只得将杨淑慧母女放了。

军统局榨取了周佛海的财产后，决定派专机将周佛海等人押解至南京，移交首都高等法院。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等人被押回南京，关进宁海路看守所。10月上旬，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起诉了周佛海，罪名为“通谋敌国，危害本国”。周佛海对所犯罪行写了答辩，并请来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做自己的辩护人。

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替一个大汉奸辩护呢？原来章士钊与周佛海的岳父杨卓茂是湖南老乡，又是发小，有这层关系在，充当周佛海的辩护律师也是义不容辞。

这场审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等待周佛海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1946年11月2日，南京的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公开审判周佛海。这天上午9时20分，周佛海在法警的押解下到达法庭，此时已是人声嘈杂，人头攒动，里里外外挤满了旁听者，约一万人。检察官陈绳祖宣读起诉书，周佛海的犯罪证据和所犯法条如下：

一、背叛中枢，破坏全面抗战；二、秘密媾和，共同组织伪国民政府；三、总揽经济大权，滥发纸币，扰乱金融；四、总揽军政大权，签订卖国条约，允许日本在蒙疆、华北驻兵，承认伪满洲国，破坏我国领土完整等。

最后，检察官说：“总之，被告各种辩述均属狡辩，希图免于刑罚，然危国殃民罪甚重大，应请依法判决。”

如果按此等罪状判决，确实十恶不赦，随便哪一条就能判处周佛海的死刑。周佛海认罪吗？

审判长赵琛问周佛海：“检察官的起诉书听到了吗？你现在可以辩论。”

剧情在此时发生了反转。周佛海不但说自己无罪，甚至还丑表功，自称干了很多不利于敌国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佛海答辩如下数点：

一、起诉书内载被告“总揽军政、经济大权”，这句话未免太看重被告了。被告不但无总揽之权，连行政权都没有。行政院副院长不过空名，副院长连副署之权都无……军事委员会开会，被告从未出席，请查开会记录。

二、伪上海市市长是掌握大权的，但是，被告出任伪上海市市长是得到中央同意的，戴笠局长来电说中央同意“蒋信”任伪上海市市长，蒋信是中央替被告起的化名。有信函可证明。

三、起诉书内载被告仰承敌之意旨，供给敌物资。这是不是事实？被告五年在京，从未仰承敌人，总是尽量破坏敌人的计略。本来敌军收买物资是独断独行的，我们设立物资委员会后，敌军收买物资的价格、数量、种类、时间、办法都要受到限制，我们则能改就改、能拖就拖，有时筹办军需急如星火，我们则有意拖延，搞得日军恨之入骨。

四、伪府成立不但没有加强敌方战斗力，反而使敌方碍手碍脚，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日本人都称被告为抗日分子。

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告五年之间表面为伪政府效力而实在全为中央政府效力，被告今日之罪在“通谋敌国，危害本国”，而在当时恰为相反，为通谋本国，危害敌国。

六、发行中储券是抵制日本军票，日本军票无限制发行，控制了金融，操纵物价，所以发行中储券，而且中储券发行有准备金黄金16吨、美金300万元、白银30万两。这才制止了日本军票的使用，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周佛海接着丑表功如下：

为协助抗战，有六大功劳：1.设置秘密电台；2.探送情报，指示美机炸日本仓库、军营；3.布置军事准备反攻，把伪军布防到东南沿海，策应美军登陆；4.接济营救中央工作人员，像上海市特派员马元放、吴开先、李明扬、蒋伯诚，还有军统一批人都是被告亲自保释出狱的；5.诛除奸伪，按戴笠指示设计杀死李士群；6.保卫上海，抗战胜利后以总司令的身份维护治安，配合国军接收。

周佛海说：“敌军都称被告‘和平主义者’‘抗日分子’。戴笠曾二次电告程克祥，叫被告小心，此可调查。故被告与敌斗争，中央是知道的，目的虽未达，但已尽了力量。此乃事实。”

接着，著名大律师章士钊站起来进行辩论，他的辩护也很给力，其策略是用军统局之矛攻军统局之盾。章士钊首先指出，军统局不承认周佛海有输诚之事，但是有程克祥的电报就是最好证明。法庭认为被告不尽力为军统工作，被告工作本身是间谍，要敷衍日本人，所以必须两方兼顾。其次，被告历任伪政府要职是事实，但他利用职务之便，保释出被俘人员数十人，证明他是为中央政府工作的。最后，1943年1月8日，程克祥带回戴笠给周佛海的亲笔信，里面说元首（即蒋介石）已批准了周佛海的自首，另外还有被告使用化名“蒋信”等，就证明被告是为军统工作的。章士钊强调：被告是主动自首和协助抗战的，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他拿出1944年程克祥带回的戴笠亲笔函，上面有：“已经呈准令其戴罪图功，准予自首，并指示工作方针。”1945年1月，戴笠给周佛海“中央同意蒋信兄任上海伪市长”的电报，以及日本投降时戴笠给周佛海的电报，证明被告的确奉令出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等，事实俱在。这难道不是被告在为中央秘密工作吗？他有力地驳斥了军统局不承认周佛海的自首行为，从而要求法庭减轻周佛海汉奸罪行，予以宽大。

周佛海认为辩护结果对他有利，同时他对蒋介石是抱有幻想的，认为蒋介石不会对他赶尽杀绝。抱着这种心情，5天以后，即11月7日是决定他生死命运的关键日子。

这天下午，首都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对周佛海汉奸案进行判决。审判长宣布：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周佛海大声叫嚷：“我不服，我还要上诉！”

为什么审判结果会这样呢？原来，蒋介石得知法庭辩论的详情之后，大发雷霆，骂道：“周佛海可耻，十恶不赦；章士钊可恨，巧言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