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王复生：今后种种譬如昨日生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名发起人之一、国内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

1919年5月，23岁的北京大学法国文学系学生王濡廷，在北京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这次经历，使王濡廷在思想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欲于世界上创造一块清白干净之土以自托，实有所不能也”的想法，毅然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昨日生”之意，改名“复生”，决心“作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

改名后的王濡廷以王复生之名，用思想和行动践行了一生追求的理想，于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王有德、刘静仁、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李骏、杨人杞、李梅羹等18人在北京中央公园聚会，筹备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19名发起人之一），并任法文翻译组组长，专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11月，王复生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员之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随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云南第一位共产党员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王复生，1896年生，云南祥云人，原名王濡廷，字涵万，化名甄海、振海等。1916年于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参加云南选送北京的学生考试，1917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19年升入北京大学法国文学系。在学生时代，他以知识救国的理想为鼓舞，广泛涉猎了大批东西方学术思想论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东西方文艺理论思想的见解颇有精到之处。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近读《元曲选》，觉吾国文学思想观念与彼方（指西方）大异，西洋思想固应当积极介绍灌输入国内学术界，而本国思想学术不容一笔抹煞，大有推阐之必要。”其对法国文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曾写道：“真即美即善，文学技术高妙处，在人人心中共有之境界，他人不能道之，而吾能以极平常字句，极简单之语言表而出之，使他人一目豁然，不奋若自己出。”在北大时，他曾将日本伊吕波歌译成法文，并花费较多精力翻译《世界家庭之生命》，交邓中夏在刊物上连载。“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涌入了众多西方思想学说，在北大兼容并包、倡导自由的环境下，像当时许多进步的优秀青年一样，他面对众多错综繁杂的思想学说，充满了学习的热情，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北大期间，王复生与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交往至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0年初，在北大结识了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二人多次一起热烈讨论时局与救国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访毛润之言：湘人于张敬尧誓不两立，然苟欲吴佩孚督湘，湘人想象之事，实或可减少痛苦？然为新文化运动计，则宁取张敬尧呵斥吴氏，盖张敬尧，量不学无识，其于新文化；但知其不利于已，小好而已，而其不好与好之何在？同惜然也。亦无术代以新文化以补之旧文化。吴佩孚思想顽固，苟其实行排斥新文扎，必以固旧之思想文化代之。湘人脑力上所受之痛苦，更可痛矣！与吾同意。”同年2月18日，与辅社成员一道，为毛泽东回湘饯行。

王复生在北京期间，不忘家乡云南，不断向自己的家乡宣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向胞弟王德三等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参与组织领导云南旅京进步青年组织，成为王德三等数位后来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的引路人。1921年4月，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在会上与邓中夏、罗章龙、王有德等7人一起当选为“五一”运动委员会委员，参与策划和组织长辛店“五一”工人运动。1921年7月后，奔走于京津唐等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之中，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重要骨干之一。

1922年被派往陕西咸林中学任教，在校组织“青年励志社”“学生体育会”等，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宣传。1923年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消息传到咸林，王复生发起了学校师生悼念“二七惨案”牺牲烈士、声讨帝国主义的活动大会，组织师生演讲团下乡开展宣传活动，同时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为后来陕西渭南等地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夏回北京大学，后参与发起“云南革新社”。1925年8月，被党组织派往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称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2月回北京。1926年3月“云南革新社”改为“新滇社”，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王复生起草《滇新社为三·一八流血宣言》并撰写了《三·一八流血的代价》等文章。

1926年4月末以“新滇社”名义组织云南籍进步青年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接受大革命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同时进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部工作。在广州期间，撰写了《告云南青年朋友》一文，发表在进步刊物《铁花》第六期，同时与陈延年、张伯简、杨青田、王德三等分析探讨云南的情况与联合“倒唐”事宜。1927年春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云南，组织和策划“倒唐”社会舆论，通过胡若愚、张汝骥身边的秘书长郭子谦、高参高竹章的关系联络云南四大镇守使策划“倒唐”活动。云南“二六”政变后主持召开了在滇国民党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担任省党部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出狱后于同年秋末赴上海。1928年被党中央派往东北，改名王甄海，报籍贵州，在哈尔滨三中任教，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因参与发动学生运动，转移到齐齐哈尔任《民报》主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展与抗日武装力量马占山部的联络工作，奔走于黑河、三江口一带，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和远东第三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帮助马占山部解决了粮食和武器等问题。马占山部抗日失败后，回到齐齐哈尔，继续秘密从事抗日工作。1934年任伪满龙江省（1934年伪满设置的十四省之一，省会齐齐哈尔）《民报》社长兼总编辑，利用报刊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并组织读书会、同仁会、人生改善会、经济研究会等团体，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发展党员20多人。同时对伪满官员、部队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期间与国民党党员、伪满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王宾章密切联络，取得其对中共齐齐哈尔地下组织的大力支持和援助。王复生充分利用伪满龙江省机关报社长、总编辑身份，多次搜集情报，为东北抗日联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6月11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在大范围内亲自指挥大检举、大搜捕计划，发出逮捕令，决定于6月13日下午3时后，以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三地为中心，对共产党员、爱国人士进行大逮捕，致命性打击中共地下组织。1936年6月13日，日伪对龙江省《民报》社和相关机构、组织等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大逮捕，王复生、阎达生（《民报》编辑）、刘大川（《民报》翻译）等数十人不幸被捕，这便是震惊东北的“六一三事件”。之后，又逮捕了上百名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化名王甄海的王复生与伪满龙江省教育厅厅长王宾章（1931年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成为“六一三”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被日特机关列为伪满龙江省的头等反日要犯，被重点审讯。王宾章在被捕后的7月26日趁监管的日本宪兵不备抢枪自杀。王复生入狱后，铁骨铮铮，在日寇对其残酷刑讯近20次中宁死不屈，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誓言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面对日寇。8月15日伪满军事法院宣判王复生、金剑啸、麻秉钧、闫达生、王柱华5人死刑，王复生壮烈牺牲，年仅40岁。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王复生奔走于云南、北京、陕西和黑龙江等地。面对酷刑，他严守党的机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保持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自我牺牲精神。

——新华社评